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 第十五章  试看天翻地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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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试看天翻地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离不开那支深居大漠的英雄部队。

更离不开那群甘献青春、不计得失的科学家。

邓稼先，便是他们中的典型。

（一）

伟大的决定往往源于几句简单的交谈。

1958年，炎炎夏日一如当时的中国，激情而狂热。在通往核工业部的路上，一位黑发蓬勃、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脚步匆匆、汗滴微落。他刚刚接到了一个电话，让他立马到核工业部，从语气上听，电话的那头很着急。

什么事情催的如此之急？邓稼先心里泛着嘀咕，但似乎又夹杂着些许兴奋，他有某种预感：此事一定非同寻常。

因为打电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

路程不长，不一会儿副部长的办公室就在眼前，他整理了一下着装，轻轻叩响了木门。

“进来！”

钱三强坐在一个藤椅上，藤椅前面是一张大大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文件。

“钱部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邓，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事情来的如此突然。

钱副部长虽然没有直说，但从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核能专业毕业的邓稼先早已心领神会。

大炮仗，他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沉默片刻后，他呼吸变得急促，感到喉咙发干。激动、兴奋、紧张相继袭来。

“钱部长，你看我能行吗？”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过，你的担子最重。”

当邓用力的点了点头后，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此拉开了序幕。

邓稼先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拼命的学习和充电。

他没日没夜的翻译从苏联运来的《中子运输原理》、《爆震原理》、《超音束流与冲击波》等资料，而且遇有不理解的地方便向苏联专家请教。由于当时中苏正处于蜜月期，许多派来的苏联专家对好学的我们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只要不出什么意外，中国“大炮仗”的炸响指日可待。

但中国的原子弹在发展，赫鲁晓夫的野心也在膨胀。

中苏的关系渐渐出现了裂纹。

裂纹很长，一直蔓延到中国的大漠深处。

（二）

卡瓦廖夫当时是苏联专家组的组长。

他是一个极为友好的同志。

中苏关系亲密时，卡瓦廖夫对我们非常好，他说：我会像苏联的库尔恰托夫致力于苏联的高精科技事业一样致力于中国的事业；中苏关系微妙时，他依旧对我们很好，他说：你们赶紧学，晚上我加班给你们讲。后来，卡瓦廖夫的课堂上经常出现一个小个子苏联人。他一来，卡瓦廖夫就说话含糊、条理不清，甚至干脆停下来不讲；他一走，卡瓦廖夫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尽可能的去讲更多的东西。

对于这个苏联小个子的身份，大家心知肚明。

卡瓦廖夫很快就接到了奉诏回国的通知。

“孙将军，我们之前交付给你们的许多资料数据都是不能用的，你一定要注意。我这里有一个笔记本，对你们很有用，按照当初的协议是要给你们的，但没有办法，现在你们只有一夜的时间，明天我就要销毁。”

“谢谢！谢谢！”孙继先将军紧紧握住他的手，无比感激。

当天夜里，保卫部带领摄影工作人员将那份珍贵的资料拍了下来。之后，那份资料经过钱三强和邓稼先的整理后，竟拼凑出一个重要的数学模型。

国与国之间可以不讲信用唯利是图，但人与人之间还是真诚的。

我们应当记住卡瓦廖夫，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真诚的人。

1959年6月，苏联彻底撕毁协定。也就是在那一月，中国把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命名为：596。与美国的曼哈顿，苏联的铁克瓦相比，中国的596似乎保密性更强，但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铭记不公，自立自强。

从此，中国西部大漠的所有官兵和科研人员，像一台加速运转的机器，开始没日没夜的拼命输出。

最拼命的还属邓稼先。

作为中国少数几个核方面的专家，他每天都要在授课、串讲、培育新人的同时钻研、计算、攻关，这样的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

魏丛的《邓稼先》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邓稼先匆匆洗漱之后，吃了一口早饭，便登上了讲台。大家被他那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讲述所吸引，但是，他那憔悴的面容也使年轻伙伴们担心。正在大家听的入神之际，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只见他笔直的站在那里，布满血丝的双眼紧闭着，粉笔从松开的手指间跌落下来，“啪”的一声摔碎了，他被惊醒过来，揉了揉眼睛，不好意思的问大家：

“呀，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你只打了个盹儿。”

“有多久？”

“一分多钟吧。”

“真对不起！我接着讲吧！”

“老邓！你需要休息，不能再挺着讲了！”

“我刚才不是休息了吗？好，时间可耽误不起，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于是，他伸了伸腰，继续在黑板上演算晦涩难懂的方程式。

邓稼先这种拼命三郎般的精神，一直拼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据其妻子许鹿希回忆，邓稼先的死因，始于1979年的初夏。

那次试验，从高空投送的氢弹没有爆炸，而且去向不明，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指挥部立即派出庞大的队伍前去搜寻，邓稼先当然是搜寻队伍的一员。

应当说，当时所有搜寻的人都冒着两重生命危险：

第一，从高空坠落的氢弹随时可能爆炸，爆炸后果，可想而知。

第二，就算不会爆炸，氢弹具有的超强辐射也能轻易地置人于死地。

弹体是在乌黑的鹅卵石中找到的，因为同周围环境十分相似，所以如果之前不仔细的话很难发现。

弹体找到后，邓稼先死死地拉住了别人。因为作为核方面的科学家，没有谁比他更了解直接接近那块黑色铁疙瘩的后果：放射性钚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进入骨髓后，它的半衰期是20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一旦被辐射，将终生无消除之日。

拉住别人后，他却穿着落后的防护服独自去了。

测试核辐射的仪器狂躁的叫着，屏幕显示，此时的辐射已超过污染限度的几十倍。

前方是一枚不知情况如何而且可能随时会爆炸的核弹，核辐射测试仪上超标几十倍的数字还在迅速上升，穿着落后防护服的邓稼先一步一步，走向目标，而后竟然用双手抱起，没有丝毫的迟疑，仿佛就是去捡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

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气魄？

古语有云：虽千万人，吾往矣。大抵说的就是邓稼先这类人吧。

弹体检验完毕，情况良好。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石头落地了，辐射却丢不掉了。

就是这次，他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钚辐射，事后，许鹿希立马让邓稼先抽血检验，结果出来的时候，她鼻子一酸，眼泪哗哗的掉：白血球染色体已成粉末状；肝功能受损；放射性物质侵入骨髓。

望着面色憔悴的丈夫，她恳求道：不要再工作了，到疗养院休息治疗，就算不去疗养院，在家里休息几天也好。

面对急切的妻子，邓稼先也恳求道：希希，就是不检查我也知道。但做我们这行的，总是要有点牺牲的，现在又有新的突破，我是院长，怎么能去疗养呢？希希，我得赶紧回去，你在外边千万别说。

第二天，他又站到了大漠的三尺讲台。如此生活，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没有人了解他的功绩。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何人知之？”，看来这样的逻辑在邓那里是行不通的。无私奉献，才应是他恪守一生的信仰。

今天，拥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受过了更好的教育，懂得了如何权衡利弊的我们，再谈及“无私奉献”这四个字时，多少人会报以自嘲的一笑？

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别人的信仰，因为他们为之付出的是生命。

（三）

1986年，邓稼先因为长期的核辐射导致全身大面积渗血，已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在其重病期间，挚友杨振宁专程前去探望，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

“十块钱。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邓稼先瘦骨嶙峋的脸上又挂上了自信的笑容。

并不是哗众取宠。当年国家给研究原子弹的奖金是一万元，再加上核工业部拿出的十几万，最终平均到每人头上是按10块、5块、3块，三个档次发的。

这给深居美国的杨振宁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无名英雄邓稼先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2岁。他的临终遗言很简单：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的太远……

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地的主流报刊媒体刊出邓稼先的照片，海内外主流媒体也像全世界介绍了这位埋名28年的顶尖科学家——邓稼先。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他默默地出生、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付出，不能再默默地死亡。否则，他也许真就会这样被人遗忘。

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 第十五章  试看天翻地覆-全

踏遍戈壁共草原，廿五年前。

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

君视功名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张爱萍老将军挥泪写下的邓稼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遗忘。

民族有如此鞠躬尽瘁的英雄，什么事又能把我们打败？

事物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总是曲折的。

曲折的量变不断堆积，终会达到另一个崭新广阔的舞台。

在那里，光荣与梦想必将汹涌澎湃。

1964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距离中华民族第一次核爆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千军万马都躲进了掩体，整个罗布泊静的出奇，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唯一入耳的，就是手表指针的“滴答”声。所有人的心都是悬着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早就聚集在了一个地方，那座铁塔顶端的球状物——原子弹。

等待是难熬的，十分钟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突然，尖锐的警报声伴着千年期盼响彻大漠荒原，随即，倒计时的声音穿越了百年沉沦，一声一声向所有人走来。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

巨大的火焰伴着沙石凌空而起，一颗耀眼的太阳从火焰中升腾而出，风如激波，音若天雷，滚滚烟尘如不可计数的蝗虫群一般遮天蔽日，而后虫群缓缓上升、翻腾、扩散，最终，形成了一座蘑菇状的山峰。

成功了。

沸腾了。

大漠沸腾了。

苍天沸腾了。

所有专家和官兵沸腾了。

他们蓬头垢面，争先恐后地涌出掩体，欢呼着、狂叫着、相拥着，帽子满天，手舞足蹈，有的双膝跪地，双手抓进大漠的沙石，仰天长啸；有的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抱头痛哭。六年啊，六年的付出、六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所有对这个民族的的嘲讽、白眼此刻终于烟消云散。

记录上述场景的珍贵视频仍在，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对当今年轻人最好的精神洗礼

“我是张爱萍，报告总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老将军拿着话筒的手都有些颤抖，这只在战争中曾挟枪冲锋杀敌，持刀凶狠白刃的大手，何曾颤抖过一次？

“好！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此次试验的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消息即刻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极好！我们该给赫鲁晓夫颁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596成功了，可赫鲁晓夫却看不见了，因为这位敢于否定斯大林个人崇拜主义、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闸门、对中国有过很大帮助的一党领袖，就在前一天，被比他野心更大的勃列日涅夫赶下了台。

不知当年全面批判前任书记斯大林的他，会不会想到自己也有被全面批判的今天。

七年后，赫鲁晓夫因病逝世，那天的《真理报》上只在一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简讯：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别养老金领取者赫鲁晓夫去世，终年77岁。

一位超级大国的前领导人，就这样悄然谢幕，无人问津。

关于原子弹和赫鲁晓夫，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1964年秋天，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爆出两条大新闻。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个是中国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对毛泽东来说，两件事都是大胜利——而且在他心里是互相联系的，因为二者都推动了中国的自豪感和独立性。”

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不是中国的“大胜利”还值得商榷，而原子弹的成功不只是对毛泽东，它对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的华侨来说，都是伟大的胜利。

成功的当晚，无数份一页纸的《人民日报》的号外出现在大街小巷，上面用7.6cm高的鲜红字体报道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在北京，几乎每家每户的窗户上都竖着一块牌子，上书：原子弹爆炸成功。

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世界，而且也在改变世界。

（四）

纽约的华人区，与中国大漠相隔万里。

那有一家唐人餐馆，从开业至今，虽然利润微薄，却为了讨好客人，一直让服务人员下跪迎客。随着时间的推移，下跪的中国服务员麻木了，就餐的洋人也麻木了，所有人都将这种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的悲哀，视之为理所当然。突然有一天，餐馆老板泪流满面的冲进餐厅，冲着所有下跪迎客的服务员叫喊到：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用跪着了！我们要站起来！

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报纸，上面“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清晰可见。

南非，同样离中国大漠万里之遥。

在那个年代，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见怪不怪。在公交车上，前排是属于白种人的，黄种人作为有色人种，只能做后排。1964年的10月17日，一位已在南非生活多年的老年人，像往常一样乘坐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性的向车尾走去，虽然前排空空。

“先生！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司机罕见的同他主动交谈。

“我是中国人。”老年人面色诧异，略带局促的回答道。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

“那......我不就应该坐到后面吗？”

“难道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你们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

老年人愣住了，短暂沉默后，他痛哭流涕，泪流不止。

他来自台湾，曾是一位国民党将领。

    这是两个故事，虽不知真实与否，但其能被广泛与深远的传播，应当证明了什么。

    就是这样，西方人眼中一穷二白，裤子都穿不起的中国，拥有了原子弹。32个月后，我们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这一过程，苏联用了48个月，英国用了55个月，而美国，则用了88个月

还没有结束。

西方人说我们“有弹无枪”，我们又搞出了导弹核武器；西方人又说我们“枪射得太短”，我们又搞出了洲际导弹。

后来，我们又搞出了“东方红”1号，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的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苏联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约重83.5公斤；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约重8.22公斤；法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阿斯泰利克斯”1号约重42公斤；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约重9.4公斤。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约重173公斤。

    虽然是第五个，但“东方红”1号卫星的质量，却超过了前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质量总和。

邓小平曾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总是在一片嘲讽、鄙视和挖苦中，低调诠释着自己民族的不屈不挠。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它一定是中国红。

奇迹也离不开奉献与牺牲。

在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放弃优越的生活，为了心中的信仰，走进苍茫的戈壁，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无名神话。有的科学家本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功成名就、享誉世界，甚至冲击诺贝尔奖，可最后却连发表一篇论文的资格都没有。

很多人想不通这些人究竟图什么？

也许从陈国星导演的电影《横空出世》中的那段经典独白中，我们能寻到答案。

“国内的仗打完了！国外的仗也打完了！一没让披红挂彩，开庆功会！二没让回家看望爹娘！一声令下，你们跟着党，跑到了这大戈壁滩上，至今家里的亲人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有的战士的未婚妻在家等不住了，就跟别人跑了！有的战士去朝鲜的时候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啊！现在平安回国了，该不该回家给老娘说一声呀？该说！可是不能说！这是国家的机密问题啊！还有的战士，这个岁数了该回家当爷爷抱孙子啦！可是我把他留下了！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大沙滩上斗风沙、抗严寒、啃咸菜、喝盐水。为什么？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朝鲜，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动不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做外科手术！苏联专家也撤走了，瞧不起我们啊！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就没地位！没和平！就不能踏踏实实地过咱们的日子！所以，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戈壁滩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不为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这是属于那一代人的激情，属于壮阔大漠的激情。

盐水咸菜胜过珍馐佳肴，风沙严寒铸就铮铮铁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这群可爱将士和顶尖科学家们，凭着一股精神，一种信仰，投身大漠，无私奉献，隐姓埋名，一干几十年，在为这个民族搏得了一个太平盛世后，微笑而满足的归于平凡。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今天，世界各国依然在禁核、求核、裁核、限核、倚核的怪圈中循环往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权力的制衡，在“核”问题上各方似乎是达到了某种恐怖而微妙的平衡。

但这种“核平”能否实现真正的和平？

这需要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1999年9月18日，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35周年，距九一八事变爆发68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奖章直径8厘米，重515克，用99.8%纯金铸造，配有绶带，可悬挂佩于胸前。其主体体图案由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线组成：五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城既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又象征着共和国坚不可摧的国防；橄榄枝则表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整个奖章设计精美，包装绝伦，称得上我国历史上最为巧夺天工的勋章。更由于其仅留世二十三枚，显得极为珍罕。

那二十三人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

排名无分先后。

授勋时，前六位功臣，已经仙逝。

大漠。

据说在那里待过的人都喜欢胡杨，因为它

活着千年不死，

死了千年不倒，

倒下千年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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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