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史丨宁死不贪司马直：体制性腐败对个体的绑架

每个正直的文人都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衣冠

汉灵帝中平三年，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

中国古代士大夫，没有一个不想做官的，可是司马直不想做这个官。

他不是假清高，虽然他的死证明他是个很清白的人。

原因是，当时的官场有一个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潜规则。就是一个新官在上任前，必须到皇帝的西园，根据自己官职大小，孝敬皇帝一笔不菲的费用，这笔钱，有个好听的名目，叫“助军修官钱”。

在当时，所有的官职都是有价格规定的，如同商品的电器，不同规格，价格也有高低。一郡之太守，还是一个大郡，在当时的官方标价是两三千万钱。

这笔钱一般的官员肯定出不起，基本只能依靠从民间榨取。可是即便压榨百姓，也得有个时间差，哪能一下子挤出这么多民脂民膏呢？中央政府也很贴心，它会给你时间，可以慢慢上任后慢慢缴清。

这项潜规则自然等于默认官员榨取民财，而且巴不得官员去这样做，因为这样中央政府可以得到大笔的收入。在当时，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无奈”，因为汉朝当时的财政已经凋敝不堪，可是中央政府不能没有钱，为了应对国家方方面面的事务，尤其是战争的威胁。当然，再无奈，也绝不能这样做的。

对于司马直来说，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规则，他说：我不想做这个官。

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在帝国时代，一个读书人，对皇帝说：“我不要做太守。”

皇帝直到司马直是清官，很体谅他，说：“我知道这个价格对你来说太贵了，我给你打一折，减掉三百万。但是这官，你必须得做，不准推辞。钱嘛，不急，以后慢慢还。”

皇帝直接和大臣进行权钱交易，直接逼你去做贪官，如此赤裸，纵观上下两千年，也是世所罕见。

司马直没有一点办法，圣上之命，君父之“恩”，是臣子沉重的压力与荣誉，他只能起程赴任。

可是他完全想不通，也说服不了自己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越是走，胸中越是愤懑不平，越是悲伤绝望。走到黄河边的孟津，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信，痛斥时弊，发出乌鸦叫声般的灾祸的预言。

之后，他服毒自杀。很有可能他出发前已经准备好了毒药。

司马直的自杀，从他这个个体来看，可见他是个人格高尚的真正知识分子，即便被逼无奈，他也绝不做违背本心，违背自己学问价值体系的事情。士大夫做到这个地步，是很令人敬佩的。

这件事过去快两千年了，站在今天，我对灵帝并不能恨得起来，不是说他不可恨。但是这件事更大的意义在于深刻反应了汉朝当时财政情况的极度恶化，这个帝国已经脆弱不堪，危如累卵。如此直白的腐败正常情形是不会产生的，一个智商正常的腐败政府，会将腐败的行为做得很隐蔽，汉灵帝肯定也是个智商正常的人，当时的中央政府肯定也不可能全是傻子在执政。昏君和贪官也不会想要自己的国家灭亡，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不论它是如何造成的，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极端腐败的案例，这不单单是因为某个皇帝某些大臣的过度欲望而造成的贪污、腐败，因此更值得重视，这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

任何个人，在体制面前都显得单薄。身在体制之中，你会发现越来越身不由己，仿佛有一种隐形却强力的惯性在牵扯着你，偏离心的方向，往离心的方向走，这是堕落的力量。

一个本来就想当贪官的人成为贪官，不足为奇。可是当一个个不想做贪官的人成了贪官，是否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了呢？

一个腐败的体制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体制中的每一个个体腐化。除非你退出，你不干了。可是这代价是巨大的，谁也舍不得扔掉既得利益和创造这种利益的权力。一个精密强大的体制会让体制内外的差距达到悬殊的地步，让身在体制中的你很难再走出体制的大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你走出去，四周都是荒芜的蔓草，累累的白骨。试问，你愿意待在哪里呢？

这样的体制性腐败就是沉疴烂痈，已经没那么好治了，治了可能是换一种方法死，汉朝之所以选择走这条路就是不想马上死。可是不治，也是注定会死的。饮鸩止渴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没那么多人想当贪官。

本文要感谢郭建龙所著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提供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