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我读｜总论-06.《诗经》与孔子无关，实为宫廷所编（下）

无可否认，在最初的周王室音乐机构里应该汇集了大量的配乐的文学作品，这其中有来自诸侯国的作品，也有来自王室中的乐人与文人乃至神职人员的创作，但是，从中国早期神话的演进过程与音乐的早期功能看，《诗经》最初的原本当以“周颂”、“大雅”、“小雅”为中心，也即以宗庙祭祀为中心而间及娱人之功能。就现存上古文献（主要是《左传》）中的“赋诗”记载来看，主要集中在“周颂”、“大雅”、“小雅”、“郑风”、“秦风”、“唐风”以及“三卫”之风——“邶风”、“鄘风”、“卫风”。但是，就文献（《左传》）记载来看，鲁闵公之前诸代，“赋诗”绝少，隐公元年至闵公二年共63年间仅有三例，其中一首为逸诗，另外两首分别为“大雅”之《文王》、“小雅”之《出车》，而自鲁僖公始，引诗“赋诗”渐多，僖公年间12次，文公年间15次，宣公年间14次，成公年间13次，这其中，除一首逸诗外，其他都是“周颂”、“商颂”、“大雅”、“小雅”、二南、三卫之诗，而这应该就是周王室所编制的《诗》之范本，也即《诗经》第一阶段编制的结果（成果），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称之为“周诗”。而这里还有几点需要具体说明：

首先，这些“赋诗”都是出于诸侯间朝会之时，因此可以说这些诗歌都是春秋时期流行于大小诸侯国之间的共同的文化财富，是各国知识阶层中人士所周知熟悉的，那么，他也就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周王室，也就是说，这些诗歌首先是汇集于周王室，然后再从这一源点向外辐射传播开来的。

其次，“商颂”与“三卫”之风之所以被采入“周诗”之中，主要应该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此部分作品主要产生殷商之王畿方域，而此一地域在当时文化最为发达，有非常好的文艺传统，从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文化典范的意义；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亦即为了安抚殷商遗民的需要，从文化上加以笼络。

再者，二南的入编则是出于政治宗族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二南与其他各部分之名并非自始就有，而是后人追加的，二南之诗并非产生自周公和召公之封国——鲁国和燕国的乐歌，而是周公和召公在当时的王畿之内另有封地，而这些乐歌正是产生于这些王畿之内的封地的，因此，也就都属于“雅诗”系统，即都属于周王室正乐，而与“风诗”有别。

而相对于上面提到周王室编制的“周诗”的便是以鲁公室为中心新编的“鲁诗”，依照季札观乐之顺序，依次是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曹风，其中以周王畿居首，依次一时间顺序编次，并且其中亦有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从《左传》所记载的“赋诗”情况来看，自鲁襄公之世开始有“风诗”出现，也就是说，鲁襄公时，“鲁诗”开始与“周诗”合流，那么也就大体可以断定，“鲁诗”大概于鲁襄公前期亦已编订完成。

首先，十国风有鲁国宫廷所编，这主要是因为政治的原因，鲁公可以享受传统上的天子之乐，鲁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具有文化上的优先权，这是鲁国编制风诗的文化与礼制前提。

其次，以周、召之政治地位，尚将其封地之乐诗称之为“风”（尽管其属于“雅诗”系统），而《诗经》中却有“鲁颂”部分但没有“鲁风”之什，这显示是出自鲁人之手。但无论此一部分之名是为“鲁颂”还是“鲁风”，从其语言与音乐风格上来讲，都只能属于“风诗”系统。

其三，吴国公子季札于鲁襄公二十九年之使鲁，于鲁国宫廷中观乐。此时，“鲁诗”当刚编成不久，鲁国之所以会将全部《诗经》乐舞加以展演，一方面固然有自居可享受“天子之乐”原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为了炫耀其新编定之“鲁诗”部分。

其四，从《左传》等文献中的“赋诗”记载来看，鲁襄公之世的“赋诗”，其中的“鲁诗”（也即“风诗”）系统中，除了郑国子展向晋侯所赋之《将仲子》外，其他都属于鲁人所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襄公之世，“鲁诗”刚编成不久，还没有被其他诸侯国知识阶层所熟识，因而还主要是在鲁国之内发挥作用，而其流行于诸国当在昭公之世之后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风诗”部分应该是成编于鲁国。

那么，鲁国又为何新编“风诗”呢？根据冈村繁先生的看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具有历史的国际的意义，晋、齐、宋、陈等国当时都有各自独立而发达的高水平的音乐系统，鲁国公室的整编，可能出于文献方面的继往圣的目的；而是新选编的“风诗”可以为执政者与宫廷提供文化教养与国际知识，由此促进内政外交的顺利进行，这是现实而迫切的政治需要。

既然《诗经》的编订是分别由周王室和鲁公室完成的，那么孔子与《诗经》又有什么关系？孔子在《诗经》学史的地位又如何呢？

前面已经提到，删诗说认为孔子是《诗经》的最后编订者，其依据便是《论语》中的那句话：“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关于这句话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且是事实，这未必就真个是孔子的话。更何况就这句话来说，所谓的“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简单一点说也就是将《诗经》伦理化而已，这一点从孔子于《论语》中其他地方的相关言论便可看得十分清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论语》的这些言论只不过是孔子论诗的一般观念，而具体到细节上，这里却并没有明确的表现，而从现存文献来看，最先具体到细节上的当是所谓的“毛诗序”。但是，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子思、毛亨、毛苌、卫宏之说等，但这些说法都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确切的依据。但是我们拿“毛诗序”同《论语》作语词对比分析则会发现，“毛诗序”的语言风格与《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不仅是其论诗的言论，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言论）极其相似，因此，就我个人看法，“毛诗序”的最可能的作者应该是孔子。尽管我们还找不到更为直接的证据，但是这也正合于“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