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债的烦恼
前面说新任官员到午门外辞朝谢恩就可以上任了，其实是一个轻巧的说法。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解决经费问题。路途近的还好说，路途遥远的比如说杜凤治从北京到广东去上任，盘缠就不是一个小数，加上刚当官还需要显摆一下，况且还要在京里拉关系上下打点聚会，开销着实不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别着急，早在唐朝有人想好办法，这就是圈子内著名的“京债”。简单的说，京债就是有钱人向新任官员放高利贷。这个高利贷利息有多高呢？清人李燧有个详细的说明：借债时先说好“扣头”，就是折扣，比如说九扣就是借条上写一千两银子，实际给付九百两。这个扣头和官缺的远近、肥瘦是直接相关的，从八九扣到四五扣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的，就是说你借条上写一千两银子，实际给你二百两银子。纪晓岚曾记述说有人得了贵州一个知县缺，结果借条上写一百两银子，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不到三十两。而折扣之外往往还要三月算一次复利，月利3%。后来人们发现进京的官员都需要送礼，也有打量举债的潜在需求，京债的客户群体很快扩大了不少，比如张集馨进京送礼，就借了不少京债周转。
利息如此之高，以至于历代政府都对京债持严厉打击态度，因为它让官员负担了沉重的债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官员到任后不是考虑如何造福一方，而是如何挣钱尽快还清借款。最快的挣钱方法当然是贪污受贿，这对吏治显然是不利的。正如天启年间左都御史邹元标所说的：进士借贷上千两银子出京赴任，想当清白官，不是一般的难。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规定来限制这种借贷：明代有明文规定听选官吏、监生有借债或者和债主、保人一同赴任的，超过五十两的革职，债主和保人枷号一个月，债追入官。清代朝廷也是屡下禁令，甚至官府恶意打击各种讨债行为，但是这种打击显然没有太多的效果。甚至政府还加强官员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生活简朴化，这种方式显然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聊胜于无而已。
除了下达禁令和严厉打击外，政府也采用官方借贷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明代早期就开始考虑发给新任官员路费，叫做“道里费”。清代乾隆年间则允许新任官员向户部告贷，到任后限一年内归还。但是这种借款一般数额不会太大，远远满足不了官员们摆排场和社交的需要——毕竟大家都知道京里没有人通消息，官永远做不大做不长的道理。所以很多人既借官银，又借京债，两头不落空。
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这是古今不易的真理。一般而言，如果官员由于在任病故、革职、丁忧等原因失去官职，那么所欠的京债就可以不还了。而京债本身也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黑色领域，还要受到政府的打击，其中风险可想而知了。刘秋根先生根据一份账册的统计，放债对象有六十多位，金额达一万多两，而坏账率高达50%，这种风险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毕竟这行太挣钱了，很快就有了专业化分工的趋势。一般是有专业拉纤的人了解官员获缺的情况，然后由拉纤的去撮合具体借贷事宜。比如杜凤治确定获取知县缺以后，拉纤的接踵而来，一个月就来了不下四五十人。不过杜凤治是个老江湖，知道自己的广东缺算是肥缺，扣头到七八扣也就差不多了；麻烦是同行去广东做官的笨蛋已经用五扣的代价借了一千六百两银子，自己借贷一定会受影响，弄得老杜好不恼火。最后老杜还是通过朋友、拉纤的中介等等各类人等联系到一个合适债主，谈妥了四千两的借贷，对扣当日交银。
能借出钱来的，大多数是有闲钱的贵族、官吏和商人——政府打击的效果可想而知，也有以此为发家手段的普通人，比如和杜凤治谈借贷的债主就有一个王姓的裁缝。但是这项买卖后来大多数被山西人所垄断，俗称老西。这个其实也好理解，山西财主有钱出了名，距离北京也近，做这门生意就成了近水楼台。结果这门生意后来催生了专业金融机构的出现：负责给官员做京债贷款账局，而放账铺也兼营该项业务。
官员们也往往因为京债承担很大的压力，乾隆年间就有官员由于债主到衙门要债，一时无法清偿当场上吊自杀的的案例。道光年间，江宁知府善庆欠债五万多两银子，有人上门要债。经过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审讯，认为是善庆不善经理财务，仆人乱签合同导致借贷利滚利，结果是善庆降一级调用。
直接借贷风险太高，又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带肚子，也就是债主以仆人或者师爷身份陪同官员到任，到任之后除了还债，还要安排到关键位置，这样才好有财大家发，这个做法也叫带驼子。杜凤治的2000两就是用这个条件借来的，债主的要求就是做他的仆人，一个广东人。所以后来老杜也想开了，前前后后借了上万两银子，反正是虱多不咬，债多不愁——京债多了，烦恼也就不再是烦恼。
按照大清的规矩，一个七品县令的年俸是45两银子，算上雍正以后实行的养廉银制度，广东知县一年能拿一千多两银子的廉政津贴，合法收入就这么多了。这一万两银子的京债需要要老杜花差不多十年时间才能还清，前提还要得是他不吃不喝，不养幕僚，不蓄家仆养小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官员的贪污受贿，简直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千里当官只为钱，的确是大清官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