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乒集体退赛：中国人始终走不出“家”与“国”的藩篱

国乒集体退赛：中国人始终走不出“家”与“国”的藩篱

江上小堂

据环球网，“6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菁英航运2017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白金站中国公开赛，中国3位选手马龙、樊振东、许昕未按原定赛程在比赛时间到场比赛。中国3位队员因此退出了本次比赛”。

同日晚上，马龙、许昕、樊振东、秦志戬、马琳等国家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先后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写下这样的话：“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只因想念您，刘国梁！”

显然，马龙等选手的退赛是为了声援刘国梁总教练，对中国乒乓球协会改革国家乒乓球队管理模式及人事决定表示不满。6月20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宣布不再设总、主教练岗位，刘国梁总教练改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

国家体育总局就此事迅速表态。当天，其发言人说，“在重要国际赛事中不辞而别、擅自弃赛，完全置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于不顾，置国家荣誉和利益于不顾，不尊重观众、不尊重对手，这种行为极其错误，我们坚决反对”。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大有奥妙。

首先，这事确实如国家体育总局所言，“置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于不顾”。即便这些选手要声援刘国梁，那也不能用弃赛来表达。赛事本身并无不公正之处，没有罢赛的理由。这些选手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比如结束比赛后，申请辞职或退役。

但体育总局也并非真的在乎“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不然就不会为了夺取金牌而指使运动员在个人项目比赛中让球了。

体育总局真正在意的是运动员“置国家荣誉和利益于不顾”。如其所说，“要求运动队、运动员任何时候都要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放在首位，过硬的思想作风、严格的纪律要求与运动水平同样重要”。

但要说这些运动员的罢赛违反了集体主义，也不准确。

不管这事的个中原因到底如何，这些运动员的罢赛很明显是在维护小团体的利益。

事实上，伴随着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出现了衰退，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又受到极大的阻碍。因而，当国家利益不再是至上的目标后，就必然退回到以“小团体”的利益为上。加之，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制下的权力转移，在各行各业各地，都出现了众多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小团体”。

这些“小团体”基本上仍然是家庭式的组织结构，有一个家长似的核心人物，以情感亲疏作为利益共享和分配的准则。

众多的利益小团体无疑会影响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效率。这也是近些年来大力反腐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增强国家权力的运行效率，或者说提高执政能力。

这事的实质就是国家利益与小团体的利益之争。两者都是集体主义，只不过一个是大集体，一个是小集体。前者是“国”，后者是“家”。

但在中国当前，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争基本上处于暗斗。国家主义虽然有所衰退但仍然是主流价值，而小团体利益不具有合法性。所以小团体利益只能以潜规则来运行，不敢明目张胆与国家利益公然对抗。而这次，乒乓球运动员罢赛却是公然对抗国家利益，非同小可。

可能这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体育运动组织本身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边缘。小团体的公然对抗不具有严重性。第二，体育运动中，教练与运动员之间容易形成强烈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与利益关系叠加在一起，容易形成联系紧密的小团体。特别在比较普及和中国具有优势的乒乓球运动上。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体育运动的市场化和政府的大力投入，使得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收入变得非常可观。刘国梁长期作为国家队的总教练，对运动员的培养、荣誉和利益分配起着很大的作用，客观上会形成以他为核心的紧密小团体。当刘国梁不再担任总教练，就会拆散这个小团体，因而会引起其成员的强烈不满，以至于采取公然罢赛，不服从统一安排的极端手段。

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历史上反复出现。当国家权力衰退或软弱时，便会出现权力分散的局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南宋的“岳家军”。当然这事没有那么严重了，毕竟是无伤大雅的乒乓球运动。但也确实是国家权力衰退的苗头和预演。

由此可以预见，中国人仍然走不出“家”与“国”的藩篱，在“国”与“家”之间来回摆动，建立不起以个人主义价值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和利益团体。“国”也不过是放大的“家”。家庭和家族是最可靠的利益团体。当不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建立利益集团时，也会比拟“血缘关系”来建立利益集团。

2017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