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东汉的道教与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兴盛

时间：公元150—200年

政权统治的是人们的物质世界，宗教统治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集物质和精神于一体的人，也就成为政权和宗教争夺的对象。在这过程中，强硬政权和柔韧宗教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影响了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好在处于东方世界的我们，无论是佛、还是道，其本性都还十分平和，这种相互作用才不那么剧烈，虽然也曾有过不少血腥。

宦官擅权的恶果

公元159年，汉恒帝在五位宦官的帮助下诛灭梁氏家族。五位宦官因功受封侯爵，被称为“五侯”。至公元189年，宦官连续把持恒帝、灵帝两朝朝政。“五侯”虽帮助汉恒帝清除了外戚势力，但比外戚更加腐败，飞扬跋扈、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灵帝期间，皇后窦氏家族曾试图清除宦官，结果反被宦官诛杀。而灵帝不但站在宦官一边，且自己也巧立名目搜刮钱财，卖官鬻爵以供自己享乐，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引发了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公元189年，汉少帝在混乱继位，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宦官因争权发生火并被杀，京城洛阳陷于两派乱战，汉少帝被宦官胁迫出逃。凉州军阀董卓趁机攻入洛阳，诛杀了所有宦官；随后废汉少帝、立汉献帝，自封为丞相掌控朝政，但因残暴招致各路军阀的联合讨伐。公元190年，董卓焚毁洛阳城，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公元192年被部将吕布刺杀。其后，董卓部众持续为害长达三年之久，长安城因此毁于战火。时任兖州刺史曹操把汉献帝迎往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到许昌。东汉王朝在向三国鼎立时代的过渡中名存实亡。

北传佛教的起点

虽然东汉末年一片混乱，但科技和文化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更为实用的造纸术；公元121年，许慎完成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说文解字》；约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完成了天文学名著《灵宪》；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创五禽戏，张仲景着手编写《伤寒杂病论》。与上述并行的，是各类宗教形式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被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并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但佛教最初只流行于统治阶级，被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礼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直至东汉末年才流向更广阔的民间。受佛教实体化形式刺激和影响，道教的实体化组织也在东汉末年开始出现。

道教的复杂起源

我国道教的产生是一个多源、多渠道和逐渐靠拢的过程。众多派别互有影响、又彼此独立发展，没有具体的创教时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始于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和养生气功学等，后来受到秦皇汉武的大力推动。道教的真正形成始于东汉末年，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的综合产物。早期的道家大致可以分为内丹和外丹两派，内丹主张修身养性、讲究内功修炼，外丹主要是希望通过外服丹药以提升自己。内丹派的早期经典是《太平经》，它提出了由神、真人、仙人、道、圣人和贤人构成的神仙系统，同时配合以天地阴阳,可以简单理解为练气。外丹的早期经典是《周易参同契》，主要讲的是如何运用阴阳之道和黄老自然之理架炉炼丹之法,可以简单理解为服丹药。率先提出道教这个概念的是创立五斗米道的张道陵，也是他最早把老子尊为道教的祖师爷。在传为张道陵所著的《老子想尔注》中，老子被认为是道的化身，道即老子、老子即道。《老子想尔注》与前两部著作均形成于东汉后期，被认为是道教出现的标志。

太平道与黄巾起义

“太平道”出现于公元170年前后（晚于“五斗米道”），为河北巨鹿人张角在参悟《太平经》后所创，认为“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明所共师者也”。但张角的真正目的是假借宗教争取民心、组织民众，推翻东汉王朝。在这里，道教成为了争夺政权的工具。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百姓信向之”，十余年间便发展至数十万之众。为了便于管理，张角以方为单位，把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道徒编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率领教众民以“黄巾”扎头、发动“黄巾起义”起义。但由于起义者均为普通民众、缺乏军事训练和毫无作战经验，“黄巾起义”仅历时11个月便被各方势力联合绞杀了。虽然“太平道”在此之后销声匿迹，但其对东汉王朝的影响巨大。地方豪强在绞杀“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纷纷拥兵自重，大的军阀则开始军事割据。这其中既包括依靠镇压羌人起家的凉州军阀董卓，也包括创立“五斗米道”的张道陵之孙张鲁。

成为正宗的五斗米道

约公元142年，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建道教最早的实体组织“五斗米道”（元代后演变成“正一道”），传因入教者须交五斗米而得名。因张道陵自称太上老君的降命为天师（世人称之“张天师”，故“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张陵死后传天师之名于其子张衡，衡再传其张鲁。张鲁“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置二十四治”（即也设置了24个教区）。但与以推翻东汉统治为目标的“太平道”不同，远在四川的张鲁与官府的关系较为密切；更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击杀“五斗米道”的另一个领袖性人物张修、收敛其部众，最终在陕西汉中实现军事割据，雄据汉中近三十年。公元215年，张鲁投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五斗米道”因此得以幸存，并开始向北方传播，填补“太平道”消失后留下的空白；但也在这个过程中分裂演化成多个分支，其中尤以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的“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影响最大，也因此成为道教起源的“正宗”。其后，佛道之争数百年，直至最终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

公元2世纪下半叶，当佛教在东亚东汉生根发芽，及至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形式，佛教在其起源地也在进行着它最后的绽放——犍陀罗艺术。当一座座精美的佛像在那之后传入中国，南亚次大陆上演的不仅仅是贵霜帝国的解体，更有对佛陀的遗忘。

模糊的贵霜帝国

和之前的提到的一样，也和今天人们对于南亚次大陆人类文明（印度河文明）的了解一样，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人们对于贵霜帝国同样知之甚少。以至于不同学者根据零星的历史碎片中，对公元2世纪的贵霜帝国给出多种多样的描述。虽然多数人认为迦腻色伽王朝是贵霜王国的第二个奴隶王朝，但起始时间又各不相同。人们能够达成的统一共识，一是公元2-3世纪的贵霜帝国拥有辽阔的版图，首都迁到了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二是大乘佛教的出现为标志，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诞生了灿烂的犍陀罗佛像艺术；三是进入公元3世纪后，贵霜开始走向衰落，对中亚的控制减弱；康居、大宛摆脱羁縻，呼罗珊、花拉子模相继脱离其统治。

大小乘佛教的区别

与所有宗教一样，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很多派别。约公元2世纪末，主张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开始从“小乘佛教”中分离出来。对于两者的区别，我们可以将其都理解为一艘船，小乘佛教主要追求的是“渡己”，即自我解脱，；大乘佛教追求的是既要“渡己”也要“渡他人”，主张佛陀众生平等，慈航普度，自觉觉他，利益救度一切众生为目的之本怀，即菩提心。因此，相对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更精深圆满，境界更广大无艮，在表现形式上更灵活开放、慈悲平等、普度众生、贴近生活。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够在贵霜帝国时期得到极大发展，主要是由于其统治者都来自于外部，在婆罗门教的野蛮种姓等级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必须大力支持主要众生平等与普度的大乘佛教。在这过程中，《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一大批大乘佛教经典开始形成，并创造了集现世佛、过去佛和未来佛于一体的如来佛，以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观音菩萨，智慧深广、最胜吉祥的文殊菩萨，德周法界、行广愿海的普贤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地藏菩萨等一大批具有超人能力的救赎神灵。

犍陀罗艺术发展

由于大乘佛教认为在世俗生活中就可以实现修行的目标，因而广泛流行，也使佛像崇拜蔚然成风。起源于犍陀罗地区的佛像制作风格——犍陀罗艺术也逐渐形成。犍陀罗原本是印度半岛列国时代的十六列国之一，位置大致就处在贵霜帝国都城白沙瓦城所处地区。佛教在诞生后的最初数百年里并没有佛像刻画，只是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作为佛本相的象征。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开始创作并崇拜佛像，但最初都以印度民间的鬼神形象为蓝本。犍陀罗地区的人们最先在吸收希腊雕像和浮雕风格的基础上，融汇印度、波斯、罗马和中亚草原等地区风格，创造出现在人们熟知的佛教形象，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征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头部雕刻光轮以显示其神圣，佛及菩萨像有时带有胡须。与此同时，犍陀罗艺术在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基础上，将基座层级加多加高，使圆塔本身成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创造出高耸入云的当今佛塔。

随着大乘佛教的广泛传播，犍陀罗艺术北沿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对北魏佛像艺术影响巨大，又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南部则传播到东南亚诸国。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东西方的距离进一步拉近。

根据《世界历史六千年》（2018年5月十大“中国好书”）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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