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盛

北宋承五代丧乱,统治者为谋求长治久安,注意以科举笼络士子,而忽视兴办学校之事, 自开国以来,八十多年没有兴办学校,出现“士病无所于学”,而多依山林,辟舍传习讲学的状况,于是书院作为讲学授徒育人的机构便应运而生。

两宋书院发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乡里兴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提到,州县之学都是奉诏所建,而乡党之学则是贤干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其田产和教养之规都优于学校。这种私人兴办的自给自足的书院,虽然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侵夺,但在富庶地区,民间财力雄厚,其书院仍办得轰轰烈烈。

另外,南宋书院之盛,也和其理学发展有定关系。程颐、程颢、朱熹都是南宋的理学大师,他们的学说已被当时儒者士人所仰慕,其弟子门人为宣传师学,兴办书院,因而,南宋书院颇兴,受到理学传习的影响。由于书院是在学校衰颓时发展起来的,所以每当学校兴盛时,它就不免受到一定影响。

北宋时有三次兴学之举,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兴学;一次是神宗熙宁、元丰兴学;一次是徽宗崇宁兴学。不论太学还是州县学,均设备齐全,而且又是通向仕途的捷径,所以官府兴办学校,对由私人经办而补学校不足的书院是个不小的冲击。

朝廷对于办学成绩斐然的书院,要给以奖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知府周述说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乞赐九经。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赐额西京(河南洛阳)嵩阳书院。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曹诚造舍一百五十余间,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赐潭州(今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额,并于便殿诏见其山长周式,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仁宗年间分别赐额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这此受到赐额、赐书、赐田待遇的书院,就有了官助的因素。

但总观宋代书院,主要还是民间力量兴办,书院奉一人为师,掌书院之教,称为“山长”或“洞主”,他们或是传一学派学术的大师,或是地方礼聘的有声望的学者,他们授业均不受官府的节制，很像汉代私学，甚至还沿其“精舍”的名称,如纪念朱熹的“教亭书院”,原名即称“沧州精舍”。

书院院址多选在依山傍水之名胜处,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石鼓书院在回雁峰下,山青水秀。有人认为书院选址与寺院选址旨趣颇近,是受到禅林的影响。还有,在讲学方式上也与寺院有相同处,如寺院讲经由禅师主持,有一定仪式,而陆九渊讲学,来时鸣鼓为号,讲时升高座,弟子环绕其座听讲,讲毕返回住所,弟子再往住所问难。

理学是宋代兴起的新的儒学学派,开始多次遭到官方黜禁,其传习主要靠书院。南宋时,理学分成朱、陆二大派,各有书院传朱、陆之学。由于理宗的褒奖。朱学一跃成为官学,门徒颇众,多立书院,传朱学,也有的书院则传习其它学派的学说。每个书院,多以传习一派学说为主,学生多是仰慕这一学派前来,故多能刻苦求学,认真对待学问。书院虽有名师讲授,但并不搞一味的灌输,而是提倡生徒自学,并注重启发学生有所创见。书院也有必要的课程设置,而且注重考核,要求学生学好本学派的学说同时要兼取各家所长。

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建院之初,征集图书是一大事,如应天府书院即聚书数干卷,还有一些大书院多得朝廷赐书,如太宗时赐白鹿洞书院书。南宋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除清赐监本九经注疏外,还向各处征书,这些书都入藏于书院。

书院藏书,不仅有益于其教学、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保存、流传图书典籍也有促进作用。有的书院利用本身具备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刻书,多以校勘精审,为世人称道,今传宋刻《汉书集注》即刻于白鹭洲书院。

书院从白鹿洞学馆建立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存在近千年,其间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书院,北宋有四大书院,但具体所指,众说不一。

王应麟《玉海》言,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则去嵩阳取石鼓; 《衡阳图志》去睢阳取石鼓。

清全祖望以为《玉海》言是,其理由是石鼓至宋仁宗时才赐额,而不久又改为州学,为书院时间较短。金人南下,嵩阳、睢阳二书院被毁,仅存白鹿洞、岳麓。南宋吕祖谦新丽泽书院,陆九渊新开象山书院,与之齐名,故称之为南宋四大书院。书院盛于宋,宋亡后它继续存在了六百余年,对我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