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
我入学的那年，林庚先生还在；后来一些朗诵好的同学，还在05年林庚先生过寿的时候为其表演过节目，那天我忘记自己做什么去了，总之没凑上热闹，事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再后来就是参加自主招生阅卷，那一年的题目刚好是说林庚先生百年诞辰，世人评之“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有一个考生居然不懂什么叫诞辰，结果写了一篇“给林庚老爷爷过生日”的文章，里头还有“林庚老爷爷”吹蜡烛许愿的桥段，“白日见鬼”，让人啼笑皆非。某种意义上，说林庚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系宝”一点也不为过——尽管先生是清华中文系毕业的——说他是“国宝”都可以；林庚先生的诗作《新秋之歌》，自从2006年中文系谱曲参加“一二九”合唱以后，就被默认作了北大中文系的系歌，以致于以后其它院系选《新秋之歌》作“一二九”参赛曲目的，都会惹得一些中文系的同学愤愤不平，打官司的心都有。“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06年以后的中文系毕业生，不可能不记得其中悠扬的旋律。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迄今读过的最优美明亮的现代诗。
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就是一部诗人作的文学史。我们先谈“文学史”，再谈“诗人”的“文学史”。但凡文学能成其为“史”、而非简单的文学作品评价汇编，背后一定有一个史观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史观，都是权力的产物。最令人熟悉不过的，就是一个半吊子的马克思幽灵在字里行间逡巡徘徊。还有的教材一人牵头，众人合作，各部分的编写者倒的确都是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然而全局观毕竟不是与生俱来，来了也未必就一定能被采用，分册作者但凡不能从自己浸淫许久的材料当中抽离出来，自说自话、以致前后脱节的现象就在所难免，乍看上去，哪儿哪儿哪儿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像极了报喜不报忧的工作报告；再赶上主编体力、脑力、智力还有心气的种种制约，整体史观的薄弱、跳脱乃至似有实无，在书店的古代文学研究书架里就成为了家常便饭，鲜有幸免于难者。
《中国文学简史》的好处，其一便是该书乃由林庚先生自己，根据早年讲稿以及47年厦大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独力完成，前后三位助手（商伟、葛晓音、林清晖）所承担的工作，无非是在先生手颤无法亲自书写的时候，帮助先生整理口述材料，并无主观介入；其二，背后支撑该书的史观，也绝非粗制滥造的马列史观，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简史》中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盛衰交替”的大故事，社会（制度）分析不过只是支撑这个大故事的时代背景。例如先生对于宋代文人政治的分析描述，其主要目的是要论证寒士争取政治地位的理想既已实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不平则鸣的锐气则逐渐失去，盛唐气象发展到宋代变成了老气横秋，时代的老化终于使得市民文学取代寒士文学开始走上舞台中央——其间间或出现的、诸如“封建”“自然经济”一类的马列术语，非但没有喧宾夺主，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存在，真正支撑分析论述的，主要还是活生生的社会情状，如“东京的禁军在街上买卖‘使巧绣画’，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P320）；讲到明代，先生不忘提及明代发明了起重机；讲到清代，先生用嘉庆帝自有土地83万顷、琦善占地256万亩来论述何谓“极端性大地主政权”。有的文章批评《文学简史》，说它让马列史观介入到了具体作品（如《红楼梦》）的评价和分析），事实上先生援引“封建制度”这一概念的核心目的，无非是以此作为标尺给《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分一个思想的高下，指出《聊》只讽刺了科举制度的执行者，并没有批判科举制度本身；《儒》将科举制度彻底否定；而《红》则进一步通过攻击作为封建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的大家庭制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制度自身，仅此而已。如果非要硬换一套概念来结构这层层递进的论述，很难比先生呈现的思路/线索更为清晰了然。就算林庚先生没在书里彻底跟马列主义划清界限、撇清干系，至少先生对于相关理论乃至具体文句的援引都是活的，而非刻板僵化的；更何况马列主义又不是毒药，非要避之犹恐不及，也大可不必。林庚先生还老在《文学简史》里提“民主”和“平等”呢；这本来就是一本非左非右的、纯净明亮的文学史，莫要让眼镜影响了视野。
其实，关于《中国文学简史》到底马不马列的较真，跟《中国文学简史》的大小结论以及论述文字比起来，特别无聊、没意思。“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兴替”这个核心论点，已然和市面上流行的既有中国（古代）文学史大不相同，这种概括不啻于一种创造，而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又只能来自于诗人。在《中国文学简史》中，类似的创造性的解读与阐发俯拾皆是，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令人目不暇给，读后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先生讲“诗三百”的删定和排序，认为其与宫廷乐官同时保存雅乐与世俗之乐有关，“而世俗之乐因为经常要唱，反而只好放在前面”（P38），故有“风”“雅”“颂”的顺序；讲魏晋时期儒家思想的衰落和佛教思想的兴起，用“佛教不讲五伦，而且还要出家”，与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形成对比，简明有力，一句顶一万句（P103）。诸如用“彩绘的笔触”描摹李贺的诗作，创造“朴刀杆棒”这一概念评析梁山好汉的作为，无不生动鲜活，深入浅出——即便是大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四大名著，先生也能化平凡为神奇，点铁成金，常识性的结论几乎不谈，要谈就谈全然新鲜的：比如《水浒》，先生认为其中的王进是“一百零八个好汉出场的引子，却并不是梁山泊中人，作者将他安排在开头，正像后来的《儒林外史》将王冕作为全书的引子一样，有开宗明义的作用”（P573），点出所有英雄归宿必是于边庭立功，因此必有征辽一段情节，相较于大多数人只从洪太尉误走妖魔看出个“乱自上作”，足以让人击节赞叹；讲《三国》，认为赵云之所以超越了历史真实、较张飞更给人留下勇武印象，乃在于诸葛亮的智慧在《三国》里基本是通过赵云勇武体现的；说到《西游》，则更是进入到了先生的主场；先生以为《西游记》其实是一本童话，能得出如此结论的，必得有一颗诗人的童心。唯有如此，方能点出《西游》的世界乃是一个动物的王国，里面充满了游戏性；孙悟空和猪八戒之所以前期法力无穷，后期战斗能力更近于凡人，全在于童话中“非逻辑的想像关系”；《西游》里面的诸多小妖，传递的全是儿童的情趣；就是先生的文字本身，亦在这种情趣的驱动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战争场面，几乎都看不到士卒喽啰的描写。将帅固然应该身先士卒，而士卒哪里去了，毕竟是一个疑问”（P594）；“佛家讲因果报应，孙悟空却认为这无非是菩萨借此以报私仇。佛教的教义，以大慈大悲为主，而孙悟空却自始至终，大开杀戒，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封他一个战斗胜佛”（P582）。先生关于《西游》的阐发，限于篇幅，很多地方不得不简而略之；直到《文学简史》初版36年后，才终于得以在《西游记漫话》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其中“孙悟空的原型是一个市井神偷”的妙论，至今仍是《西游记》研究中不可不提的佳话。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文学简史》中诸多精彩论断，都与林庚先生自始至终保有一颗童心息息相关。据说先生九十华诞之日，曾有人问及先生长寿之道，先生回答了两条：“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多吃胡萝卜”固然是童心未泯的明证，能将一切都看作身外之物，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童真？我们愿意将这种童真理解为先生诗人素质的一种表现，而其在《中国文学简史》中的另一表现，就是对于女性地位及其权益的无比珍视：无论文学潮流亦或作家作品，但凡对于女性表现出了那么一丁点的重视和表现，先生都必须至少辟出一个单独的段落提及介绍。他会注意到《诗经》民歌的作者中“妇女常常占着重要的位置”（P32），也会留心唐传奇故事中的主角“显然是由女子来担任”（P298）；词的产生使得“儿女风流乃成为一切时尚并以表现女性美的生活基调作为其主要内容”（P390），当然就更值得大书特书。更重要的是，在先生看来，“所谓男女平等，并不在于男子如何‘捧角’似地赞美女子的美丽，而是要从思想上承认女子与男子有同样的智力与工作能力”（P692），至于《红楼梦》在颠倒男女地位方面似乎有些矫枉过正——先生对此的态度是：“矫枉原是难免过正的”。正因如此，林庚先生才对于元稹的《会真记》百思不得其解，“把自己的爱人比作妖孽，真是只有天晓得！这种奇闻若不是荒唐，便是卑鄙。而‘于时坐者’还要‘皆为深叹’，不知叹的是什么”（P484）；写到这里还不算完，先生甚至接下来还要花费半页的篇幅，一一深究《会真记》中诸多情节的不合理处，乃至给出“一个男子既可以交结军政要人做一回英雄，又可以得一个绝世女子做一回情郎，又可以赴京应试自居文士，又可以正襟危坐，痛悔前非，做一个君子。英雄、情郎、文士、君子集于一身，便宜都占尽了”“至于女子呢，让她去演悲剧吧，这乃又称为女性故事中的另一典型”（P485~486）的情动于中的声讨，才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先生这里的表现，就像年轻的男孩为自己的妹妹讨要公道一样，未尝不是一颗愤愤不平的童心使然了。至于这种朴素的同情和关心是否合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立场，就留给相关专家们分析、批判去好了。
《中国文学简史》的诗人素质，除去上述表现以外，书中对诗歌语言的直觉性把握及理论性解析，更为我们重新整理出了一条诗歌发展的语言/形式线索，这样的工作，恐怕只有诗人做得出，也只有诗人才做得好。林庚先生从上古短歌中的二字节奏说起，这一节奏发展至《大雅》的周人史诗成为成熟的四言诗；《国风》的语言较之于《雅》《颂》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解放，发展到《楚辞》则开始采用三字节奏作为基本单位；二字、三字节奏并存的语言基础，终于逐步演化出后来的五言诗、乃至于三三七的形式、乃至于最后出现的七言诗。即便是七言诗，一上来也不得不沿袭骚体每句用韵的传统，体现为类似于曹丕《燕歌行》的“柏梁体”，因为节奏上的不足，必须充分使用韵脚加以补偿；与此同时，曹操的四言诗十六字才叶一次韵，更近于八言诗，乃是出于四言节奏已充分成熟的缘由所在……唯有诗人的眼光，才能将楚辞中的“兮”与现代民歌中的“来”视为前后的呼应；也唯有诗人的眼光，才能从鲍照通篇都是三言的《代春日行》中，辨认出七言诗与三字节奏在起源上的密切关系。由诗到词，先生认为音乐对于词的支配作用之一，“就是把诗行之间的距离由于音乐的节奏而分隔得更远些；所以初期的词，一般是两行作一段的，两行之后不是换了韵，就是换了不同长短的诗行，这样每两行之后都发生节奏的变化，两行与两行之间就形成一种飞跃的姿式”（P300），正是这种飞跃的姿式，使得词在表现上获得了绝大的自由，并进一步为市民文学的曲的发生做足铺垫；甚至八股文体的产生，也与律体的排比摆脱不了干系……这种对看似无关的琐细材料的穿插勾连，让文学的脉络如同树叶的脉络一般清楚可辨，这正是文学史家的“识见”之功；这种“识见”不仅仅集中在林庚先生对于诗歌脉络的归纳和阐发上，在从散文到史传到志怪到传奇再到戏剧的发展中，先生更是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寓言”在其中起到的或隐或现的基础作用。如果说《中国文学简史》背后有什么“史观”，那么这个“史观”就是林庚先生这种源于诗人的“情怀”与“识见”——朱自清先生当年为《中国文学史》作序，同样称其“用诗人的笔写诗人的书”。林庚先生作中国文学史，未尝不是在用诗人的方式，解决中国文学史上许多从未解决过的问题，而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从那错误的思想形式与错误的人生情绪中醒觉”，以期待“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来临”，因为“我以为在黑暗里摸索着光明的，正是文艺；有文艺就有光，就有活力，然后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而“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才是真正伟大的。……所以我正如一些社会学家之要求某一种文艺，我则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
也正是因为这种诗人的“情怀”与“识见”，王瑶先生似乎对于《中国文学简史》的治学方式不以为然；朱自清先生也曾提到，林庚先生“虽然也叙述史实”，“可是发挥的地方更多”。然而于我看来，这正如同魏晋史研究中的田余庆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田先生专注于历史细节的考证与梳理，宁愿给不出一个历史发展、即便只是政治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而陈寅恪先生大开大合，极具气魄，跨越时段绵长，却难免有细节论断的疏漏之处，如将早已成为皇权代表的曹氏父子判定为宦官阶级。《中国文学简史》中的林庚先生，无疑更接近后一种。尽管他也有对于戏剧发展线索的疏密分析，能够将院本、南戏与元曲的异同关系娓娓道来，能够详细地考辩昆腔的兴衰以及从二黄调到皮黄的发展历程，但出于“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兴替”这个大故事的需要，他必须以安史之乱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状况的界碑，把中唐以后乃是宋元明清的诗文推向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用以作为市民文学兴起的陪衬。尽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宋代诗歌的创作无论是诗人数目、诗作数目还是诗作质量，都可谓远远超过了唐代，某种意义上说，宋代可能才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真正的顶峰，可在《中国文学简史》中，宋诗不得不戴上一顶时代老化、作品程式化的大帽子，黄山谷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文论述，只有证明其因袭循规的文字片段才能够出现，以便先生自圆其说；苏轼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乃至以文为词，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创造，或者对于词的文体地位的提高，而都成为了心境老化、功力贫弱的典型表征。也正由于先生对于宋代诗词的总体定位，无数人喜爱的李清照和辛弃疾，在《文学简史》中都只分到了可怜巴巴的一页和两页的篇幅，要知道盛唐的王昌龄也有一页的篇幅，岑参的篇幅甚至达到了一页半；而对于同样不大好纳入这个故事的《聊斋志异》和纳兰性德，先生就更倾向于将其处理为旁逸斜出的“奇葩”……凡此种种，都不能不说是林庚先生固有的“史观”所造成的“洞见中的不见”。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朱自清先生的序言，早就提到早期文学史“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剧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恰恰正是“识见”，正是“史观”。林庚先生47年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后来增删修订而成的《中国文学简史》，无疑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那个年代独特的历史任务，这一功绩，必须得到承认。说到底，对于大多数非文学专业的爱好者而言，文学史存在的意义无非是一部指南，对于文学作品的具体评价，还是要回归到自我的阅读体验与直感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简史》文字鲜活，洋溢着一股素朴而旺盛的生命力，相较于大多数死气沉沉、规矩到木讷的文学史教材，已经高出了好几个段位；而读者但凡在纵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余，能够从《文学简史》中获得一些独一无二的启发，进而给出属于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则《文学简史》简直可以算是功德无量。如果真要在历史资料的爬梳以外给出一点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那么任何立场和观点都定然免不了相应的局限，而既然立场观点与其局限历来如影随形，那么目之所及，尚无任何其它文学史能出《中国文学简史》之右。此作——用林庚先生常用的关联词说——“非特”前无古人，就作者本人的诗人情怀而言，恐怕也难有后之来者。先生曾计划作一部新文学史接续下去，斯人已逝，唯有《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一书可以管窥先生之于新文学史的观点看法。有些长久的遗憾，是无论用怎样的方法，都不能弥补的，正如八年以前的那个中午。
2013.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