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幸福单位

世间事物多样性的一个面向，是“汝之美酒，我的砒霜”，所以罗素会说，丰富多样是幸福之源。

初识罗素是因为J，他介绍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留意到他的《幸福之路》，则是因为丁丁，当时她因为申请留学不顺，写了一篇《幸福之路》的读后感，在里面提到了《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这么多年之后想起，那些青葱岁月的感觉汹涌而来。那时的她，因为暂时的受阻，潜入时空去与数百年前的哲人对话，追问脚下的路。自从多年前那则时隔许久许久才看到而不再回复的问候之后，便与一脸灿烂笑容的她失联了，现在的她，应该在彼岸的美利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美利坚是适合她的土地。

人类社会，自古希腊以降，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真正保证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专制政体下，只允许一个声音存在。武志红对巨婴的描述，完全适用于独裁者们。他们犹如一个全能自恋的巨婴，“我一动念头，世界立即就得按照我的意愿运转”。因为全能自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自己所是，必是真理，独裁者们绝难听进去不同的声音，同时，出于自己意愿被拒斥和世界不能按照自己意愿运转的恐惧，他们必须摧毁不同的声音。即便他们也意识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但是为了一己之私，他们一样要扼杀不同的声音。独裁者，必是控制狂。一个个处处是控制狂的社会，必然极难让人幸福。

如果把政体置换为社会，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依然时时受到了统一范式的影响和控制。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价值判断的单一性，扼杀了人们对另一种可能的认知能力，让人们看不到在日常生活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在我看来，失去了对“另一种可能”的认知和接受，人们就失去了获得真正幸福的能力，只会被来自独裁者、庸众和大众媒体的各种声音摆布。关于和环境的对抗，巴菲特有一个精彩的论述：“我有个内在评分卡：如果我坐了某些其他人不喜欢，但我感觉良好的事，我会很高兴，而不管别人指手画脚。如果其他人称赞我所做过的事，但是我自己却不喜欢，我同样不高兴。”但是，司汤达在他的书里的一个论述，更让人印象深刻：

“阿尔贝里克在剧院包厢里遇到一个比他的情妇更漂亮的女人：如果你允许我用一种数学的评估方法，不妨说她是一个其样貌可带来三个幸福单位的女人，而不是两个幸福单位（再让我们假设绝色美女可带来四个幸福单位）。他更喜欢他的情人的样貌，这样貌可给他带来一百个幸福单位——你大概不会觉得奇怪了吧？”

无论是两个幸福单位，还是三个、四个幸福单位，都是大众舆论通过各种媒介作用于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形成的结论，人在这个过程中，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很多时候，也只能被动地接受。“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只有通过持续的审视，才能看清自己身上的各种被动并获得超越的可能。楚王派使者请庄子去当官，庄子悠悠地问使者：“听说有只三千年的龟被杀死裹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这只龟是喜欢这样还是更宁愿活着自由自在地在泥水中生活呢？”庙堂之龟，是世人严重过的四个幸福单位；而自由之龟，才是庄子眼中的一百个幸福单位。在这个寓言里，四个幸福单位和一百个幸福单位的真正区别，不在庙堂和自由之分，而在于世人和自己之分。之于人，只有认识自己，努力去活出自己伸展自己，不断激发自己的生命力，超越被动接受的“四个幸福单位”，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百个幸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