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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2017-04-06  本文已影响0人  blackhorse0802

【尼日利亚困境】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前不久李子暘老师推荐我看一位非洲作家的书,很有意思。这位作家是尼日利亚人,名字叫钦努阿·阿契贝。中国人对他不是很熟悉,但是在非洲,他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可见他有多高的地位。对非洲,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很了解,所以阅读阿契贝的书,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真实的非洲。

据说,一位著名的德国法官,曾经担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院长。他年岁大了,准备退休,消息一传出去,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就邀请他去担任他们的宪法顾问。法官可来劲了,发挥余热嘛,而且对即将到来的非洲生活非常憧憬,打算在非洲买一个大农场,在开阔、美妙的非洲大草原上颐养天年。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邻居借给他看了一本书,就是这位钦努阿·阿契贝的书。法官看完后说,他从未想过非洲是那样的。读完以后他不再那么天真了,非洲也不去了,纳米比亚宪法顾问他也不当了。

你想,一个地位如此之高,视野肯定也很宽广的欧洲人,居然会被一本书颠覆了此前的所有认知。这是为什么呢?

用阿契贝的话来说,原因很简单:“他一辈子都在听别人转述非洲,现在他需要听听非洲人自己的声音。”那阿契贝作为非洲人,是不是总在夸非洲呢?

还真就不是。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身为尼日利亚人,我深感挫败,同时又非常兴奋。我曾说过下辈子还选择做尼日利亚人,但我也愤怒地鄙弃尼日利亚的旅游广告,我指出只有沉迷于自虐的游客才会选择到尼日利亚度假。我对两者都是认真的。”

我们中国人也都是通过新闻和旅游广告来了解非洲的。但是阿契贝的书里,则讲了很多非洲的现实,遍地土匪军阀,刺目的贫穷,腐败的政府,等等。如果不是一个土生土长,而且在非洲有很高声望的作家,写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严重的污蔑。对于祖国尼日利亚,阿契贝可谓爱恨交加。

不过,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阿契贝,还不是想说这些,而是非洲人的一种独特的处境。

首先,阿契贝是作家,那他用什么语言写作呢?

不是尼日利亚的语言,而是英语。曾经有非洲作家专门写书,激烈抨击其他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认为那是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为什么不用民族语言来搞创作?用英语写作的阿契贝是主要被批评者之一。

对此,阿契贝回应道:“语言是我们失败后唾手可得的替罪羊。批评者是在用语言玩弄权术,借此隐藏现实与我们处境的复杂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非洲人的处境有啥复杂性呢?

现实情况是,仅仅尼日利亚一国就有二百多种地方语言,国家采用任何一种地方语言作为法定语言,都将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乃至冲突。尼日利亚除了用外来语言英语将二百多个民族团结起来以外,别无他法。并且,英语随着殖民者而来,在尼日利亚绝非边缘语言,而是相当中心。

事实上,欧洲殖民者并没有把语言强行灌输给本地人。真正要为这种情况负责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非洲的语言多元化。

二战之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以后,都明确地采取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那如果不这样做呢?就像布基纳法索文化部长曾心有余悸地说:我们国内有六十个民族,可能意味着将来会分裂成六十个不同的国家。

这就是非洲的困境之一。他们独立之后,要发展经济,要整合国家,要和世界打交道,那就不得不在文化上强调融合。但是非洲国家不像我们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极其雄厚,大家对于汉字和国学,有广泛的认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现代化和国家整合。

非洲国家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融合就意味着背叛民族和历史,而迎合民族和历史,又意味着倒退和落后。

怎么办?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两难题目。

非洲的精英人群还有一种困境,那就是很难定位自己对于国家的情感。

就拿阿契贝来说,他出生于1930年。当时,尼日利亚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自幼接受的是基督教和英语教育。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是他们的公共纪念日,要举行盛大的仪式。二战期间,他们唱的歌曲和英国人是一样的,比如《不列颠之治》和《德意志在衰落》。阿契贝申领到的人生第一份护照上标明,他是“受英国保护的人”。

到了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阿契贝这些人,突然从英帝国的臣民变成了尼日利亚的公民。用他的话来说:“尼日利亚国籍对于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需要慢慢熟悉的事物。”一个人生于此,长于此,但是对这个国家极其陌生——这是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的一种困境。

尼日利亚独立不久就爆发内战,阿契贝家乡所在的东部寻求成立单独的国家。结果三十个月的内战,两百万人的伤亡,尼日利亚终于避免了分裂,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而阿契贝因为是东部人,不得不逃亡到美国。

在谈到这段经历时,阿契贝的一番话让我大感意外。

阿契贝说:“在我心中,尼日利亚既非母亲也非父亲,尼日利亚是我们的孩子。他才华横溢,天资出众,但也极其任性。”

这个说法好奇怪,我们中国人,不管爱国的,还是不那么爱国的,也从没听谁说过“中国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想想尼日利亚之于阿契贝,还真是这种情况。

阿契贝出生于1930年,尼日利亚独立于1960年,他已经30岁了。并且,1960年发生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从无到有地出现了一个新国家。此前,这里只有大大小小的几百个部族、部落,并没有什么尼日利亚。

更主要的是,对阿契贝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对国家的责任,相当于把尼日利亚这个孩子养育成人。如果国家分裂、消亡,无异于孩子夭折,没有成人。刚独立时发生的那场内战,就好像婴儿得了一场大病,好在大家集体救治,终于挺过来了。

阿契贝说:“尼日利亚需要帮助,要哄劝这个任性的孩子走上有益的、有创造力的发展道路。我们这代人是尼日利亚的父母,而非反过来。如若我们耐心做好这些事情,而且够幸运的话,将会有一代人视尼日利亚为父母。但那一天还没有来到。”品味一下这一代人和这个国家的感情,真的是意味深长。

今天跟大家聊阿契贝和非洲,其实是想反过来重新认识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也很少意识到,中国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我们有几千年不中断的历史,我们有统一的文化,我们有巨大的人口规模等等。

这些特殊性,对我们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如果以整个世界为坐标,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资源其实非常罕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虽然也非常不容易,但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源,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不至于没有基本的家园和后方。

有一次,周其仁教授来我们公司考察,他就说过一个观点——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以及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的整合力量,其实是一笔宝贵的资源。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散摊子,非常不容易,带来的经济价值也非常巨大,我们正是凭借这样的规模,在国际上竞争。只不过我们身在其中,经常看不到而已。

过去,我们理解现代化,总是用一种向前跑的状态来看。我们总是想,前方是什么,我们应该丢掉过去的什么,来获得未来的什么。

但是看了阿契贝写的非洲,也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现代化了。我们的身后是什么?在我们获得前方价值的同时,怎么估量这身后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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