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尽灯枯 （笔记体·黎民外史）

油尽灯枯

（笔记体·黎民外史）

作者：岩竹（苏宛一线）

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拚经济的鼎盛时期，满世界的人带着或是兴奋莫名、或是满腹狐疑、或是视死如归、或是望洋兴叹的神情，朝着金山银山狂奔。在这条道上，有落马摔伤残的，有坐车抛锚的，也有频繁更换豪车的，还有看着股票飙升狂喜的，更有一些中了彩票变成神经病的，只有那些冥顽不灵的榆木疙瘩，才心无旁骛地坚守在自己的狭窄地带，顽固不化地痴迷于所谓的“神圣”事业。张一弓就是这样的一个落伍者。

张一弓是邓城市城南五十里外三道岗镇敏里学校的一位教师，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已经显出老相来，瘦削的刀条脸上，满脸的胡茬好像从来没有刮过，也不再生长一样，脸上总是挂着疑虑的神色，用呆滞的目光低头四顾。学校的同事和村上的人们都说，他只有在课堂上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旦下了课，他就成了一个木讷寡言的人，虽不是满口的“之乎者也”，但也是文白夹杂，说些别人不明就里的话。他在校园里晃来晃去，在野地里四处徘徊，就是没有几个人和他搭话，只有他那不到十二岁的儿子，才在天快黑的时候，到处喊他，让他回家吃饭。不过，对儿子声嘶力竭的呼喊，他从来都像没有听见一样，当儿子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才好像顺从地跟着儿子，沿着荒草疯长或是铺满寒霜的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亦步亦趋地朝家里走去。

他的家其实是学校西北角上的两间屋架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饭堂，在屋架房前搭了一个半坡山儿的小厨房，放着他家的锅碗瓢盆。他没有说他的籍贯是哪里，人们似乎也不屑于知道他来自哪里，好像他就只有学校可以容身。至于为什么他的儿子才不到十二岁，这说起来是个冷笑话。张一弓来学校那年，已经快三十了，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家室，因为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家事，更不谈男女婚姻之类的话。别人说到这类事情时，他会冷不丁地来一句：“都是鸡零狗碎的混话”。后来，在他三十多岁时，村上一个结婚三年多的小伙子听说自己的媳妇终于怀了孕，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四处炫耀说自己的媳妇有了。可是，不久之后他自己却得了癌症，收罢麦子，还没有收秋，就熬不过去，一命呜呼了。这小媳妇是个有心劲儿的女人，她一知道丈夫得了癌症，就偷偷去流了产，怕自己生的孩子携带癌症基因，也怕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将来祸害了她们娘俩。家里人问她：孩子呢？她支支吾吾地说：下地干活时不小心摔倒在沟里，掉了！他老公公说，打死老子都不信，哼。她丈夫死后不到半年，公公就逼迫她嫁给丈夫的弟弟，说什么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但她说什么都不从，镇里领导问她，你要嫁给谁？她说“我嫁给张老师！”就这样，张一弓白捡了一个媳妇。后来有人问张一弓：你为啥娶她这个扫把星？他抓了抓脑袋，若有所思的说：“看不惯她受那家人的气，——也或许是我也太寂寞了吧。”再后来，就有了这个儿子，他为儿子取名叫张大千。同事们问他：“你怎么取人家画家的名字？”他说：“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大千世界，与他何干！”

其实，张一弓来自湖河两省交界处的张隆村，他家的后面就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张一弓出生前后，家乡就有两个传说不胫而走。一个说，河中间那个潭窝里有一条龙，一到晚上就飞到天上去，将来说不定咱们这里要出皇上呢。一个说，西边河湾那儿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岩洞，里面住着一个从天上下来的星星，据说那是落难的文曲星。张一弓长大后，一听到这两个传说，就觉得与自己有关。不过，他觉得当皇上恐怕不可能，因为那太遥远了，自己使死都够不着；不过，当文曲星，也就是当作家，恐怕不是很难吧。从此，作家梦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成为指引他以后生活的座标。

张一弓确实不是吃素的，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尤其是作文写得文从字顺，生动活泼，常有新意。每次老师点评作文，都会拿他的作范文，都说他真是个才子。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会儿，运动的火势烧到了老师头上，不少老师都成为批斗的对象。在初中同学们争相把害成分出身的老师拉出来批斗时，他却躲在角落里，一次都不参加，心里却说“斯文扫地呀！”在文革中靠造反上去的校长说：他是烂泥巴糊不上墙。校长为了“教育”他，就强迫他写大字报，不写就要把他定为小反革命分子。因为自己家里是富农，弄不好校长还真敢收拾他，说不定还会牵连到自己的家人。无奈之下，他只好屈服了。别人写大字报，通篇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谩骂，他则在标语口号中用带着同情的语言，添加了对被批斗教师的描写。但是，在白底黑字的大字报上，充斥着无数的红×，显得十分滑稽，也没有人真的用心去看，图的只是一个热闹而已。那些挨批斗的老师一次次戴着高帽子，在一阵阵“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中，被拉到满墙、满院的大字报前，让他们仔细阅读、低头认罪。那位教语文的张老师和他是本家，在怀着屈辱的心情阅读时，却发现张一弓写的大字报和别人不同。晚上回到家里，他就把张一弓找来，对他说：“你的大字报和他们的不一样，但你这样写是会惹祸上身的！如果想写，就写正儿八经的文章。你记着，这种形势不会太久的，我希望我们张家能够出个真正的人才，希望就在你身上。以后你就把写的文章拿来，我给你把把关。这是咱俩的秘密，谁也不要告诉！”张一弓眼里满含泪水，不住地点头说好。

从这儿以后，在张老师家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管是滴水成冰的冬天，还是春寒料峭的时节，每天晚上他们叔侄俩都熬到深夜。张老师恨不得把自己学到的东西都灌输到他的脑子里去；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老师圈圈点点的红笔，如何开头、如何收尾，如何把人物写得生动形象，如何把想表达的意思包含在文句中，等等，等等。到初中毕业时，他已经能够相当熟练地掌握写作技巧了，只是在那种形势下，他的文章没有发表的空间，只能赢得张老师的赞许。但这已经让他心满意足了。

因为自家的成分不好，推荐上高中他连想都没敢想。还是在张老师的帮助下，他到另一个乡上了戴帽高中。在政治挂帅、学工学农又学军的形势下，学校的教材单薄、内容陈旧，两年的高中生活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只有语文和写作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张一弓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学校每期的黑板报都是他用工整的楷体字写上去的。一旦有张一弓的文章上墙，都会引来同学们驻足观看，总是赢得啧啧称赞。为此，他得到了一个“作家“的称号。可是高中毕业时，他和同学们没有等来高考恢复的消息，大家只能悻悻然回家务农去了。那时候，他们大队的学校正缺老师，家长们一致要求让张一弓去当老师。支书本来想派他这个富农娃到陶汊工地去挖渠，可又经不起村民们吆喝，只好不情愿地安排他到学校去教书。

当了民办教师的张一弓，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把学校当成家，住在了学校里，也不去帮父母干农活。农村学校的条件太差了，房屋东倒西歪不说，正式教师都少得可怜，就连家长们的期望值也低得可怜，只要认得几个字，会算个账，出门不让人捉弄就行了。张一弓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一个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怎么忍心让他们再承接父辈的命运啊。他把如何办学、如何让孩子们有出息的想法告诉了校长，校长说：“就你能。现在农村学校都这样，咱能有啥办法；都培养成科学家，谁去种地！”张一弓听了，一言不发，憋足了一股劲儿。心想，我就不信改变不了这个现状。他主动要求当班主任，担了仅有的两个初中班的语文，执拗地开始了他想实施的计划，把当作家的梦想抛到了九霄云外。除了白天的正课外，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在教孩子们身上。特别是早晚自习，他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手把手教他们学习语文、数学，乃至天文地理。凡是学生遇到的学习困难，他都和大家一起讨论解决，不想让一个学生拉下功课。学生一次次考试成绩的提升，都是对他教学热情的鼓舞，他仿佛看到了孩子们理想实现之后的情景，把他的期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老话说得好，露头的椽子先朽。在他心心念念、无所顾忌地卖力工作时，别人却在那里看笑话。有人说他露能，有人说他傻逼，有人说他狂躁，各种议论不胫而走，有的老师也有事没事都把工作往他这儿推，还嘴里说着看似赞扬实则是讪笑的好听话。十几个老师的学校里，一半多都是民办教师，谁的家里都有干不完的活儿，谁都想学里少干一点儿，家里多干一点儿。不管谁交待给他，他都二话不说去帮人家代课，他成了一个连轴转的机器，如同钻进了搅拌机一样。忘情的付出和出色的成绩，本来应该得到褒奖，却因此受到村支书和同事们的排挤，给他带来了麻烦，并因为所谓的不检点，促使他走上了躲避和逃离之路。

由于他只顾埋头苦干，又不会拉关系，根本没去想转正的事儿。原本就不待见他的村支书，一年年都不见他给自己拜年送礼，就听了校园里的谗言，每次民师转正政审时，都被写上思想右倾的评语，让他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八十年代中期，市里开始首次搞教学改革，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优质课竞赛。他被乡里推荐参加了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发表彰文件前，局长组织了一个小型教学研讨会。会上，教研室主任说到张一弓的教学，夸奖了一番。局长就问：张一弓是谁，课讲这么好，我怎么没听说过？教研室主任才说：这是一个老民办了，一直没有转正，据说是每次政审都有问题。局长调来档案一看，说：“这不是胡闹嘛，都改革开放了，还说什么左倾右倾！暑假这次转正一定要让人家进来。”就这样，张一弓成了公办教师。可是，他们学校没有转正的那几个老师就吃上了醋，处处找他的茬，说他的不是。

古人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当他和家人为终于转正高兴得不亦乐乎时，一阵传言在学校和村里被说开了。张一弓把女学生欺负了，张一弓把刚来的老师睡了！原来，一天上午刚上学，北村里那个女生来到张一弓办公室，哭着说爹妈要给他说婆家，让她初中一毕业就嫁人，家里等着拿钱给她哥哥说人呢。张一弓一边安慰，一边帮她擦眼泪，对她说：“这都是贫穷落后、没有文化的结果啊。我放学后去给你爹妈说去，决不能让你放弃学业去迁就家里的安排。”女孩听了，激动得一下子扑进张一弓的怀抱，轻声啜泣着。不知道谁在门前经过，这事儿就传成了：张一弓欺负女学生，惹得人家都哭了，他还要到人家家里去道歉呢。

另外那件事是这样的。刚刚分配到学校的年轻女老师没有教学经验，而张一弓又是经常住校的老师，一有问题就向他请教。那天晚上，女老师又来请教，恰好停电了，张一弓就点着蜡烛给她辅导。两个人正说得起劲，忽然一阵风钻进开着的窗子，一下子把蜡烛吹灭了。张一弓赶忙划着火柴，去点蜡烛，蜡烛却倒了掉到地上。那女老师一见，就弯下腰去捡，他也正好要去捡，两个人的头就碰在了一处。这个消息传到张一弓媳妇那儿时，已经变成张一弓关了灯和女老师在屋子里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事儿……

张一弓媳妇本来对张一弓没命似的教学，从来不帮她干活，有一肚肠子牢骚，又听了这些闲话，一气之下就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和他办了离婚手续。他父亲说真没脸见人，他母亲则气得大病了一场。随后，接到举报信的教育局又来进行了三天调查，结果张一弓的辩白和他人的证言对不上号，说不清真假。珍惜人才的局长听了汇报，觉得像张一弓这样的老师不该是这样，但也觉得再在本村干下去，对他没有好处，还是调动一下工作为好。就这样，张一弓来到了离家四十里的三道岗镇敏里学校。

但这事儿在张一弓看来，如此不清不楚的调动，等于坐实了他是个道德败坏的老师，他不知道是该感谢还是埋怨上级组织。他当初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报到的，生怕别人搞清楚他调动的原委，心上像拴了个死结，总是显得郁郁寡欢。也是从这儿以后，他除了教学，就在自己的小屋里埋头读书写作。有一次学校开教师会，会议的间隙，有人说起某县一个老师，性格孤僻，竟然和学生谈恋爱，还发生了关系，最后以奸淫幼女罪被判刑，现在还坐在监狱里没出来。他听着别人的议论，脊背上冒出了冷汗，好像一根钢针刺进了自己的心里。人们常说，好的说不坏，坏的说不好。事实上真是这样吗？有时候人们面对自己委屈，真是百口莫辩呐！

娶了这个媳妇，有了儿子张大千之后，他曾经高兴了一阵子。但高兴归高兴，他的心事还没有了结，那就是他的文学梦。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写作，只是老婆不懂得他在干什么，总说写字不能吃不能喝，写它干嘛。他则不管不顾，没明没夜地写呀写，屋子的床底下、抽屉里，到处都是稿子，退回来的稿子舍不得烧掉，也塞满了两个编织袋放在柜子下面那一层里。眼看自己快五十岁的人了，除了上中学时写的大字报和黑板报之外，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公之于众，仿佛自己干的是间谍的工作，见不得光。在家乡教书时，忘情于教育学生，自己没有写作，也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现在虽然写了不多东西，但投稿都如石沉大海。当他从电视上、报刊上看到，现在写作不但需要找关系发表，而且需要花钱去买版面。文学已经不再纯粹，早就商业化、娱乐化了；写作也已经不是写作，而是玩文学了。想到这里，他总是长叹一声，然后是沉默、久久的沉默，只有抽着的香烟冒着灰蓝色的烟雾，飘摇升腾，在那里缭绕……

长年的忧虑，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最明显的病症是高血压和冠心病。那天，他又在看着自己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稿子发愣，突然之间，心口像杠子顶着一样，剧烈地疼痛起来。他想站起身子去桌子上拿药，一阵眩晕便倒在地上。出殡那天，稀稀拉拉的队伍刚刚走出村子，一个快递员骑着电动车迎面过来。快递员看到招魂幡上的名字，就停了下来，把一封信交到了校长手里。校长看到收信人是张一弓，就把它打开了。里面是一张15元稿费的领取单，上面盖着“彩虹杂志社”的财务印戳。

看到这个，校长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这个张一弓啊”，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