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你并不真的了解印度
01.
异乡人奈保尔
奈保尔,实在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好感的作家。
▲ 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 《纽约时报》, 1991年 摄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折磨。就语言来说,他实在是太啰嗦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翻译的缘故),那些层出不穷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都淹没在喋喋不休的抱怨和碎碎念里。
另一方面,如果在读他的作品前对他的私生活稍做了解,他对身边女性极致恶劣的态度,以及对肉欲的狂热追求,足以让任何一个女性主义者「揭竿而起」。这种仿佛被冒犯了的情绪之下,谁还顾得上去挖掘和斟酌那些字里行间的妙语连珠。
就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奈保尔,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
前者在于,奈保尔环游世界式的写作与诺贝尔文学奖近三十年来暗含的「跨文化」理念相契合,不过奈保尔本人并不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与他的背景有什么关系。而后者在于,奈保尔在致辞时竟然说「感谢妓女」。虽然「性」是很多文化人必备之「仙途」,但是这么直白地公开表达,也是很不做作了。
奈保尔与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并称英国文坛的「移民三雄」。鲁西迪把魔幻现实主义的光怪陆离搬进了南亚次大陆的智慧中,石黑一雄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到日本人的务实与多愁善感。
奈保尔除了惊世骇俗的私生活还有什么呢?
无论是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岛(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是祖籍的印度,以及后来移民的英国,他都表现出强烈的疏离感,甚至是排斥。在抛弃了故土之后,奈保尔的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认为,他反而「被这种抛弃界定」。
于是,奈保尔在冷淡的「此心安处即吾乡」与沉痛的「乡愁枷锁」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异乡人」的虚构形象。所以,弗伦奇说奈保尔「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人,而只是当成一个作家」。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研究世界。
在他有名的游记作品「印度三部曲」的第一部《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中,奈保尔就是以这种「异乡人」的姿态,在历时一年的旅行中,将对他「生而未养」的故土肢解开来,试图在那些乱七八糟的皮相之下,在一个又一个难以捕捉的阴影中,抽离出真实的印度精神。
▲ 《幽暗国度》作者:(英)V.S.奈保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 出版时间:201302.
「想象力停驻之地」
《幽暗国度》中,奈保尔旅程的地理起点是孟买,但是他的心理起点要早得多,也远得多。童年时期,奈保尔就从特立尼达启程了。
当有人质疑他对印度抱有的偏见,是来自于西方文字对印度歪曲时,奈保尔就说「印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我童年生活的背景。」
奈保尔的外祖父来自印度,从母邦带来了一套完整的印度生活模式。于是,奈保尔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带着特殊的印度印记。他说「特立尼达的印度,并不是显现在我们周遭那些人物身上,而是存在于我们家中的一些器物上」。当他的家族在空间上与印度脱离了联系,却在时间上把那个「印度」永远地保存了下来。「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值得保存,一切传承下来的习俗都值得保持,这就是印度人的生活观」,奈保尔后来总结道。
▲ 1957年特立尼达的印度教寺庙「我们吃某种食物,举行某种仪式,遵守某些禁忌,我们了解到别的种族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我们不愿分享他们的东西,也不想让他们分享我们的东西。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他们以一种「被标签化」了的日常行为,维系与母邦最后的联系。这种联系将印度裔与其他的特立尼达人区别开来,奈保尔戏称「仿佛被戴上了眼罩」,只能看到外祖父的一亩三分地。
当奈保尔离开外祖父的村庄,获得了更完整的自我,他曾以为「印度」已经在他身上死亡了。如同那个在特立尼达的「印度」,被更多元的族群思维不断渗透,逐渐衰弱败亡。但是,这些中断了的精神印记却在奈保尔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奈保尔看来,这来自于「印度人对已经确立的、历史悠久的事物,怀抱着一种莫名的敬畏」。他表现出来的不屑与特立独行,不过是「那个巨大、朦胧、神秘国度的一部分——小小的但非常特殊的一部分」。
于是,当他「回到」印度,那些印记开始复活了。
03.
固守贫穷与浪漫的想象
奈保尔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人们却能轻而易举地遗忘这个现实。
奈保尔在一年的印度之旅中两次流连孟买。刚刚开始旅程的奈保尔在这个印度第二大城市,在怵目惊心的现实向他逼近时,只能直面,无法逃避,孟买城光鲜与疮痍的巨大反差让他悚然。可是十个月之后,当他再一次回到孟买,竟然能够坦然面对这里的可怖。他终于领悟到,「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显眼的现实」。
▲ 孟买贫民窟安纳瓦迪 | 图片来源于美国调查记者凯瑟琳·布撰写的纪实图书《地下城——孟买贫民窟的生命、死亡与希望》的英文原版封面要做到这一步,只需要清晰的「界定和区分」即可。「界定自己,你就能够把你的自我从周遭人群中抽离出来,你就能够确定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你就能够摆脱印度那无所不在随时会吞噬你的乱像」。
这就像我们常听到的:「国贸的斯嘉丽,过年回家就变回屯里的翠花 」。人们需要一个「表征」,以证明自己属于一个「社群」,从而最终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当然,这种阶层固化的需求是普世的,但是印度却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按照古老的种姓制度来分派自己的工作,其实也是安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就像《薄伽梵歌》中记述的,「即使带有缺陷,也不应该摒弃生来注定的工作」。
于是奈保尔写到,商场大亨窝在狭小简陋的办公室里;青年企业家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婆罗门出身的皮具商拒绝儿女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婆罗门从事商业意味着身份降格,自身种姓血统受到污染。
奈保尔认为,在印度略微逸轨是可以,但是扬弃阶层标志,却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因为这可能会带来纷扰不安。他说,「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
尽管英国登陆印度已近两百年,给印度「玩宾果的安迪」(相当于「国贸的斯嘉丽们」)带去了现代时尚的光鲜与经年考究的优雅。但是,他们生命中很多节点依然与古老的印度捆绑在一起。奈保尔说,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同,印度的印度人,其「外在的模仿对象不断变换,但内在世界永远保持不变,而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
奈保尔坚信,这种「盎格鲁-印度」的配置在印度历史是一直存在的,可能它过去叫「莫卧儿-印度」,未来叫「纽约-印度」。印度社会的残酷现象消失在精装公寓大门的背后,消失在泰姬陵的廊柱下,消失在巨幅美人广告的媚笑里。
普罗大众的面目是模糊的,肮脏穷困的印度是视而不见的,「旅人必须面对这样的印度」。
04.
下一站,甘地纪念堂
印度人喜欢随处大解。奈保尔形容他们,「一群群蹲着的人影,简直就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永恒。」而且据奈保尔说,在新德里国际机场,有人还在男厕小便池里大解,他简直不能理解这人是如何做到的,「恐怕得施展印度人最擅长的瑜伽术」。
圣雄甘地呼吁,「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一门科学就是公共卫生」。但是没人理会他,正如他呼吁的很多社会措施一样,最后都流于无形。奈保尔悲伤的发现,在甘地精神洒向次大陆三十年之后,人们仍旧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一点上,甘地无疑是失败的。
▲ 甘地和尼赫鲁 摄于1939年,两人与真纳在德里的柏拉屋洽谈之后 | 图片来源于The Hindu Archives甘地毕生关注的日常课题,排泄物、公共卫生、服务精神等,奈保尔认为,在印度传统中,可不应该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关注的,那是清洁工、服务员的活计。但是,透过这些琐碎的现象,甘地用他——奈保尔形容为「源自殖民地的直接而单纯的眼光」,来探讨整个印度社会的病根。这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已经被阶级固定在了相应的「功能」领域,比如你是一个清洁工,你的主要职责就是担任一个「清洁工」,以及一个「清洁工」相对应的下贱姿态。
奈保尔愤愤然,说「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的私人契」。正如《薄伽梵歌》中,黑天教导阿周那,「用自己的工作供奉它,人们就会获得成功」。获得成功,就要坚守阶层带来的「职能」,奈保尔认为「它使得印度人耽于姿态和象征性的活动」。
▲ 《摩诃婆罗多》大战中的黑天与阿周那 黑天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化身,俱卢之战中,阿周那因为心存犹豫,无法战斗,黑天现出真身,教导他。 整部《薄伽梵歌》所记录的就是黑天的教导这是甘地致力于改变的,可是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被印度人变成了「圣雄」这个职业的象征。奈保尔认为,人们保留下了甘地所有外在的激励表象,让一波又一波的旅游者对他的画像和纪念建筑顶礼膜拜,但是印度人始终没有学会用甘地那「直接而坦诚的眼光和理想」去改变印度。
奈保尔无不悲观地总结道,「在印度,甘地早已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们出外旅行得依靠双脚,文件得抄写在树叶或黄铜板上」。
05.
打上「后殖民」标签
与甘地同样成为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又同样成为现代印度一部分的,还有殖民时代的宗主国——英国。
▲ 第一座英印总督府 位于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斋普尔,现为阿尔伯特中央博物馆。纵观英国的全球殖民地,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像印度一样,最初统治得有多彻底,后来撤出得就有多坚决。在奈保尔眼中,英国人的统治所遗留的痕迹,依旧带着几分虚幻不实的色彩。英国的「英国」,特立尼达的「英国」和印度的「英国」对于奈保尔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这三个地方无论在哪儿,他都是一个「异乡人」吧。
所以,当再一次站在局外的角度审视英印殖民史,奈保尔感到痛苦。他说「这种羞辱,我以前从不曾体验过」。但是本土的印度人却以他们特有的「退却」哲学,将殖民地一切与古老印度格格不入的东西漠视掉。于是,即使是独立后厉行民族主义,印度依然迷失着方向。
他们缺乏历史意识。奈保尔厉声质问:「有了历史意识,他们还能够继续蹲在古迹和废墟中,照常过他们的日子吗?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
他们缺乏创造。奈保尔总结:「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
于是,奈保尔痛苦地表示:「印度人骤然投身进一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四顾茫然,只看到新世界的形式,却捉摸不到它的精神。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求取新身份,却变成了失根的兰花」。
奈保尔看到的印度的「印度」,在与英国的碰撞之后,走向双重失真的境地,反思和前进都缺乏动力。一方面「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另一方面,印度在消极的世界观里一再退让。在「民族主义」的大环境下,殖民印度和古代印度都被稀释了,「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
于是,一切又回到甘地看到的那个印度——「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
旅程走到最后,奈保尔再一次回到他灵魂里那个「印度」源发的地方——外祖父的家乡,并从那里开始落荒而逃,一路逃回伦敦。但当他回到伦敦熟悉的街道,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迷失和怅惘。
他最终没有抽离出真实的印度精神,在他的感觉中,那是他「永远无法完成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到的真理」。所以弗伦奇写奈保尔传记时,对他的评价是中肯的,「奈保尔是一个跑上沙滩的人,身后是推进的潮水,他努力让自己比潮水快一步」。
在《幽暗国度》里,仿佛能看到奈保尔对这种「弄潮」的厌烦,他反复强调,一切都是幻想,哪怕是「绝望」,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到底,我们是不可能通过《幽暗国度》,以及整个「印度三部曲」去了解印度的。奈保尔是个写作技巧高超的文学家,他对印度的反思,是文学性的,却始终不够真诚。他写印度,陌生而疏离。陌生是因为他异乡人的身份,疏离则是他内心对整个尚未像英国那般「现代化」的印度带有轻蔑,他试图用文学去反思这种轻蔑,他做到了,所以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失去了对充满活力的印度的真诚理解和同情。
一句话,如果你想了解真实的印度,奈保尔不是最佳的选择,尽管他的「印度三部曲」畅销一时。更好的选择是《甘地之后的印度》(India after Gandhi),这本书也是许知远老师做客明白直播间时的力荐读物。■
本文为明白微课「刘愚说书」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