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故事（二）：人人都有弱点

上上周，我在做非现场时翻出一笔2019年9月的活动费，报销单上审批手续正常、税务发票正常、活动通知正常、参加活动人员的签字表也正常。

我翻看着这堆附件，总觉得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吸引着我，于是打开电脑里的在职和离职人员清单，在其中搜索着签字表上的每一个名字。当翻看到第五个人司马光、第八个人王安石时，清单显示他们已经在2019年7月离职。

哐当，为什么7月就离开公司的司马光、王安石，会出现在9月的公司活动里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相关人员为了处理一笔费用，虚构了参与活动的人员，并习惯性地进行了代签，可是因为大意，他没注意到写上了已离职人员的名字。

上周，我去了这家公司做现场审计，并就这个疑点要求经办人李清照予以解释。

然而，李清照的主管宋徽宗说她已离职。我问宋徽宗那笔活动费，怎么解释“离职的人出现在公司后来的活动里”？徽宗尴尬地笑笑离开。

半小时后，徽宗把正在通话中的手机交给我，说是李清照的电话，她要解释。

问：你经办的活动费里怎么会有离职人员签字呢？

答：我当时把签字表弄脏了，于是另找了一份签字表替代。

问：可是你还没有解释怎么会有离职人员签字？

答：应该是当时我打翻了水杯，弄脏了签字表。

问：但除了这笔活动费外，还有另外一笔活动费上也有离职人员签名，难道你又打翻了一杯水？

答：是的，这两笔活动费是一起报的账，在弄报销附件时，我不小心打翻水杯，弄脏了两份签字表。因此，我找了两份其他的签字表来代替，可我进公司晚，对相关人员不熟悉，没有发现表上有离职人员的名字。

我：......

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审计工作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和人做斗争。

审计不是审讯，但是从心理交锋这个层面来说，或许二者是想通的。

这周我看到一名资深FBI探员写的书，他写到这样一段话：

要使审讯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要有创意，要运用想象力。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作的案，什么事情会让我露出马脚昵？”

我们都有弱点。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拿我来说吧，由于记账马马虎虎，我的主管特工就可能把我叫进去，让我看一看摆在他桌上的我的账单，搞得我直冒虚汗。

总是能找出点问题的。人人都有弱点。

于是我开始联想：如果我是报销人李清照，如果我真的虚构了活动，报销了费用，面对审计检查，我会怎么回应？

首先，远远离开，最好是不和检查者面对面；

其次，保持和“内应”的沟通，面对检查者的问题，双方及时沟通，取得一致的答案；

最后，如果前面的方法失败，统一口径回答“不知道”或者“时间太久，我忘了”。

完美，李清照早已离职，而且和宋徽宗沟通良好，我没有机会让他们回答“不知道”。

事后仔细想想，我还是错过了一些翻盘的机会。

比如，签名表上有很多人，我为什么不找到其中的五位、十位来面对面访谈？不错，时间确实比较久了，但是只要有人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有人能说自己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突破口。

应付这么多人，我忙不过来？没有关系，我可以请组长、主审帮忙，他们经验丰富、具有权威，更容易找到突破口。这个方法其实是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找到人证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最大的失误是，当宋徽宗提到经办人李清照离职后，我没有进一步索要李清照的电话，直接和她电话交流，而是不管不问，让宋徽宗和李清照私下沟通了半小时，结果他们建立了复仇者联盟。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打电话给李清照，讲明这个事情的严肃性、重要性，尽量从她那里取得一些有用的信息，即使一无所获，我也必须在挂断电话后，马上找宋徽宗访谈。

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我和李清照的通话切断了宋李串供的可能，宋徽宗没有和李清照私下沟通的机会，那将产生“囚徒效应”。

也就是说，当我再次找到宋徽宗时，他并不知道李清照是否说了真相，于是他会想，如果自己是最后一个讲出实情的囚徒，将变成三人博弈中最不利的一方。如果是这样，徽宗最好的选择是早点说出实情，尽可能地减少自身损失。

最后，为了做到更有效的访谈，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些细节：

1、精心布景。比如桌子上成堆的资料，比如不经意放在被访谈者面前，写着“主要责任人、次要责任人”字样的A4纸；

2、隔离房间。如果有个小房间，只有你和被访者单独交谈，那既可以减少对方“被人发现”的危机感（想想在大医院做比超时，你脱了衣服有人乱入的场景吧），又方便一对一沟通。

总结一下，审计现场访谈是取得真实证据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可能涉及正面利益冲突，所以我们需要做出充分的准备，甚至是演练。对方可能会很诚实，知无不言；但更多的时候是，对方穿着厚厚的铠甲，让你无从下手。

幸而人人都有弱点，找到铠甲上最薄弱的地方，或者，找到和他利益一致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