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就没有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没有和平、民主

“整体学校”思路可以解决当下基础教育困境

——“我们的创新直抵课堂，这是最核心的地方。”薇奇说。（本文改编自《访一丹奖得主：乡村教育的创新，落地能生根吗？》）

题注：她把学校看作是改变国家的杠杆，她坚信，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就没有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没有和平、民主。教育是唯一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就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整体学校”项目，因缺乏有效的教师培训和教学方法，效果不明显。

1973年，薇奇·科尔波特回到哥伦比亚，看到乡村与城市基础教育的不平等：有的偏远学校只有一个教师、一间教室，几个年级的学生混龄上课；老师写，学生抄，死记硬背、体罚；教师不安心、学生不开心、家长不满意；高辍学率、高留级率。当地很多家庭种植咖啡，在收获季节，孩子们经常停学几周甚至几个月回家帮忙干活。（这种状况比我国当下的情形惨。）“问题太多了！它迫使你系统性地思考，而不是针对某个问题一个个解决。”薇奇说。

她遇到了两位合作者：一位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奥斯卡•莫戈隆，受联合国教科文的资助，他在哥伦比亚一个偏远乡村的复式小学校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实验；另一位是美国志愿者贝丽尔•列文格（，她把奥斯卡•莫戈隆的方法在哥伦比亚10个乡村学校里实验，获得了小范围的成功。三人一拍即合。

1974年他们研制出了一个结构化、标准化的《学习指南》，并编写了第一份教师培训手册。这个方案：技术上要简单，不管任何老师、任何背景，都可以拿来用；教师认同；资金上成本低；同时顺应了全球教育越来越趋于个性化的趋势。

1975年，薇奇被任命为“新学校”国家协调员，组建了支推广团队，在哥伦比亚120所学校进行试点。

1976年，第一版“新学校”《学习指南》由哥伦比亚国家教育部出版发行。

《学习指南》涉及四大主干学科：语言（阅读、写作）、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每个单元都有使用方法和练习步骤的详细说明，是“教科书、练习册和参考书的结合”。

以《学习指南》为平台的学习是这样进行的：

1. 综合课程——课堂上，学生使用《学习指南》自主学习、小组讨论；老师从主讲者转变为旁边的教练、顾问，鼓励提问，激发兴趣。它的课程非常灵活，孩子们能根据自己的进度来学习，即使农忙回家帮忙，也不担心落下。《学习指南》的“家庭作业”，是最后一项“应用”，也即学了知识，回家要与父母共同应对生活的问题，如疫苗接种、营养、食品安全、如何区分感冒和严重呼吸道感染等， 这种“在做中学”增强了儿童的生存能力

2. 社区拓展——每个学校都选举产生一个“学生政府”，管理学校的卫生、娱乐等活动。学校的活动鼓励家庭和社区成员参与，建立学校与社区的亲密关系，从中增强学生创业精神、领导力和21世纪技能的培养。

3. 教师培训和评估——通过体验式的教师培训，让教师们从知识的传播者转变为儿童学习的促进者和顾问，及时对儿童的表现予以积极的反馈。

4. 管理——鼓励地方和地区的教育管理人员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有利于学生、教师、家长、管理人员对学校发展形成共识。

这样的“整体学校”是注重“社会技能”与“和平教育”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培养出的是懂得自主学习、互助友爱、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

首先是人际关系。宣传片里，一所乡间小学，3个老师，80个学生。学校处于青翠山林中的绿草地上，几排平房，大大的空地，孩子们在奔跑追逐、荡秋千。面对镜头，孩子们自然、率真、自信。

一位11岁的小女孩Isabela说：“学校在5月份选举，我也提名自己为候选人。”她得到了不少投票，当选“学生政府”的主席。

美国之音（VOA）报道称：“它是倡导民主价值的优秀典范。它通过关注民主、合作和共情的社会互动，来促进和平。”薇奇将其描述为“行动中的合作”。

学校里人际关系的建构，关键是教师。薇奇认为，改变行为和态度，需要时间与合适的策略。教师每年有三次为期一周的培训，有几个关键点：

1.直观地让教师看到“新学校”的真实效果，当他们看到别的教师的变化，就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改变。

2.培训教师的方式，要与学生的学习方式一致，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在做中学”。如果还像传统教师培训那样办讲座，就不能指望教师以孩子为中心去开展教学。

3.不要让教师变得孤立无援，要形成教师的“学习圈”，定期举办交流会，给予长期支持。如果希望孩子学习合作，教师也先合作起来。

薇奇认为，乡村缺乏教师，这是全球性问题，政府也试图在解决。农村的人口密度比城市低很多，采用复式教学，是可以解决的。这个模式让学生更多自学、自主活动，也减轻了教师的负担。

真正的教育不仅是知识输入，更要关注“人”，要塑造人性，师生关系要更加亲密。否则，摆个电视机给学生看，教师这个职业就可以消失了。

低成本、实用的教学创新是的特征，同样重要的东西是欢乐、参与和温暖。“我们的创新直抵课堂，这是最核心的地方。”薇奇说。

薇奇指出，“整体学校”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家长和社区成员参与。每所学校开始探索时，都要征得家长同意，否则，看到孩子在玩耍，家长可能会有异议。建立每个学生的“家庭卡”，记录家庭成员、社区地图、经济情况等。根据当地农活的时间表，孩子可以灵活调整。

有些庭内部有不平等现象，家长喜欢命令孩子，甚至家暴问题。如何改善呢？可以通过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尊重带来影响，比如邀请家长参加学校的决策，选举“学生政府”时，把家长请到学校，让他们看到自己孩子在学校的行动，或当选某个委员，家长也会感到很骄傲。

一位学生父亲说：“这种教育模式让孩子有机会在观察中形成不同的小世界，并在其中思考和分析，不是根据书本来看世界，而用自己的理解去感知。”

它还鼓励教育管理者参与教学过程，出谋划策，甚至要为教师的教学成果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些互动都增加了它的社会接受程度。

回望它的40多年的发展，至少可以看到三点：

政府与资金支持。

1975年薇奇被任命为国家协调员，组建推广团队；1977-1980年，获美洲开发银行的支持进行推广；1982年，薇奇当选教育部副部长，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继续推广；1987年，项目被列为国家政策，在整个国家传播。薇奇认为，教育创新必须与政府深度合作，基础教育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薇奇说：“假如我不去推动，大家会说：哦，这是个很好的案例。但不会去实践它，然后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创新仅由政府推动的话，会很脆弱，可持续性不强。”

教育评价与社会的价值认同。

“整体学校”40多年，不仅改变了学校内部，更通过社区和管理部门参与，改变了学校外部生态。薇奇相信，透过平等、民主、尊重的人际关系，培养有公民理念的孩子，能够支持地区的社会民主的进步。

薇奇说：“社会学家总想引入社会变革，并以某种方式击败这个体系。” 她把学校看作是改变国家的杠杆，她坚信，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就没有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没有和平、民主。教育是唯一办法。

许多教育创新，都在使用互联网、高科技。早在70年代薇奇就曾尝试用技术进行远程教育，但是她发现，仅以技术支持的方式会离教育越来越远。她说，就像汽车要有“底盘”，是承载装备重量、联结各个部件的基础，而这个“底盘”，就是教学法，它是教育理念的呈现方式。科技，必须与学习方式、社会关系相结合才能起作用。

“整体学校”的核心理念是“共同生活”或“共存”，在中国农村，儿童需要得到更开放、自主、尊重的空间和温暖的情感关系。“整体学校”模式是解决我国当下基础教育困境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