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私塾
一
翻开历史，有些东西，渐行渐远，一经沉沦，雨剥风蚀，终致腐朽；有些东西，虽锈迹斑斑，被人遗忘于房角瓦砾，然一旦翻捡，稍作擦拭，便又光彩熠熠。私塾就是这样一件虽陈犹新的古物，被人淡忘，重又记起，散发墨香，又不乏蛛网尘迹。
二
提起私塾，人们首先会联想到旧社会，还会想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为民间固有的办学形式，私塾由来已久。一般观点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堪称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而来。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一种形式。据《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归乡的官员，负责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私塾按其表现形式和出资方式不同，大致分三类：一是富贵之家办的坐馆、家塾；二是村社、祠堂办的村塾、族塾；三是塾师个人开设的学馆、教馆、书屋等。清朝以前的塾师多为落弟秀才、老童生，也有个别称得上硕儒的，如曹雪芹、郑板桥、蒲松龄等都做过塾师。学生多为蒙童，也有个别年龄大的。数量上少则一二人，多则三四十人不等。
私塾教授的内容，不一而足。自春秋孔夫子大倡私学，广收门徒，当时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和学问；隋唐学经学，算学，书学，律学等；宋以后便是“四书五经”，古文，策论；离我们最近的清朝塾馆，是先教认字写字，然后教古文，“三百干”，《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大一点开始学“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等。总之，古代蒙童学的东西还是挺全面，不光本本，道德习俗、品行修养，涉及各个方面。所以古代的秀才可不简单，一般算是方圆百里的大知识分子，民间很多礼俗主持少不得他，一般都是当地著名乡绅。
私塾是和公学相生相伴，在其三干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高峰。
一是孔子开私学之风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文化领域空前繁荣，英才倍出，士人游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旦被用，荣宠立至。所以造就空前浓厚的学习氛围，也给那些学识道德高深者提供了为师的机会。如孔子周游列国，主张不被所用，回鲁后闭门专心授徒；孟子曾效孔子失败后，晚年回乡设馆，感慨：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岂不快哉！
二是隋唐科举制的推动，宋明以后出现第二个高峰。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统治，儒家成为万世经典，隋唐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考，进一步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宋明以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显父母，扬名声，光于前，裕于后”，更是把私塾推向了新的高潮。
私塾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以上所论的大气候所致以外，还有其具体的原由。
首先老师厉害。孔夫子，儒家先圣，学问渊博，道德高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弟子三干，贤者七十二，最有名的弟子称为“十哲”；鬼谷子，隐居深山，学究天人，光教出的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就足以名留干古了；还有哪些归隐乡间，开馆授徒的饱学之士，如编《三字经》的王应麟，南宋理学大家张载，写“朱子治家格言”的朱伯庐，哪一个不是博学鸿儒，道德文章为一时之冠。俗言，名师出高徒。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找一个好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
其二是教法灵活。古人教学决不象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在高考指挥棒下，莘莘学子，疲于奔命。看孔子教育弟子，有《论语》为证，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徐徐善诱，举一反三，学到的都是真知识、活知识。鬼谷子深山中教弟子呢，在山中研兵布阵，纵论天下，权衡利弊；不出深山，而山外信息，风云变幻，了然于胸。
其三是教育成本低。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个学究，私塾就成了。不需要审来批去，八方张罗，耗时费力。
三
近些年，随着国学回归，传统文化重现国人视野，加上高考这只指挥棒的挥动，私塾拭去浮尘，重又粉墨登场。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河北省的行唐县、湖南的平江县，私塾（现叫蒙馆）已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常态。私塾，这个几乎被现代人遗忘于历史博物馆的陈年旧物，依旧生机活现地植根于中国农村的皇天后土中，就象古老宅院里的干年树藤，在历经沧桑之后，依然枝繁叶茂，展示着顽强的生命。
至于现代教育和旧式私塾的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中毕业，并读过五年老书的平江县南江镇崇义村的村支书童振武说道：现代的教育是为考大学设计的，过去所学和现实生活脱节，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多学生连起码的待人接物都不会。读老书的人，会写对子，对对朕，会各种礼俗应酬，能很快融入当地生活。现在开办的蒙馆，等于现代人一次“国学”补课。同样，说起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一位中科院老院士作了个形象比喻，他说，我们现在培养大学生，就象笼屉蒸馍一样，一例子，没不象样的，也很难有拔尖的。他也赞赏古代的私塾教育，认为那种教育模式最出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试教育的不断改革探索，我们相信，私塾作为传统教育的余续，公学教育的有益补充，势必会更加茁壮，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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