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霜华

多少年没见了？已经十年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仿佛忘记了时间。这并不是时间停顿，而是我和时间胶着在了一起。我仿佛是个被时间囚禁的人，在黑暗的空间里，只有时钟的咔咔声，单调得像时间停止了一般。

当我再次遇到故人，时间的阀门突然转动，过去的记忆一下子涌现在我脑海里。我似乎有一些美好的过去，那时风华正茂，我站在领奖台中心；那时风和日丽，我荡舟在梅子湖畔；那时欢歌笑语，一群同学与我相谈甚欢……有那么一瞬间，这些过去宛如就在昨天，可翻开发黄的日历，已经流逝了十年的光阴。

今天我要问，那些十年前曾和我一起写作的朋友现在在哪里？我依然用文字记录了岁月，那么你们呢？生命之河引导你们走向了何方，命运之舟又载着你们驶向了哪里？十年时光是不是让你们泯然众人矣？我尽管还在问，但这只是客套的问法，写与不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用生命去承载文字将是一段苦难的人生，用宿命去传承文化意味着前路并不平坦。我就在火坑里，又怎么忍心把你们拉到火坑中？

当有朋友和我谈起作家的理想时，我淡然一笑，我很想和他讲一个非常具有嘲讽性的故事：一个诗人宴请宾客，他实在太穷，一共只有三盘菜，其中最好的一盘菜是炒花生。吃饭时，他总是指着花生热情地对宾客说“拈花生”。“拈花生”便成了嘲讽文人穷酸的最好修辞。

你是否要成为那位请人“拈花生”的诗人呢？世间总是有那么多善意的嘲笑，或者是恶意的嘲讽，而缺少的是理解。世间穷酸的何止是文人，而唯独只嘲笑文人呢？原因可能很简单，其他人穷酸，总是默默低头做人，文人穷酸，还要抬起头高呼，“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许文人自己也觉得自己可笑，所以又故作矜持地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凡是说这句话的文人，都几乎是不“达”的文人，等到“达”了，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忙于自己风光，至于“天下”什么的早已抛之脑后。

文不对心，前后不一，大概是文人的通病吧。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更为要命的是文人最容易把自己看得太高。历史中，文人高看自己的例子实在太多，那不可一世的诗仙李白抱负之高，作诗称“欲上青天揽日月。”一个要上青天揽日月的人，在唐玄宗中眼中仅仅是个小小御用文人，所以这位要“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扬天大笑出门去”，“深藏功与名”。假设李白仅仅定位自己是诗人，而不是要做上青天揽日月的贤者，或许李白自己会活得更加逍遥，更加豁达。

与文人容易把自己看得太高相反的是，世人容易把文人看得太轻。鲁迅先生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文人在世人眼里之轻，所以《孔乙己》一文里，展现在大家眼里中的孔乙己，仅是能说“之乎者也”，认识“茴”字几种写法，完全缺少现实技能的可笑而又可悲的人物。如果世人不把文人看得太低，或许古今历史上，会少许多对文人穷酸的嘲讽，也会少些对文人的冷漠和无情。

尽管历史已经成为陈迹，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未能给文人一个客观的定位。文人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定位呢？当有朋友问起我是做什么的，我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也仅仅是个写小说。如果还要进一步解释，我或许更愿意说，我要做个传承文化的写小说的。纵观人类的文明史，文人最简单的社会功能其实也是作为文化传承的角色存在。

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句话说得好听，总结下来，其实就是两个字“做官”，不做官，如何治国平天下？最多一个教书匠而已。想一想《聊斋》作者蒲松龄悲惨遭遇，纵然有伟大的成就，可在他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教书匠而已。回看他的伟大贡献，也只是传承了文化。不仅他如此，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说到贡献，并不是做了多大官，而是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巨大贡献。

所以在今天，我们重新定位文人时候，也应该以文化传承者的角度去定位，它既不高尚，也不卑微，文人不该把自己看得太高，世人也不该把文人看得太轻。当然，这并不是说文人不能伟大。那么文人的伟大是什么呢？

年少时候，我总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当我读《拿破仑传》时，我觉得伟大是强大的力量，那种横扫欧洲的不可一世。当我读《牛顿传》的时候，我又发现伟大是善于发现，发现前人所未有的发现。当我读《叶芝传》的时候，我感觉伟大是爱，把自己的爱和世间的爱结合起来的博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坐在臭豆腐摊前，闻着喷香的臭豆腐，也会觉得发明臭豆腐这个人真伟大，竟然可以做出这美味的佳肴。清晨走在大街上，看着清洁工人辛勤地扫地，又觉得清洁工人多么伟大，如果不是他们，这环境该得多糟。遇到交警在马路边维护着交通秩序，我又感到交警的伟大，如果不是他们，这马路该得多么乱。当伟大由轰轰烈烈的事迹变为平凡无奇的小事，我似乎明白了伟大的真谛——伟大即平凡。

文人的伟大在于平凡地担当着传承文化的责任。只不过唯一的差别是，有的能力大，担当的责任较大，有的能力小，担当的责任较小。伟大本身是没有差别的，而这种伟大在平时并不瞩目，当一种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时候，才体现出它强大的力量。王国维为了它，可以留下“五十年只欠一死”的话后投湖自尽。老舍为了它，悲痛地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然后含恨而去。如果这只是个体的行为，还不足于称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这些被称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拒绝向日本投降，毅然决然地千里迢迢从中国东北徒步到西南，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保留下一份最不显著，但却是最坚韧的最终的力量。

反思过去，我不得不感慨地说，也就是这些穷酸文人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华文化的传承。他们伟大吗？伟大！他们平凡吗？平凡！无论是平凡也好，伟大也罢，其实这只是文人应尽的职责。所以摘去文人头上沉重的皇冠，剥去世人的偏见，让文人回归文人的职责，或许能让我们更加坦然地面对创作本身。

十年霜华，你长大了，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