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永恒的边缘》part1——高墙
二战结束后,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对峙,而德国作为战败国,被两大阵营分别占领,划分成了东德和西德,同在柏林还有东西之分。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第三部——《永恒的边缘》,讲述了五大家族的第三代在冷战期间的故事。
东德的所有居民都知道这些人人害怕收到的信。这意味着她做错了什么事——或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被暗探注意到了。
在东德实行共产党专政的当下,丽贝卡看不到参政有什么前途。于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慈悲和聪慧。
丽贝卡就是卡拉收养的那个女孩,1961年的她嫁给了一个据说在司法部工作的秘密警察,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对方为了监视她及她的家人而接近她。因为在东德的秘密警察眼里,丽贝卡的家庭就是“臭名昭著”。外祖父沃尔特是德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员,妈妈卡拉曾是东德战后短暂民主期间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市议员,爸爸沃纳在西柏林开工厂,外婆是英国伯爵的妹妹。丽贝卡本人在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俄语,但因为学校里一半的老师都去了西边,学校有时候会在课程上做一些调整,所以她上了两节英语课。因为就地取材,拿美国士兵的传单当教材,导致她被秘密警察召唤,也因此凑巧地发现了丈夫汉斯的真实身份。
这是1961年的东德,没有西德的自由没有西德的薪酬水平,随时有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被秘密警察传唤,身边的同事甚至学生都有可能举报自己无意的言谈。
“一个扮作南方乡巴佬的白人把我叫做黑鬼,他推我攘我,拽着我的大腿把我拖出房间——尽管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扔到窗外,但我没有作任何抵抗。”
正要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乔治决定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自由之行运动,尽管他有一个有钱的白人爷爷和一个作为参议员的父亲,甚至因为父亲的缘故已经获得了伦肖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参加这个运动有可能让他丢失工作,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参加。
这是1961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决在跨洲的公共汽车和公车站上进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但南方的一些州依旧固执保有原有的习惯,美国的黑人开始了和种族隔离政策抵抗,争取平等权益之路。
东德警察喜欢骚扰穿戴西化的青年人,而吉他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文化的美国人”的标志,比超人漫画还要遭。
他们有权拦住任何通过那条隐形边界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拦住所有人,因为为了拿到货真价实的西德马克,而从东德到西德去上班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瓦利是卡拉的第一个孩子。他在学习吉他,并且准备去“民谣歌手”夜总会参加比赛,优胜者能够得到在夜总会驻唱的资格。
在瓦利和妹妹弹琴演唱的时候,丽贝卡进来了,告诉大家因为她砸了汉斯的模型而导致被学校解雇。
沃纳因为瓦利没有听从他的命令戒烟而生气,并要求他禁足在家一个月,可是瓦利为了晚上的吉他比赛而直接顶撞了他。逃出家的瓦利前往西柏林参加比赛,和初识的卡罗琳临时组成团队。尽管最后没有获胜,但还是获得了在夜总会表演的机会。
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东德的警察和汉斯,因为和丽贝卡的私人恩怨,汉斯故意毁了瓦利的吉他。
1961年的德国,东西德之间有条隐形的边界,但是往返的人非常多。不少德国的年轻人加入了反对正统的团体,例如德克萨斯匪帮,可以看出那时的他们对美国的向往。或许对他们而言,美国是自由和富有的象征。
吓着他的正是马丁·路德·金的一席话。他决定告诉玛丽亚:她有权知道。“他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
从记事起,乔治就时不时地被表示他是个下等人的言辞激怒和受伤,虽然有时候是间接的表述,但却堂而皇之。
1961年5月14日,母亲节,自由之行运动的成员们正在前往阿拉巴马。
最初几天,自由之行运动非常平静,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扯掉“白人专用”“有色人种专用”字样也没有人阻拦。但是这平静得超乎寻常,乔治觉得一旦他们走了以后,那些文字又会被恢复,种族隔离的阴云还是卷土重来。
运动开始的第三天,司法部长在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演讲表示要加强南方的公民权利,但三天后,总统撤回了对两项民权法案的支持。
平和的状态维持了仅四天。第五天,一位成员因强调自己有雇人擦鞋的权利被关进牢房。第六天发生暴力冲突,约翰·路易斯在南卡罗来纳洛克山的白人厕所被袭击,但次日的报纸头条是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而这次冲突仅有简短的报道。
自由之行运动的长途车来到了安妮斯顿,一个普通的南方小镇,在这里他们遭到了暴徒的袭击。暴徒先是用链条和铁撬敲击车厢、砸玻璃窗,在警察的指引下长途车开往城外。在远郊202高速公路上,两辆车不断阻挡长途车想迫使它停下来,虽然长途车还是超越了它们,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轮胎爆炸事件,车在路边的一个杂货店边停了下来。十几个白人从后面的车上下来,拿着武器敲击车窗、摇动汽车,并往破碎的车窗里扔了一团燃烧物。
乔治和玛丽跳窗逃过一劫,乘客也陆续下车,在汽车爆炸前都离开了汽车。暴徒攻击玛丽,为了救玛丽乔治的左臂被撬棍砸伤,还好乔治擅长打斗,撑到了州警开枪示意要求3K党散离。最后只愿意送白人的救护车在白人行动参与者的坚持下也将受伤的黑人送往了医院。
这是还处于种族隔离时期的美国南方,警察的制服不代表任何意义,甚至3K党的暴力袭击在他们看来是乐子,他们只会在事情要往严重方向发酵时阻止暴徒的进一步行动,而在这之前,参加运动的人已经被暴徒攻击得要失去还手能力了。
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治下连十分钟都持续不了,但改革家赫鲁晓夫却不然。他的改革包括了对文化届有限度的容忍。至今为止,当局还没对诗会展开过行动。但自由化总是进一步退两步。
坦尼娅·德沃尔金,沃洛佳妹妹的女儿。她是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一名记者,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刚从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回到莫斯科的她来到报社后开始着笔写关于西伯利亚的报道。尽管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奥普特金对她过于详细的天气描写很不满,但是她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她想表达出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妇女怎么在西伯利亚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养活全家。
拒绝了奥普特金的聚会邀请,她马上离开通讯社大楼,展开对乌斯丁·波蒂安的营救。乌斯丁是男高音歌唱家,因为在意大利演出完回国时私带了两本《日瓦戈医生》被关进了劳改营。
坦尼娅来到瓦西里家中,他是世界级的作家。他们讨论了营救乌斯丁的方法,决定将乌斯丁的病情公之于众才有可能救他。报道刊登在他们合作出版的《异议》上,一份报道审核制度、游行示威、审判和政治犯的非法出版物。
完成新一期的《异议》印刷后他们稍作休息就前往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散发。那里经常有年轻人组织的诗会,正适合他们的目的。
广场上有便衣警察,起初并没有干涉他们的活动。但是随着人们读到波蒂安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段落时,此起彼伏的怒吼声引起了便衣警察的警觉。越来越多的便衣警察包围了朗诵者,为了抓住演讲者毫不留情地攻击人群。为了救坦尼娅,瓦西里被警察用警棍猛击头部,最后坦尼娅和瓦西里都被捕了。
这是1961年的莫斯科,虽然开始了赫鲁晓夫改革,但是自由化完全取决于他推行自己的政策是否顺畅,以及保守派施压的力度。便衣警察还是遍布莫斯科的街头巷尾,苏联将走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之谜。
克里姆林宫给外界铁板一块的印象,但事实上,它是个权力的角斗场。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不是很稳固。他看到了体制漏洞,想用新思路让国家体制更加完善,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残余们却并不甘心失败。
德米卡·德沃尔金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因为成绩很好,也因为有一个位高权重的舅舅,他成为了赫鲁晓夫的一名助理。
维也纳峰会几周后将要召开。在今年主席团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前夕,苏联的领袖们的助理召开预备会议。德米卡作为赫鲁晓夫的助理,任务是将赫鲁晓夫的想法告诉别的助理以便他们各自上司最好明天的会议准备,同时他还要发现任何潜在的反对声音,可能的话粉碎它,确保明天的讨论按赫鲁晓夫的想法顺利进行下去。
在预备会议上,保守派国防部长的助理认为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未能找到永久的解决方案,而和平共处方针只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实力,导致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失去强势的机会。德米卡利用自己总书记助理的身份强硬地表达了赫鲁晓夫的想法。
他犹豫了一下:如果让人知道德米卡去卢比扬卡救他的妹妹,他的前途很有可能受到伤害。但这个想法几乎没让他停下动作,坦尼娅要比他自己,比赫鲁晓夫,甚至比整个苏联都来得重。
会议后,德米卡接到了妹妹坦尼娅被捕的消息。他想利用赫鲁晓夫助理身份的特殊地位将坦尼娅救出来,但即使丹尼尔舍身为坦尼娅辩护,将她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说成是作为上司的自己派她去观察集会动态,梅兹上校还是拒绝释放坦尼娅。
奥普特金为了巴结沃洛佳,设法让他在克格勃的朋友同意将此事作为塔斯社的内部事务来处理。
沃洛佳提议在不惩罚任何人的情况下将坦尼娅调往国外,经商讨,东柏林或者华沙。
为了表示对奥普特金的感谢,德米卡答应出席他周六的聚会。
“我们正在承受着暴政的压迫,”坦尼娅说,“必须做些什么让希望存留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时代。”德米卡说。“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你应该帮忙解决问题,而不是四处煽风点火。”
“革命到现在都已经四十年了,还需要多久你们才可以承认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啊?”
坦尼娅被释放出来后立刻和德米卡一起前往瓦西里的公寓处理打字机。坦尼娅觉得扔掉了打字机就像苏联失去了一个呼吁自由的机会。
作为双胞胎兄妹的德米卡和坦尼娅,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秘密,除了政治,这也是坦尼娅为了保护自己的哥哥。他们都觉得苏联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德米卡觉得苏联要改革,而坦尼娅觉得应该推翻社会主义。
这是1961年的苏联,苏联的年轻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高福利高自由度和苏联贫乏的物资非常有限的自由之间看到了对比,开始考虑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
没有人因为袭击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而被捕。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对袭击者所犯下的暴力罪行进行调查。在1961年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可以随意殴打民权运动抗议者,试图把他们烧死——警察对此却听之任之,处之泰然。
因参加自由之行运动,福塞特·伦肖律师取消了雇佣乔治的决定。乔治对没有人因为袭击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而被捕感到愤怒。
毕业典礼结束后,乔治见到了借口支持民权运动实际监视他们并参加了袭击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的同学乌戈。他狠狠骂了乌戈,但乌戈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他讨厌无序。
同是民权运动参与者的维蕾娜准备毕业后去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那里工作,她认为乔治也可以去为金工作,马丁·路德·金需要一个律师。
乔治见到了维蕾娜的父母,谈到了他们对肯尼迪总统对民权运动的态度的失望,但是维蕾娜的父亲珀西认为他的抗议不会起多大作用,美国需要的是一部新的民权法案。
乔治和家人谈到了工作的事情,格雷格说只要乔治不再在民权运动中做冲锋陷阵的战士,伦肖律师愿意再给他工作的机会。但是乔治很矛盾,他想要参加民权运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还是被认为是美国的二等公民。
人人假定哈佛毕业生聪明又具有才干——他是个黑人,那假设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以后有孩子,乔治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乌戈和一小撮右翼学生发出了嘘声,这让他非常惊恐,感到羞耻,呆立在台阶上。默芙·韦斯特教授带头鼓掌,其他人也加入了鼓掌,乔治重新找回勇气走上台阶领取证书。午餐时,韦斯特教授前来和他谈话,同时告诉他司法部要雇个黑人律师,乔治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是1961年的美国,宪法在南方似乎不起作用。新闻报道也谴责自由之行的参与者四处惹麻烦,却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暴行闭口不提。但是美国的校园已经越来越多人能够接受有色人种,支持民权运动的人士也在推动新的民权法案的制定。
“这个玻璃杯代表国际政治,冲突双方都想把水倒进去。水一旦满出来以后,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美国人不比我们更想卷入战争。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刻意营造紧张局势——把局势渲染到一触即发——美国总统反而一筹莫展了。”
德米卡接受了同学瓦伦丁的邀请,前往列宁假日营地度一周假,这是他觉得维也纳峰会胜利后自己有权享受的假期。
在度假的地方他认识了尼娜,以为会是一次艳遇,但是赫鲁晓夫派了人前来接他,导致他的假期被缩短。
看似苏联获得胜利的维亚纳峰会后,沉默不久的肯尼迪发表了演讲,表明“对柏林的进攻等同于对美国的攻击”,甚至提出增加征兵的数量、增加军费预算,同时向欧洲派遣六个师,对华约组织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赫鲁晓夫的战略失败了,为了逃脱辞职的命运,好像除了选择解雇所有顾问和助理以外赫鲁晓夫没有别的选择。这意味着德米卡在克里姆林宫的短暂里程到头了。但是赫鲁晓夫认为美国人并不想战争,所以局势渲染到一触即发的紧张程度时美国反而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应对柏林危机,他提出了柏林墙。
“你就是件装饰品,”维蕾娜鄙夷地说,“有你在那的话,鲍比就能向人宣称自己在民权问题上参考了黑人的意见。他根本不用听你说了些什么。”
乔治带维蕾娜去赛马俱乐部吃午饭。维蕾娜坚持认为马丁·路德·金更能推动美国的历史,司法部的政策无助于给黑人带来自由和民主,类似乔治这样的黑人律师在司法部不过是装饰品,只是鲍比向人宣传自己在民权问题上参考了黑人意见的工具。虽然乔治没有承认,但他害怕维蕾娜没有说错。维蕾娜再次邀请乔治去亚特兰大工作。
杰姬也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但是她不喜欢维蕾娜,觉得维蕾娜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意愿放在第一位,是被惯坏了的女孩。
在一场肯尼迪为名人支持者举办的鸡尾酒会上,肯尼迪不想因为和异族通婚的夫妇——珀西夫妇合影而丢掉白人的选票,又不想失去黑人的支持。乔治想办法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终于被鲍比接纳了。
“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这么说,舒尔茨也到西边去了。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么多受人尊敬的人都甘愿成为罪犯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一个能自由选举,比东德更民主的国家吗?”
1961年8月,丽贝卡第二次被召到秘密警察总部。斯塔西让她找不到工作,没有学校敢聘请她。汉斯认为她是寄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害虫,如果她非法移民去西德的话那就永远都别回东德,再也见不到家人。
在失去家人和失去自由之间,丽贝卡只有一个选择。她无法想象自己失去教师这份职业会怎样,在潜意识中打定了去西边的决心。
星期天早晨,她决定离开,家里的所有人都早早起床送她。她舍不得家人,但是她试着让自己开心一点,因为即将远离德国共产党的暴政,开始新的生活,无论如何,总能和家人再见的。
但是,在她到达桑的克鲁格桥的时候发现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桥的前面竖起来铁丝网。同样的,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勃兰登堡门这两个越境点也被封锁了。
这就是柏林墙。
1961年,世界被美苏两大国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大阵营,一个德国从隐形的边界到布满铁丝网和守卫的“柏林墙”,世界因为无形的意识形态而竖起了一道墙。
《永恒的边缘》第一章至第十章,2017年8月6日至8月8日晚阅读,8月16日晚整理此篇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