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十天 (上)
文/伊卷舒
（一）
我正在家学术休假 （sabbatical），系主任拉旁塞来电话说，牛津大学举办的一个经济论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系里临时派不出人，想叫我去。见我爽快地答应了，拉庞塞很高兴，“I owe you a big time （那我欠你一个人情啦）”。
我匆匆地拼凑了一篇中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章，就坐飞机去英国了。一路上，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终于可以去看看徐志摩的“康桥”了，招呼那“西天的云彩”，拜见那“河畔的金柳”。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体验一下，英语世界里最好的大学——牛津，究竟有什么大不同。
我喜欢参加国际会议。在全是来自世界各地老外的地方，我的英语再也不会被人詬病了，像美国学生给我的教师评估表上的差评，美国的同事时常地对我说, “I beg your pardon （对不起，没听懂）”。在真正的外国人里，我居然能说“一口美语”。我的一位俄国好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你在上面讲演，像个电影明星”。
更为让我着迷的是，出席国际会议，总是撞见许多意外的惊喜。记得一次伊斯坦布尔的会上，遇见土耳其的前海军大臣。一见到我，他开口说中文，四声很准，他为了前一年在青岛举行的各国海军司令会议，请个老中，关起门来，学了一个星期。可以想象在那次的青岛聚会上，他用中文讲演，在各国的海军司令中间，占尽的风采。在告别晚宴上，他和比他高出半个头的太太，翩翩起舞，各种语言来回自如地切换，招呼各国的来客……他是让我彻底地同意了“矮人是浓缩的精华”那句话。
在南非德班一次会议的送别宴上，我正好坐在一位白人教授旁边。他的话一直烙在我心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后，白人再也不可能当选南非总统了。我现在只希望，当选的总统，是全部南非人的总统。”。尽管我是南非曼德拉的铁粉，也称赞黑人的民权运动的胜利，还是为自己有机会，听到来自另外一个角度的声音，而感到庆幸。
这次牛津之行，一反我原来的预期，我的英语全没有了在国际会议上的优势，因为与会者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也没有机会去看看一个小时以远的“康桥”，连牛津小城都没时间走一遍。但是，我在其他地方收获却是很大的。
中国的那句谚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八成就是说的这种感觉。
（二）
会议的第一天，我就发现，我是深陷了困境，因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讨论会，讲演者都是各个领域里有造诣的人，拿出自己的最新成果与人磋商分享，然后再对文章做最后修改，拿去发表。与会者只有两种人，英国的经济学人，和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美国人。而“发展经济学”不是我的专业，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没有注意过。
第一位发言的吉姆，是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美国人，他的题目是美国环境保护法的思想根源。他还没说完序言，就被被剑桥毕业的纽约女郎Kimberly给打断了，从他的立论，文献综述，到索引，一路辩论下去。Kimberly灵牙利齿的，简直就像机关枪在扫射。吉姆开始还在捍卫自己的观点立场，慢慢地就败下阵来。他头上沁出了好些细汗珠，语言也变的不流畅。其他人也加入纽约女郎的阵营，让我想到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而且还面对一群严厉的教授。纽约女郎最后还重重地加上一句，“你的那个结论，It is in sane （简直是疯了）”。
尽管是三月份的牛津，我也觉得脑门发热。在那会儿，我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落荒而逃——假装生病，逃回美国，要么绝地反击，在几天以内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再站到讲台上面。
我选择了后者。
我们的会议设在牛津的林肯学院。套一位有名的学者的话说，林肯学院保留了比牛津其他学院更多的十五世纪的风格，这主要是因为整个的前院都只有两层楼高，五叶地锦爬满了林肯学院前院的墙壁，夏天墨绿色，经过秋天的深红之后，冬季里就都光杆了。
林肯学院前院
和牛津其他所有的学院一样，林肯学院前面的铁门，也永远是紧锁着的。师生进出全走右边的一个传达室，打卡才能通行。外面的游客，来访者，都是不能进入校内的。我们开会的这周，正好是学生的春假，校园里安静极了，纯粹，清新，仿佛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三）
会议的举办方给我们的选择是，住在院内的学生宿舍，或者住在校外的旅馆。我立刻就选了学生宿舍。我的那间小屋在四层学生宿舍楼的顶层，对着林肯学院的四合庭院。宿舍里面，贴着墙的放满了书架，一张小床就夹在三面的书架中间，宽面的写字台放在窗前。屋里面的木质地板，漆落老旧，踩在上面，发出咯咯吱吱的响声。
我除了每天下楼去饭厅吃点东西，就像粘在桌子前面的座椅上。晚上也没有正经睡过觉，困极了，就和着衣服，在床上打个盹，然后跳起来，冷水洗个脸，再去看资料。生活简单到三点一线，对面二楼的会议室，四楼上的宿舍，一楼的餐厅。
右边的楼是林肯学院的学生宿舍
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好像一下回到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每一分一秒都是救我一命的稻草。我先列了一个文章的纲要，好像是一个积木拼板的外框，里面的每一块积木，都需要我从一大摞子的文献中找出，再逻辑地拼在一起。
想起我的博士导师, 那位有名的萨兰特教授的话，文章的选题，必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是前人没有涉猎的，要有新意，要给别人启迪，哪怕只讲一个小问题，也要让听者觉得时间是值得的。
我面前的那些英文，中文，都像是跳跃起来，争抢着跑到我的眼睛里。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像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钟表博物馆的展品，一架极其精准的机器，吸入，整理，筛选，归类……
我的课间休息，就是抬头看看窗外的草坪，石板小路，枫树展开的树冠，还有对面图书馆带着时间斑驳的石头墙壁。早上的太阳，慢慢地爬上来，给眼前的一切，抹上一层薄薄的金色。夕阳西下的时候，校园里大大小小每一样东西，都拖着长长短短的影子。
世上的计时器，在这里全都慢了下来，仿佛在每一分一秒的中间，又加进了许多的内容，让时间变得绵长，舒缓，宛如电影的慢镜头，把一切都变得轻扬。
我感动在这岁月年轮一遍遍地抚摸过的校园，仿佛时光只是给了它个性，自信，安好，却没有一丝的苍老，衰败，和急躁。
（四）
我上台讲演的时间到了。我紧张的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准备好了对面的人们将要射过来的“子弹”，也准备被他们架到火上Grill（烘烤）。
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屋子里面安静极了，他们用耳朵，并没有用嘴巴。说到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制定环境法规的，我还塞进去一个小故事。那是1971年，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一夜之间，供应中央首长专用的鱼，全部死了，最先派到现场的，是公安部的刑侦员。后来发现是上游的一个化工厂一直往湖里排污水，才导致鱼类的大量死亡。在当时的国务总理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开始成立了层层的环保部门。
到此，纽约女郎Kimberly问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侦探去”？
“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我按照中文资料的记述，回答说。
全体人一下大笑起来。那一刻，我知道我又跨过去了生活中的一道沟坎。
那天晚上，Kimberly 邀请我加入他们每晚的聚会，跟他们去了牛津城里最古老的草皮酒吧。啤酒一杯，半宿长聊。那一晚上听到的走心的故事，比在美国一年的都多。Kimberly，一个纽约布鲁克兰区长大的女孩，自己挣来每一分的学杂费，硬是读完了剑桥经济系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回美国工作，三十多岁，她已经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了。还有被Kimberly快要烤熟的吉姆，在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工作了七年。为了一些跨国案例，还去过四次中国，现在回美国做教授了。他一直在感激Kimberly的好建议，说马上开始修改文章。
其实，成功的故事，哪个民族都差不多，都是以“拼博”二字，为主题展开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读博士究竟有什么用处。耗掉半条生命熬出来的论文，常常是放在系图书馆的书架上面，没有多少人会看。这些文章即使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也没有几个人去读。我的一位好友，清华的才女，四年就拿到了C大计量经济的博士学位（一般最短都得五年，两年课程，三年论文），三个月就写完了她的博士论文，然后直奔华尔街上班了。比比我，光是论文就被老师憋了四年。多少次，我“头悬梁锥刺骨”地写出一个大纲，老师一分钟就毙了。告我说，“这个题目别人写过一百遍了，想个有新意的，再交上来吧”。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恰似阿· 托尔斯泰给《苦难的历程》的题记, “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而牛津的十天，让我明白了萨兰特教授的苦心。在一次次被拒，重来，再被拒，再重来的历练中，我得到的可能不是一文一章，一城一池，而是方法论——论证问题的逻辑，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也敬佩萨兰特的远见，他坚持让我做与中国有关联的毕业论文，尽管，我的专业方向和中国相去甚远。
几个月以后，牛津的一本经济杂志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城市化和环境保护》。这是我出行之前不管怎么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事情。
（文章为伊卷舒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