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

      西安位于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地理上心脏所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安全仍受到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西安因其地处国土腹地，又背倚秦岭山脉之险而成为了国家重点发展的地区，一方面是为了转移部分沿海城市和东北地区的工业设施和研究单位，以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西北地区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支内”时期和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众多工厂和学校迁入西安，而伴随着的是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来到西安并在此扎根。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是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而成为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的故事，但今天我要讲的则是一些更名不见经传的铁路工人的西迁路。

      西安铁路信号工厂（今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信厂，原名铁道部西安铁路信号工厂，是当年众多的西迁单位之一，也是较早一批迁入西安的工厂。1958年，应国家“二五计划”发展的需要，沈阳铁路信号工厂的技术人员沿陇海铁路线从郑州向西，考察陕西西安和甘肃兰州后，最终将新建的工厂定址于当时西安市区东南（今金花南路），与早先迁入西安的交通大学成为了邻居。随后，在国家政策号召下，上海铁路信号工厂抽调了364名职工与技术人员西迁西安，他们与西安城市建设第三公司的工人一起在原本的荒地上将厂房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来。1964年，随着国家“三线建设”工作的展开，更多工厂与工人迁入西安，而初具雏形的西信厂也迎来了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我们首先采访到了74岁的退休职工吴连华，他就是59年最早迁入的364名上海工人之一。当时的他只有16岁，是上海铁路信号工厂的学徒工。

      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西迁到西安，他讲述到，当时国家政策需要上海信号厂抽调一部分工人去西安支援内地建设，也就是‘支内’，一些是党员的技术骨干便主动提出自愿前往大西北。而他自己的情况较为特殊，家中的父亲瘫痪在床，还有两个尚未工作的弟弟，当时组织上对每一位报名职工的家庭都进行了走访调查，本来组织上认为像他的这种情况应该留下，但他作为学徒工还是跟随自己的师傅李廷章坐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

      当时我国铁路技术还比较落后，甚至连车轴都没有轴承，而是用易发热的轴瓦代替，这使得火车的运行速度无法提高。与现在坐高铁仅需8个小时不同，他们经历了38个小时的车程，一路景色由烟波浩渺的大湖转到黄土高原特有的墚、塬再到南方不常有的壮丽山色，一行人来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大西北，下车后干燥的空气是他们对西安的最初的印象。

      谈及初到西安的生活，吴老先生说到，一开始最最不适应的还是饮食习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些来自上海的工人习惯了把大米作为主食，而当时的西安人大多是以面食为主的。江浙一带离不开的河鲜在这里也难觅踪迹，在菜市场见到备受本地人冷落的鱼也仿佛有了点亲切。“（西安）市政府也是对我们很优待的，我们起码可以在每天中午吃到一顿米饭，当时我们午饭是八人一桌，吃八个菜，条件是蛮不错的，”吴连华说，“但有的人还是不习惯一天只吃一顿米饭，他们就只能到城里南方人开的东亚饭店吃米饭，当然，这也不是能常吃得起的。”于是，每逢有人休探亲假回南方老家，当他回来时必定受到工友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也一定带来了各家为远在西安的亲人准备的大米和白糖。

    后来，正赶上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当时的饮食就更加艰苦了，据吴老先生回忆，当时的伙食基本以玉米糊为主，偶尔也发一点大米回去熬粥喝。同时，工厂因缺少订单而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也有部分职工被抽调去户县（现鄠邑区）兴办农场及缓解口粮不足的问题。后来直到1964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工厂生产日渐进入正轨，工人的生活也有所好转。

      而关于日常生活，吴老先生也回忆了许多。在他们刚刚到达厂区时的工厂还只有三间厂房，以及四周由砖墙和栅栏构成和围墙，在1959到1960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工人的吃、住和生活都在这仅有的三间厂房中。对于这些出生在南方的青年人来说，洗澡在日常生活中频率较高且不可或缺，而当时的三间厂房却无法提供洗澡的设施，他们便搭起一排棚屋，买来许多大木盆，用电炉来洗澡。吴连华还讲述道：“我们当时的日化用品也是很缺乏的，在上海的工厂工人每月可以领到至少3块中华牌肥皂，但西安这边日化厂产能不足，工人每月只能领到1块肥皂。工人每天与机器打交道，下班时手上都是一层机油，不洗手的话都不能吃饭，工作服就需要经常换洗。但在当时物质很缺乏的情况下也只能凑合凑合用猪胰子做的黑肥皂和皂角作为肥皂的替代品。后来，厂里组织雇了一个仁厚庄的农村妇女为大家集中清洗工作服，这也还是因为她村子里有棵大皂角树。她用小纸条做成号码牌，以供大家找到自己的工作服，这和现在的干洗店有点像。”不仅如此，住宿的环境甚至更加简陋。据吴连华描述，当时的工人们主要住在两座厂房里，男女各一座，在里面各划出一片地方作为大家的“卧室”——实际上也就是大通铺。而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工人们和西安市建筑三公司的建筑工人一起将工厂的其他主要车间和家属区建起来。

      1964年，西信厂进入全面生产和技术发展阶段，来自铁道部下辖的全国各地铁路院校的毕业生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分配到西信厂，而这时的西信厂与5年前第一批工人迁入时仅有三间厂房的西信厂相比早已是天壤之别。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西安的工人与西安本地的工人一起为西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李廷章老人和他的妻子王彩仙，他们是浙江海宁人，同样于59年从上海迁入西安的，而如今已经是耄耋之年。但不同的是，当时西迁时的这对夫妇已育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们一家人都来到了西安。距他们初次来西安，一个甲子已匆匆而过，然而夫妇二人仍乡音未改，说着一口听来软糯的江浙吴语。当他们谈及自己当年西迁来到西安的经历，他们说的更多的是一种舍得与奉献——当他们决定自愿报名西迁时，与仅是个人有着一腔热情的同事不同，他们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孩子，但国家更需要他们去建设西部地区，他们就克服了重重困难，举家加入了这伟大的西迁中。如今二老也早已把西安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李廷章老人还说笑道：“现在嘛，回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呢，习惯了西安干燥的空气，反而不适应上海的黄梅天了。”说到自己百年之后，他们也打算就永远留在这片他们用半生心血浇灌的土地，不仅是他们，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已在西安成家立业，成为了地道的西安人。

      以上仅仅是那个时代大潮下千万热血青年的几个缩影，西安诸多从上海等地迁入的工厂中，有的继续散发着余热，有的则湮灭在历史的潮流中。这些工人的命运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便是直把他乡作故乡，但唯一不变是那一口跨越一甲子仍难改的乡音。而那热血的青春年华，崭新如初的工厂和机器的轰鸣声绘成了他们共同的记忆。文人的迁移带去的是知识的火种，因而我们记得西南联大在战火中“树学术自由之规模”，记得上海交通大学西迁后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北地区伫立。然而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作为再普通不过的工人，也在国家需要之际选择来到距家千里的西北，甚至是放弃已有的安定举家西迁。他们带来的火种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校点燃的，而是各地的星星之火，最终汇集在西安形成的燎原之势。

      西信厂是幸运的一个，它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中没有像一些其他国营企业一样被击垮，反而得以继续生存发展，而转型成现在的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CRSC）的一部分，继续担当我国铁路运输和高速铁路发展的“顶梁柱”。而如今的西安则也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来到西安、扎根西安，成为新一代“西迁人”，成为新一代“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