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芳华
前段时间的电影《芳华》一直被娱乐媒体热炒，影评排山倒海喧哗不息，各种感慨，追忆，反思，对历史、人性的诘问一片哗然。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青春印记，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他人感慨之余，我感念母亲的青春，芳华正好的年份。岁月蹉跎。
母亲的芳华
自己成家后忙工作生活，一地鸡毛，焦头烂额，所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相聚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在交流中关爱彼此，分享快乐，分担忧愁。
一起的时，我们边做家务边聊天，似乎没什么主题，如闺蜜般，交流各自的近况，说说亲朋好友情形，再八卦一下最近见闻，或我做一道新学的菜品让家人们试吃，顺便显摆手艺……。思维跳跃，话题忽远忽近，信马由缰，但每个话题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彼此饶有兴致，听的津津有味，还不时讲自己的观点，呼出感慨。
母亲是四九年生人，经历过几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起起伏伏的经历使她阅尽人事间沧桑，但依然热爱生活。每一个话题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有母亲的影子，每一段经历都有母亲的心路历程。因此我也更理解现母亲。
我好奇，想了解母亲的一切，甚至婚姻。母亲先是嗔怪我说话没大没小，随即略带羞涩地娓娓道出。
母亲有兄弟姊妹六人，她是老五，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家里都是张口吃饭的，少干活的，父母的精力都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上学，母亲初小念完就回家参加劳动，同大姐和外婆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家，外公则在另一处工作，每周回家一次。
五六十年代，农村生产力低下，生活困顿，举足维艰。外婆家劳动所得的口粮都不够吃，粗细粮搭配，得计划着吃，所谓“忙时吃稠，闲时吃稀”，有时上顿接不上下顿，家里的粮食一部分仅着供应给上学的哥哥姐姐，母亲和家里的人多数都吃粗粮或瓜菜代饭；生活物资匮乏，孩子们穿的衣裤，都是父母穿旧或穿破的衣物拆洗后翻过里面儿，买染色剂漂染后再给孩子们裁剪缝制，着装基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织物的色彩以黑、蓝、灰为主调。两个姐姐不能穿的衣服，经外婆改合身后母亲再穿。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服，那都是靠平时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钱和布票买棉花布料，缝制出的。
当时的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孩子头发上常长虱子，且很难清除干净。母亲也不例外，外婆常用篦梳帮着清理头发上的虱子，甚至为此剪短头发，但这类寄生虫繁殖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之势。春季，给地里撒农药“六六粉”时，外婆抓了一把撒到母亲的头发上，又用头巾包裹住，要把虱子杀死。结果到下午，母亲中毒了，脸部红肿，头部肿大，晕倒在田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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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过着“低标准”的生活，每人每月平均供应粮食不足二十斤（十斤稻子碾出六斤米），物资全部凭票证供应，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人们把树皮、榆树、野菜 与麸子、玉米渣、玉米芯磨成的粉和蒸着吃，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村里甚至有人饿极了，偷着吃饿死抛尸荒野的幼孩。母亲现在还记着茄子叶拌着麸皮麦糠捏成窝头蒸熟吃，涩涩的，难以下咽，食用后造成排泄困难，也有人为此丧命黄泉。
父亲在六二年高小毕业后，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有热心人给他说媳妇，是另一个生产队外婆家的二女儿，也是高小毕业，但父亲没看上，嫌老二单薄，性格懦弱，干农活也不行。有一年插秧时节，生产队组织人忙着插秧，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顷刻间暴雨倾盆，所有人都提着鞋子顶着衣服跑着去避雨，而二姑娘却吓得不知所措，站在原地哭的稀哩哗啦，最后还是一块干活的小伙伴冒雨把她给拉走的，这事都被传为笑话，自此，二姑娘有了一个绰号“二乏人”。
其实，父亲看上了初小毕业的妹妹——长相出众的母亲：大花眼睛圆脸盘，肩后甩着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身体健康，善良敦厚，性子刚烈泼辣，手脚麻利，做家务干农活是把好手。
于是请人说媒。当时，父亲家庭成份好，是又红又专的贫农，爷爷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母亲的家庭成分不好，外公曾在旧社会税务所做过税务员，虽说依旧吃公家饭，但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是被边缘化的，两家结亲，女方家是高攀的。
六七年，十八岁的母亲嫁给大她三岁的父亲，结婚时婆家花了十七块钱给置办了一口紫色箱子，炕上的新被褥都是借的（若给新人置办一套新卧具，全家人得攒一两年的布票），还借了一张桌子；给新娘置办一身新棉袄、罩衣裤和衬衣裤；娘家的陪嫁是一个搪瓷盆，一面镜子，一把梳子；等回门后，借的都还了，就剩光光的炕席上的一口箱子和一床旧被褥。
婚后不久，父亲去参军，当兵了。
第二年姐姐降生。月子里母亲天天喝小米粥，热炕的角落放着一滩细软干净的黄沙土，用来清理孩子的排泄物。满月时，大人小孩大人小孩儿都灰头土脸，身上都沾满了黄尘。
春季母亲没衣服可换，只好穿着棉袄换洗衣服。后又把棉袄中的棉花抽出，把衣服改成夹衣穿，等冬季来临之际，再把夹衣拆洗干净，把棉花撕松软做成型，塞进夹衣中，缝成棉衣。
七十年代初，因母亲识字，在生产队劳动表现突出，群众基础又好，被选为“赤脚医生”的苗子，和各个大队选出的同龄人被派往公社卫生院跟从大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医生们学习、实践。母亲这时发现自己识字量小少，只好挤时间边学医学知识边利用一切资源弥补欠缺的知识。
夏季，资深医生们领着一拨“赤脚医生”去宁夏南部的罗山，采挖中草药。一群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背着褡裢扛着袋子，手扶肩扛，登高爬低，走走停停，寻找草药。采挖到草药时，便听老师就地讲药的炮制方法，药性和疗效，说汤头举病例讲症状，老师讲的仔细，学生们听的认真恳切，有学生问曾见过的病例提及老人们曾经验用药，老师便问症侯，再针对着答疑解惑。一路走来劳顿乏困，风餐露宿，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这一路干渴难耐，汗流浃背，发现一方水池，年轻人们如久旱逢甘露，老牛见臭水，欢呼着卸下重负，扑向水边，也顾不得水面上漂浮着羊粪咩咩驴粪蛋蛋，耍水洗脚，嘻嘻哈哈，喊的欢实，闹的畅快，好不惬意！一群当地人愤怒的跑过来，连喊带骂，围住了他们，不容分说，把人揪出水池，没收物件，人都被关起来。原来年轻人们不懂，这是山里人赖以生存的窖水，金贵！出门时带的公社的介绍信在山村都不好使，当地公社出面才把问题解决了，有惊无险。这灰头土脸的一幕，令人记忆深刻。
父亲在部队做卫生员，此时已经转业到石油行业医院工作，每年只有在探亲假的时候才能回家。
母亲在村卫生所做起了打针取药的“赤脚医生”，同时还给孕妇接生。村里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常在深更半夜砸响我家的大门，请母亲出诊。那时在卫生所上班，没工资只挣工分儿（按壮劳力算拿高工分），在各个生产队轮流分口粮，分到后母亲先给外婆家送去一袋小麦或水稻后，才把其余的拉回家。
八二年，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仨，边上班边种地，繁忙而劳碌，期间因扛装满粮食的麻袋，扭伤了腰椎。有一年，在插秧的季节，母亲正带着我们忙着给自家地里插秧，田埂上急吼吼跑来人，说是家人犁地腿脚扎破，失血很多，母亲闻讯，二话不说，拔出泥脚，提着鞋小跑着往卫生所赶，去给受伤的人缝合包扎伤口。空旷的水田只栽了一半儿秧苗，留下前小舅带着帮忙的邻居和我们。
八八年，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后，田地被收走，母亲才从沉重劳累的农务中解脱出来，只在卫生所上班。我们已陆续外出工作，求学，父亲仍在异地工作，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时年四十二岁。
母亲没有去当随矿家属。她秉承着女人自己挣钱硬气，花钱不看人脸色，自己赚钱有自信，有安全感和底气的想法。一直在老家卫生所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形单影只。我们只能在休假时才能回里和她相聚。
母亲这一干，就是二十年。期间，父亲已是医院的内科主治大夫，调到离家近的行业下属医院，也是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
村里同辈人称母亲谓：胖嫂子！由她接生长大的孩子叫她胖大妈！接生长成的小字辈儿见面喊她胖奶奶！
叫她胖大妈的孩子们比我们小很多，见面极少，都以为母亲孤身一人，对母亲说：胖大妈你长的那么洋气，把头发烫成羊毛卷卷子，把脸蛋子抹地白白的，穿的美美的，踩上高跟皮鞋，再找个男人把你用摩托车捎上，就是一道美丽风景啊！他妈知道娃贫嘴话，笑骂着给解释：人家胖大妈男人在大子医院当大大夫，娃娃都在石油单位上班哩。
叫母亲胖奶奶的小屁孩，一副小大人模样儿，嘴里塞着母亲给的棒棒糖鼓囔的吃着，同情的和母亲聊天：胖奶奶，您家就您一人？孤不溜丢的，一个人住一院子房子，您不吓么……？
家乡的人温情暖暖。母亲人缘很好，常有人来聊天，叫家吃饭，就近的穆斯林来看病，都会带来油香（油饼）和手抓送给母亲吃。
韶华易逝，母亲年近六十岁时，在二00六年才搬进城区新居。一生自尊好强的母亲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净敞亮。早上去跳广场舞，中午抱孙子，下午约同龄人散步。
她常说现在的政策好，日子过的美！每月有退休金领，生活过的风光。
“做事，要走到人前头；立世，要行得正做得端；过日子，要把心放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直是母亲常叮嘱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