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读聊斋（七）
网图 ©
07
我们村有个年轻女人大中午在地里干活，正好是酷暑天儿，其他下地的人早就回去了，唯她还在地里忙活着。
等到一股热浪开始袭来，她从浪声中听到一个有气无力的叫声：“吃饭咯，吃饭咯......”她一开始没在意，后来那声音越来越大，她也听得越来越真，一下子就把自己给吓得浑身冒汗；再加上大热天，差点就给吓死了。这声音估计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每当人们谈起此事，她的耳边立马就会响起。
她回到家，把这事说给其他人听，别人怎肯相信？！大白天的，真是见了鬼啦！可是这样的事情并非杜撰，有些人在空旷的原野里就听到过“鬼叫”。此后，那女人说什么也不敢独自在大中午到地里干活，该随着众人干活的时候就跟着去，该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急忙回家吃饭。
要说这世间到底有没有成精的死鬼，谁也说不准；假如任何事物都对应一个“阴阳”，那么，有神的话，必须要有鬼。更进一步说，有人，自然也就有鬼。反正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谁也不能保证活人中间没有鬼。难道大家都很干净？有一句话我说了多少遍都不嫌烦：我个人不但怕死鬼，更怕满肚子花花肠子的活鬼。
“聊斋”原本就是个说道花妖狐鬼的故事，花儿成了妖精，这倒没什么新鲜，因为好看的花儿都有一股子妖气。不信你看菊花，那一头的卷发，看得人心里真痒痒。你再看柳絮，那毛毛虫一般的花儿，多会挠人心神！可你要说到好看的人，尤其是女人，怎么着都有一点儿狐媚气质，很可能引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但这话也不是空口无凭。好看的女人，哪怕她自己否认那股子媚劲儿，可怎么着都没法否认那股子狐劲儿。假如打小深受“聊斋”影响，我估计看到美人先不会急着流哈喇子，肯定要想想，莫非遇到“狐狸精”啦？
以我卅载的人生经验来说，芸芸众生，有媚相者屈指可数，但有狐相者则不可胜数。假如您不明白这个说法，我们不妨拿《水浒传》里的经典片段做个注解。您还记得跟高俅一起的某个无赖么？因为他本也姓高，后来发现高俅发迹，把个死皮赖脸的高俅就当成了救命稻草，先是“高二哥”地叫着，后来干脆改口成“干爹”，看到高俅脸上漾起一层笑纹，立马又改口成“爹”。一个同姓的无赖，起先称兄道弟，后来鸡犬飞升，竟然做了人家的干儿子，自己的称呼上从一个无赖也变成了“高衙内”。这么狐假虎威的无赖，不要说在中国历史上，甚至现在我们活着的当下，就算洋藩也不乏其例。
稍微有点骨头的人会想，这么做人有什么意义？可是对那些深谙“狐道”的人来说，做人压根儿就不需要意义。他们需要的，其实是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对某些人来说，人生在世，没有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正如好多个大贤哲圣所云，人生其实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人们要给它赋予意义。瞭，人生就这么点意义。
我觉得文人在谩骂这个世界的过程中，给那些泼妇或颇像泼妇的男人提供了颇多“口实”，骂一些女人是狐狸精，这实在有失偏颇。甭以为男人当中就没有“狐狸精”！据我的观察和分析，男人一旦变成“狐狸精”，其味之骚，其气之粗，其品之劣，几乎可以好不夸张地说，要十倍于女人，甚至更多。不信？您可以再看看《水浒传》，或者别的什么世情小说，或许《金瓶梅》更合适。
我们再拿汉奸卖国贼举个例子。想当年，我们的先烈为了我们这些后来人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同时，也有些先于我们的“人类”，偏偏就要把一个完整的国家卖给那些喜欢蚕食我们的贼人。
蒲松龄先生通过“聊斋”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人性，尤以“狐性”为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或许现在也能想得来，其实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不缺乏汉奸卖国贼。
那些深谙剥削之道的“狐虫”，明白自己在这个朴素的国度无法安身立命，因为有一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狐臭”，所以变着法儿地赚足国人的血汗钱，然后远渡重洋，跑到那些饱受歧视的异乡安居乐业，反过来骂我们这些给人家发家致富贡献了绵薄之力的小市民，多以“傻逼”或“臭虫”来形容我们。人家这么形容我们也还罢了，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在于，我们这些“傻逼”或“臭虫”，其实自己常常搞个窝里斗，真是把那些远在异域的“狐虫”乐了个底朝天。
最近为了凑足“歪说聊斋”的字数，我假装正经地细读了马瑞芳老师研究蒲松龄先生的文字，字里行间可谓透足了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当然，马老师自己的人生体会加上对蒲松龄先生的如戏人生的研究，所作文字自然更有韵味。蒲松龄先生的一生，可谓看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甚至可以说，在蒲松龄先生眼里，说什么“人生如戏”，那还是不太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远比一出戏还要“戏”。
那个在我们初中语文课本里出现的清癯老人形象，并非什么达官显贵，而是个落魄秀才。他用生命的真谛跟我们这些后来人讲述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虽然故事的背景在封建社会，但故事的实质却深深影响着毫无时代背景的所有人。换句话说，无论生活在何年何月何地的后来者，读到“聊斋”故事，定然能够产生或多或少的共鸣。因为无论我们是谁，只要静心研读那些故事，就能从中读出五味杂陈的人生，或者说，人性中永远无法泯灭的虫性。
我这里说的人性中的“虫性”，其中这个“虫”可以是古人所谓“大虫”的虫，当然也可以是那些卖国贼眼中的“臭虫”的虫。人性不乏虫性，其实才符合人类的本性。人到底是什么虫？我记得我奶奶曾说，人其实是一种“黑头虫”。在这个让人无可奈可的世间，做一个可怜或傲娇的“黑头虫”，其实是一件相当难熬的差事。假如“黑头虫”做得成功，那么你放个虫屁，所有的“屁氲”都是道理；反之，若做“黑头虫”失败，那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说出天大的道理来，别的“虫子”以为你在放屁。所以，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黑头虫”咬“黑头虫”，“黑头虫”咬另一些“黑头虫”；区别在于，后一种“黑头虫”里的“虫”字，很可能会变成“鼠”、“狗”、“猪”、“虱”、“豺”、“狼”、“蚤”，甚至某种肉眼凡胎看不见的“菌”等等物种。
蒲松龄先生在一则名为《鼠戏》的短故事里“戏言”：
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
其实，各位“黑头虫”要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我们不但是深有“虫性”烙印的“黑头虫”，更是具有无法磨灭“鼠性”的“戏鼠”。我们天生就是表演派，每个人扮演着非比寻常的角色，或煽情，或抑郁，或高傲，或低贱，或有灵，或呜呼，总归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和台词，就像这个小故事里的小老鼠似的，想要“有戏”，要么靠主人搭建戏台，要么靠自己拼命建设戏楼。毫不客气地说，前者是“拼爹”，后者是“坑爹”。而这世上，坑爹往往多于拼爹，所以很多人不过是游戏一场，黄粱一梦，而后万籁俱寂。
我们可以认为蒲松龄先生不过是个穷酸书生，但我们没法否定他在“聊斋”故事中展示出来的人性。君不见，“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这类“鼠辈”，纵有悲欢，也不过一出“鼠戏”而已。
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我们村里那个女人的遭遇，其实是“鼠戏”重播，只是介于阴阳之间，极其具有“志怪”色彩而已。
人生在世，无非两种可能。一则，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一则，过街老鼠，尝尽酸甜苦辣。假如有人骂你是“丧家犬”、“落水狗”，千万别太上火，其实我们站在骂人者的立场看，那不过是蜀狗吠日，亥猪拱门，到头来其实都是“鼠戏”一场。
天下之鬼，最摄人魂魄者，非活死鬼莫属。您要不明白“活死鬼”是个什么鬼，不妨在夜深人静时，好好照照镜子，特别在你做过亏心事的那天晚上；不信鬼神也没关系，不妨试试自己的胆量。然后再摸摸自己的头皮，把那头几欲及腰的黑发甩一甩，想想做个“黑头虫”，到底有什么意义。
接下来，再想想我们今天这个故事，以及我们村那个女人的故事，有个声音喊你“吃饭咯”，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哪怕你亲眼看不见，那又如何？不怕身冷，就怕心死。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鼠戏”一番，又要重归寂静，反倒觉着没多大意思。要不然，我料想蒲松龄先生肯定会盼着“再活一次”。
更多唠叨，下回分解。
网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