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河：197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阶级战争”

发生了阶级战争，没错，不过是我的阶级——富人阶级发起战争，而且我们赢了。

——沃伦·巴菲特（“股神”）

民主社会的学生不会不明白，当大机构控制了经济权力后，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也就不远了。

——查里斯·R·吉斯特《美国垄断史》

一、美国的“权力精英”是谁？

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早期代表作《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中，达尔曾发问：

“在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中，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权。但是，在知识、财富、社会地位、成为官员的渠道，以及其他一些资源获取途径不平等的情况下，实际管理国家的又会是谁？”

就在达尔这部作品问世的前几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1916—1962）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中，就曾指部分地给出过这个答案。

在米尔斯看来，美国的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化了，工会和中产阶级在美国是不重要的，而大型商业公司、永久性的官僚制和军队才是最重要的组织——

美国经济显然是由几百个大公司支配的，这些公司的顶层主管人员和公司的所有者构成了国家的上层阶级；

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作为制定重要决策的核心，其地位远超过州和地方政府，而在政府内部，是由各行政部门来启动各项政策的，国会中那些选举出的代表只有盖上橡皮图章的权力；

军队是第三大权力中心，它自行其是地实施其全球战备政策，它寻求自己的联盟，尤其是与公司经济中的供应商达成联盟。

米尔斯发表作品的年代还是六十多年前（1956），是在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卸任前，也就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卸职演说（1961）时，他郑重警告美国人要小心当时已经成型的“军事-工业共同体”，因为它是民主体制的重大威胁！到了2005年，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又补充说：父亲当年想说的是其实是“国会-军事-工业共同体”，只是担心引来太大的冲击，才做了妥协，去掉了“国会”。

米尔斯的论断无疑是切中了美国政治的要害，然而至为重要的一点是，米尔斯指出——大公司、高级高官、军队这三类组织部门都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都是庞大的官僚制，它们的上层通过财政往来、相互的利益往来和人员的相互交换而结合在一起。比如一些退职的将军和军官会进入到大公司的管理层，另一些则进入到政治系统的各等级中，它们不是通过赢得地方选举而逐步提升，而是横向平移到高层（这里也便于我们理解美国军队的海外作为）。

由于其特殊的国情、民情（比如受到二战的冲击甚小），美国确实只是一个弱势民主国家，与西方同类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以其对劳工的残酷打压而著称，也以其未能发育出自由主义工党政治而显得特立独行！这些都显示出美国内部强大的反劳工、反民主势力，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遭到1930年代政治左转及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后，必然不甘心同全社会分享权力和利益，因此1970年代就成为他们全面反扑的时代！

在1970年代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劳工运动在千刀万剐中奄奄一息，工会被打得七零八落，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指出的“工会是社会权利最重要的预报器”，美国的民权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比如说美国人至今不能享受全民医保、女性不能享有法定的带薪产假，在这西方同类国家中是唯一的；而且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第二部分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表述，包括该宣言的第二十五章，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一直持强烈的谴责态度！

美国的这些让人失望的表现，当然都不是偶然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章：（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二、美国工商界的暴乱

赫德里克·史密斯是美国知名时政记者，他当年曾因参与“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分享了普利策新闻奖，又因其1971到1974年对苏联的国际报道而独享普利策奖；后来，由于他对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性报道而多次获奖。

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近年畅销一时的新作《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一书中，史密斯开篇就指出，1970年代美国工商界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暴乱”（按照巴菲特的说法这就是一场“阶级战争”），永久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直到四十年后，美国人依然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余震！

“暴乱”发端于一份1971年的备忘录，作者刘易斯·鲍威尔出身于美国的权势阶层，即弗吉尼亚州重建时期的贵族阶层。1960年代鲍威尔成为执业律师，逐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公司律师之一（1964到65年间他曾担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后来还作为联邦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工作过十五年）。

鲍威尔在备忘录中号召美国企业，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对抗政治”来改变华盛顿所奉行的政策。他断言：“商界必须好好上这一课，他们必须学到……政治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权力务必勉力栽培，如有必要，还必须积极坚定地去使用这一权力，无须尴尬，无须勉强，因为这恰恰是美国式商业的特点。”

鲍威尔给美国工商界提供了蓝图，制定了一份长期的行动计划，由美国商会领衔，利用企业资金的巨大优势和有组织的商业力量去对抗那些反对者们。

鲍威尔着重指出：“优势在于组织，在于周密的长期规划与实施，在于无限期地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大规模融资，只有通过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在赢得权力之后，商界应该毫不犹豫地摘下手套来，“在任何政治舞台上，都要大力推进向前，不要有哪怕丝毫犹豫……与此同时，在惩罚那些政治对手时，也不应该心慈手软。”

如前所述，1970年代是各种政治、经济、种族、阶级、性别、文化、宗教等保守力量集结和反扑的时代，工商界忘不了他们在“镀金时代”的好日子（贪婪的本性使然），所以必然希望将美国社会向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镀金时代”拉扯！

因此，在这种政治风向下，鲍威尔的企业宣言激起了工商界的热烈回响——商业旋即在政治上起死回生！

在长期对政府敬而远之之后，企业界开始大力扩张自己在国家首都的势力——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超过两千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华盛顿的企业办事处数量从1971年的175家跃升至十年后的2445家。

以前商界的政治活动是四分五裂的，每家公司都在自顾自运作，而今企业界齐心合力组建了广泛的联盟。大批企业联合创立了如传统基金会和加图研究所这样的新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之前的经费较为紧张，企业界也大幅增加了对其资金的投入，以便从企业界角度出发进行政策分析。

美国蓝丝带企业的一些CEO们（杜邦公司的欧文·夏皮罗，通用电气公司的雷金纳德·琼斯，通用汽车公司的托马斯·墨菲，以及花旗银行的沃尔特·瑞斯顿），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商业圆桌会议，利用这整个国家最有权势的CEO们的个人影响力，创造与国会大人物们当面商谈的机会。

作为政治上新管理运动的核心，商业圆桌会议纠集了企业精英界的总计180名CEO——这些CEO们位高权重，有资格给华盛顿的任何人打电话，并且得到回应。通用汽车的汤姆·墨菲说：“如果你跟参议员们没有熟到直呼其名的程度，那就表示你没有为你的股东们做好充足的工作。”

商业圆桌会议迅速成为大型企业在华盛顿的主要政治推手，而拥有庞大、专业、全职的员工队伍，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今天。最初，这些大权在握的CEO们之所以联合起来，是决心要遏制工会的权力，但他们迅速将议程扩大到了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全部可能领域，不仅有劳工法，还包括税务税收、反垄断监管、银行金融和员工雇用。

后来，就连中小企业也在政治领域唱上了主角。从1970年到1979年，作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贸易联盟，全美独立商业联合会的成员数量从300家公司迅速跃升至60万家。为了连接这个庞大的企业网络，联合会的加利福尼亚总部雇用了600名全职员工，华盛顿的办事处也有20名员工。

美国制造商协会将其全国总部迁至华盛顿，并为此调整了自己所拥有的国内企业网络。一直在政治领域沉睡的美国商会苏醒了，其成员数量在1974年翻了一番，达到8万家公司，预算增加了三倍。到了1980年，美国商会已经雇佣了多达45位全职政治说客。

各种贸易协会迅速成长起来，代表了美国经济体内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分支。到1978年，华盛顿已驻扎了将近2000个不同的贸易协会，雇员人数达到5万。这些贸易协会得到其成员企业的充分资助，他们聘请了一大批专业人士来为企业的权力通道服务——总计9000名政治说客，以及8000名公共关系专家。

正如托马斯·埃兹尔在《不平等新政治》中写到的，1970年代初的非亲工商国会，摇身一变，就成了1970年代末的亲工商国会！之后上台的罗纳德·里根，显然就要比尼克松更忠实地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当然到了今天这个“新镀金时代”而言，很多事实更明显了，“旋转门”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华盛顿-华尔街共生体”也不再是阴谋论！

事实上到1970年代后期，商界利益已经形成了如此巨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在数量上超过国会人数130倍——535名国会议员中的每一位都有130名政治说客和代言人为其服务。在企业界的强势作用下，商界撬动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造成政策制定朝着企业精英们的方向严重倾斜——以牺牲中产阶级（也包括下层阶级）为代价。

197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工商界的政治机器继续自己的攻势，实现了具有深刻且广泛影响的一些立法议程（如取消一些监管制度、阻止卡特政府帮助中产阶级的改革议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些立法将会严重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中产阶级（同样包括下层）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希冀能够得到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润公平分配的梦想。

就这样，19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在两个方面进行同步转型：其一是新经济，其二是商业本身的思维模式——重点聚焦在企业精简、离岸生产以及重写作为战后中产阶级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础的社会契约。

三、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当今世界，越发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富人国”，全世界的富豪阶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所以他们也有必要采取某种集体行动，以捍卫自己的特权！

在乔姆斯基的《财富与权力》一书中，乔姆斯基就曾指出：以西方工商界为代表的所谓“国际自由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三边委员会(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成员来自三个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欧洲、日本和北美。三边委员会被196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所震惊，认为“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回击”。该委员会于1975年发表的第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正是针对这一主题，名为“民主的危机”( The Crisis of Democracy)。卡特政府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这个组织，这一点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这是政治光谱上的另一个极端。

所以有学者调侃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但全世界资产阶级却已经先联合起来了！

如今我们可以看得更明显了，比如说西方国家自1970年代之后民权运动退潮，各大政党在政治上则普遍发生了右移，对于工商界越发屈从。而美国尤为明显，不仅共和党已经堕落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而且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从1970的50%下降为2010年的42%（在国民财富中的总量比重下降更严重）。再有像美国CEO们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早已从1965年的42倍跃升到近年的接近400倍！

这里我们可以再重点说说最低工资的事情，最低工资的设置实际上是对于劳工全体有好处的，而且劳工阶级在与已经高度团结和组织化起来的资方博弈时，本来也不应该单打独斗，采取集体行动是十分必要的！那些自认为劳工有不接受最低工资自由的人，实际上是忽视了劳工总体的利益，更不懂得社会博弈背后的残酷真相！

美国的企业界出于本能的贪婪和短视，是拼命压低最低工资标准的，因此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从1970年代国家工资标准的46%，到了2006年，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最低工资标准与国家平均工资标准之间比例的情况下，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降到了每小时平均工资标准的31%以下。直到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上台的2009年，才又勉强恢复到37%的水平。

经过川普的四年乱政之后，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拜登上台以后，又想继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以缓解美国已经极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当然，大家一定要明白，仅仅依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种形式，至多只是缓解一时的急难而已，更全面、更深化的改革是必须的。

四、民众应该具有免于被斗的能力

有人或许要问了：既然工商阶层发动了“暴乱”攫取了国家权力，又对美国普通人发动了“阶级战争”，那么普通人为什么要任人宰割，而不会联合起来反抗呢？

在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中，迈克尔·曼就曾指出：美国的种族、宗教等因素妨碍了大部分美国人的阶级认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他们首先应该是一个白人或者是福音派教徒，其次才可能是劳工阶级的一分子！

正是基于此，作为豪富阶级利益忠实代表的共和党才会不断制造社会撕裂（一些民主党政客也有这种嫌疑），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成其对社会中下层分而治之、弱化民众阶级认同的目的。在《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一书中，也解释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内部的分裂如何在无意间使更为团结的公司富豪出现右倾趋势。

不过，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他们的民众不像美国这般严重撕裂，所以在资本势力面前的抵抗力较强一些；只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与普通劳工越发疏离，从而消弱了中下层的博弈能力。

美国的工商阶级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且组织化了的“公司共同体”，并形成了一个公司-保守派联盟（原先的对立方就是自由派-劳工联盟）。该联盟吸纳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福音派群体，以及其他没有宗教归属的极端保守派反政府组织。与此同时，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中也占据了很大比重，他们为奥巴马2004年参议员选举及2008、2012年总统选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

美国的富豪阶级、上层阶级的“阶级觉悟”比普通人要高得多，他们无论从肉体还是感情上都与普通人越发疏离（以前居住上没有这么隔离），《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一书对此解释道：“部分因为公司富豪共享巨额的财富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部分因为反对他们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公司富豪联合起来创建了自己的社会机制——封闭式小区、配有保安的公寓大楼、私立学校、排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幽静的避暑胜地。这些社会机制创造了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即一种‘自己人’的情感，并由此将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塑造成社会上层阶级。”

公司共同体在那些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而这些议题同样会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工作保障和福利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为夺取利益，公司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竞争，这将在参与竞争的公司领袖之间造成明显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要通过国会内部斗争来解决。

然而，在影响其整体利益的政策议题上——这些议题常常因有组织的工人、自由派人士、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群体或强硬的环保人士发起的持续的政治挑战而遭受威胁——公司共同体总是异常团结。而在当选官员四处提高公司税率，或是针对商业活动出台新的规章制度时，公司共同体同样会更具凝聚力。

可以说，在阶级利益也就是经济议题上，公司共同体是异常敏感且寸步不让的。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不斗人，也不想斗人，但是若想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必须具备免于被斗的反抗力量、具备免于被不公平对待的社会博弈能力！否则，必然会被各种剥夺，最终被一步步地被逼到各种绝境！

这就是人性，文明靠的就是社会力量的不断趋于平衡！一旦社会力量严重失衡，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及民生困顿，尤其随着各种政治、经济、道德风险的升高，社会因而危机四伏！

五、希望在于团结和组织化

现在我们一提起“阶级斗争”，大家只会想到上个世纪所发生的那种血腥的场面，却忽略了来自上层对下层的阶级压迫，而且这在历史上才是真正的常态——下层在反抗上层的过程时，往往会取得短暂的成功，可也正是由于社会长期不公所制造的怨毒和戾气，才导致社会动荡时的血腥！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压迫的力度与反抗的力度往往成正比，不过还有几种情况会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某种麻痹和迟钝，比如前面提到的种族、宗教认同等压倒阶级认同【还有就是喜欢宣扬爱国主义或者激发民族主义，以淡化人们的阶级意识，当代美国就越来越喜欢讲“爱国主义”】；还有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和解”的情况，这个我在解读“禁毒战争”时专门提到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见《当今美国令人发指的种族迫害——以“禁毒战争”与新奥尔良飓风灾害为例》）。

但是，最有力的“认知俘获”便是洗脑，就像迈克尔·曼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最重要的四种权力之一，那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人或阶级，他们不可能不去攫取意识形态权力，即利用自己手上所掌握的各种学校、媒体或宣传机器来对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灌输——当然，他们首先是精心打造一套“主流意识形态”，然后以各种形式向社会灌输，比如说当今美国社会一度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到后来，往往是自欺欺人，连自己也深信不疑）。

越是不具有平等主义价值观、没有各种知识素养的人，越容易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俘获，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西方社会——那些学历越高、知识越多的人就越容易左倾，因为这些人更容易拥有平等主义价值观，也更习惯独立思考。

可是，越是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差距越大，社会歧视就越发严重，诸如共和党这种挑动种族情绪的伎俩就越容易得逞！而且人特别容易被社会环境所同化，就算是那些专业学者，除了良知容易被收买之外，很多人在扭曲的教育体制下也不过是为学术而学术罢了，更有不少人的价值观本身就是歪的，因为他们被环境同化了！更别说普通人！

此外，人们越是被生活所累，不得不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读书、思考和参与社会生活，因而越发原子化，开始“独自打保龄”——按照美国学者帕特南的观点，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

当然，像工会这种重要组织，它的衰落主要还是来自公司共同体的刻意打压！

越是缺乏团结和组织性，缺乏起码的热情、智慧和勇气，作为普通人一方的地位就越是弱势，普通人就越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俘获，就像奴隶会习惯站在奴隶主的地位上思考问题。

因此在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斯蒂格利茨悲观地表示：有钱人具备大量的工具、资源和激励来塑造对其利益有利的信念，尽管他们不是每次都可以赢，但这场观念的博弈远非是一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实在辩论不过，他们还有法庭（里根在八年任期内任命了近一半联邦法官，到乔治·布什任期结束时，将近三分之二的联邦法官都是共和党人任命的）。

对于美国大众而言，也许今天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深重，他们一点也不想报复，不想“斗人”，可是最要紧的是，普通民众必须拥有免于被压迫的力量，免于少数派（财阀和极端派）的暴政——这就需要首先唤醒大家共同的阶级意识，然后团结和组织起来，以求得社会权力的平衡，制定一套对于全社会而言公平的游戏规则——否则，不要说经济权利，美国人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也会完全保不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和人性本能，资本势力会得寸进尺，他们会向财阀统治不断迈进的！

就像《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引言所说的：“所谓财阀统治，也就是富人组成的政府，富人控制的政府，为了富人的政府……为了推行这种令人厌恶的财阀统治，共和党有意挑动白人对立情绪，并不断破坏民主政治。”【在当代的美国，政客越来越有钱，而且越来越多的政客本身是超级精英。按照一项统计，2010年，国会议员中接近一半是百万富翁（共250人），其中至少有10人是资产过亿的“顶级富豪”，他们的资产净值中位数为913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美国的立法委员也正在变得富有，他们的资产净值在2004到2010年间增长了15%】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套公平的社会游戏规则，实际上有利于全体成员，而不是仅仅有利于某一部分人，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因为人们只有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加有效参与社会合作，才能更多地感到幸福，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创造力！

当然，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还有一种特殊性——只有美国的民主不断巩固和深化，美国才能在国际上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就是人类的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