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美国人斥责了一小男孩，众人听后眼里有光

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一位女士去世了，年仅55岁。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在遗书上这样写着：我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这些文字，对于美国人来说并无多大感触，甚至对于她的死也是再寻常不过了。当她在密执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后。中国得以知道她逝世的消息了，当天，国民政府表示了哀悼，并授给他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而在金陵女大，所有的的师生则都聚在一起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知情的人无不动容，大家都陷入了回忆：

那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随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无数人丢了性命，尸横遍野。城内妇女儿童老人更是无一幸免。

据估计，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一至两个月内，约有2万至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昼夜一一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被强奸的妇女包括12岁的幼女、60岁的老妇，乃至孕妇。很多妇女精神失常，受到了日军轮奸，有些妇女甚至会被日军强奸数次...日军对妇女的大规模强奸和虐杀整整持续到1938年的2月才有所收敛。

整个南京被日军的残暴笼罩着，这座城摇摇欲坠，此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给了全体受辱妇女们一线希望，那里是美国人负责的，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

据难民所的负责人回忆：“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7日，难民所的负责人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紧接着她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然日军的猖獗，依然在进行，美国大使馆也开始数次劝难民所负责人离开，警告她“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可她却没有犹豫，坚定的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下中国！”随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毅然的签上自己的姓名。加上这次，已经是这个美国女士第四次郑重的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随着难民营人数的增多，为了稍微保证大家的安全，她开始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而她自己则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对于毫无人性的日军来说，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兽行。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自由出入。据统计，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日军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偌大的金陵文理学院，此时已到处是难民，在与日军的对抗下，她开始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完整的睡觉更是不可能。不少日兵见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抽她耳光。这一切，她都忍了，宛然，此时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就是她的使命。

在南京那举头看不见光明的日子里，幸存的人回忆（85岁的熊秀芳老人）：“我老记得嘛，她蛮漂亮的，个子高高的，没长头发，短头发这么长，总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帮助我们。”

奔波在难民人群中，看着一双双空洞无助的眼睛，她在照顾大家的同时还不忘鼓励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当她看见一个小男孩戴着日本军队的臂章来给他金大的姐姐送饭时，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便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这天，她在日记中这样写到：“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她热切的盼望着南京城迎来转机，然她却没料到，危险开始向自己走进。

1940年4月初的一天（汪伪政府成立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难的西方人。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她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舆论导向开始起作用，大批的人们不由分说的开始指责她、唾骂她，丹尼森夫人（金女大实际负责人）看了，更是十分愤怒，不听她的一切解释。长期的疲惫与精神的压抑，当最后的信任也被摧毁，她开始病了。

几天后，她递交了辞职报告。1940年5月14日，经过多方劝说，她同意回到了美国养病，可是回国之后，她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悬崖边缘。“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她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一年后，她在印第安纳州的一间普通公寓里死去，当人们发现的时候，她已经静静的走了，煤气打开着，床头放着一张沾满泪水的金陵女院避难孤儿的照片。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还曾对友人说，假如她还能再生一次，她还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是她的家。

而她的名字，我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知晓——明妮·魏特琳。如今，她的雕像竖立在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前方，她面带微笑。

而她的墓碑上则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 。放眼望去，墓碑上在最醒目的地方刻着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