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論語集註》·為政第二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子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內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惰性之正而已。

《詩》對於現代人來說，實在是很難的，然而孔子以一言概括大意，便可來考一番。
何謂「邪」？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那麼邪就是不誠。朱熹在《大學章句》中訓誠為實，則不誠就是不實。不真不實，則是邪。「思無邪」，則所思所想發之於所行所為，皆是真心實意。
真情實感最易動人，便有這句「感發人之內心」。
人心自古爾虞我詐，毋須諱言。然而各家宗教，最要緊的是「修心」，求諸于內而得解脫。人可以欺瞞周圍所有人，甚至騙自己，但是這樣找不到「真我」，會活得很累。
能不能正惰性不敢斷言，然而《詩》這種感染之下，或許可出一兩個天真人物。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朱子曰：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我們談「法治」，是相對於「人治」來說的，而不是「德治」。
人治，就要依靠不確定的個人判斷，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必然地滋生大量不平等和衝突。所以我們需要穩定的、可以堂堂正正推斷辯駁的法治，縮小不平等的鴻溝。
然而僅僅依靠法律規章和政治制度，不能推進整個社會的發展。人如果不能從內心起善念，而是起惡念，即或有律法壓制，也未必不會爆發。
物質生活的豐富，教人「倉廩實而知禮節」，然而又說「飽暖思淫欲」。這並不是矛盾的，人能吃飯，才有餘暇去考慮他人，這樣才能規範自己的行為。
奧威爾擔心的 thoughtcrime, 國家不應該去管，然而人人都應該擔心自己的 thoughtcrime. 很少有人經得起考驗，只有不生這種念頭，才能根絕惡行。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君子發乎善心為善事，而因此安樂。
壞心辦好事，只是不值得提倡的結果論，並不是下一次還能做好事的；不為做了好事而開心，可見其用心不純；做好事開心，發乎善心去做，然而辦了壞事，自然也不是君子，因為畢竟留下了惡果。
社會奉行的是結果至上，世人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我們認同部分人為了聲名、利益和避免稅收罰款等等去做慈善，并樂意接受，都是為了能實際地解決問題。但是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這其實遠遠不夠。

君子不器。
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現代的生活需要各種各樣的專門家，這樣才能在標準流水線上快速產出社會需要的東西。人的能為始終是有限的，只有專注才可能有比較高的成就。朱熹自己也說，主一無適便是敬，君子自然不能常常分心旁顧。
因此我不認同朱熹的解釋，我以為「器」指為人所用。君子不器，即君子應當自主，知道自己的所求，遵循自己的原則，不為殺人之刀。
「器」字原來指金屬制器或是木器石器或是什麼，影響不大，那時候的常見器具都是定形而不可改的。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我以為言行先後不重要，知行合一即可。不過大部分人易言難成，最好還是不要誇下海口卻又做不到。這讓我想起聞一多，大約也是有著這樣的心思吧。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每個人看別派的言論，都斥之為異端，都覺得自己的才是正確的。
到底什麼是正確？
要我說，不攻異端，斯害也已。不去治別派學說，怎知道自家的局限，也不會知道別家正確與否。這樣未必接近正確，甚至走向錯誤，但至少不是蠢蠢地蹲在原地。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不是自己應該祭祀的鬼神，卻去求告，無疑是為了庇佑。
中國人這方面是清醒的，祭拜祖先，然而祖先和自己都是常人，遇到人力難以做到的事情，就要求神拜佛，從本土的玄穹高上帝到隔壁的西天諸佛，再到街對面的耶穌基督和真主安拉。這些不過是實用主義替代方案的產物罷了。
這事也同樣出現在俗世，不是自己的師長，卻去「祝壽」；不是自己的好友，卻要宴飲；不是自己該管的事，卻要「關心他人生活」……不是諂媚，就是犯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