唯名与器，不可假人——《资治通鉴》随笔（1）

自幼对历史类的知识有一点兴趣，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改变。2013年入手了一套《资治通鉴》，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多，好歹也读了一百多卷。然而回头看看，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知识确实多了一点，但是对于“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却一直没有理解。读史固然可以让人增长见识，而那些帝王将相建功立业的事迹，怎么就能让一个读者效仿呢？形势不同，平台不够，这种条件那种因素的改变，同样的处事方式，却往往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些智者的谏言，往往也会因其自身局限而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纵使记住了一两句警世良言，往往也像一句简单的话语所描述的那样：道理我都懂，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史书，由众多鲜活的事例构成，当做故事去看，往往是只记住一些片段，想要明智，恐怕还是要像古人说的那样：不动笔墨不读书。所以我决定将《资治通鉴》这本书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当然还是观其大略，但是这一次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大事大篇幅讨论，小事小篇幅讨论，零散的事情凑够一定篇幅再集中讨论。很不幸的是，《资治通鉴》第一条记录就是一个大新闻。没有存在感的周王，在第一条记录里一下子封了三个诸侯。这件事上承晋国六卿内乱，下接战国七雄并立。这个时代很微妙，再往上写就是《春秋》的内容了，而再往下写就会错过各国的变法狂潮。司马光选了这么一个时期，其实是想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期，固有的礼法维系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再有约束力。

第一条记录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司马光的评论，著名的“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的论断就出自这一段评论。司马光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由此表示“名分”是最重要的，变法是要不得的，王安石是不对的。“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这是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一切因袭成例，只要社会稳定，发展停滞，统治者就不需要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也就不用劳心劳神，达到历代统治者都向往的“垂拱而治”的状态。而“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社会的稳定结构一旦被打破，被统治阶级不再甘于被奴役，天下就乱了，谁的拳头大，见识广，谁就可以去开辟自己的基业，不再服从统治阶级的安排。看看现在的企业家，经济问题解决了就开始寻求话语权，这是人性的自然规律。封建的统治不能顺应这种规律，所以只能靠礼法给百姓洗脑，而先进的统治理念，必然是顺应人性的基本规律，同时还要将能力与责任挂钩，有多大的“智力”，就承担多大的责任，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都能够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

中国封建时代的幸运与不幸全在于礼法二字深入人心，这样就足以维系政权的稳定。幸运是统一的政权得以维系，而不幸的是社会的发展往往就停滞不前，因而也就无法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一到内忧外患的时期就缺乏改革担当与魄力。所以宋朝面对强势的游牧民族无计可施，进退失据；而明朝应对内乱和外寇的夹击也鲜少作为。清朝的新形势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导致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的很多人愿意把中国的百年屈辱史全部加到满清统治者头上，但是在我看来，即使统治者换成崖山之前的赵家，明亡之前的朱家，他们的处理方式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变革是需要勇气的，创业时期变革成本小，百姓经历过苦难，容易接受变革失利的风险；稳定时期，百姓本来安居乐业，变革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本，引起反弹也是必然。没有产业的人最不会反对改革，反正生活不会变化；有产业的人会将产业归功于祖上积德，拒绝承担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

司马光的论述还反映了一种思维：枪打出头鸟。固有的礼法面前，谁敢率先跳出来反对，往往是引来旧制度的强力反弹，所以即使有人不满现状，也只能顺应形势，不敢一下子冲上前面踹旧制度一脚。这种思维，成了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