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一个中国古典悲剧范本

千古政治家，唯李斯最可叹。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往往还是在于无可奈何四字。就如同绝望一样，什么时候最绝望？并非生于黑暗，死于黑暗，而是生于黑暗，死于黎明。明明差一点就能够到了，明明已经比所有人都努力了，却依旧无可奈何。李斯的一生，足可谓这样一个悲剧。

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无名、腾达、陨落。

李斯生于上蔡，大概在今天河南的驻马店一带。上蔡原本是武王的弟弟，蔡叔的封地，传国几百年后，终究还是被南边的楚国灭国了，故以国籍算，李斯是楚人。但很显然，上蔡属于楚国的边缘地带，当时的楚国是由屈、景、昭三大贵族以及王室的芈姓所控制，李斯这种平民自然难有出头的机会，也正因为此，他对楚国并没有多少归属感。

他的早年生活已不可知，按司马迁的说法，他原本的工作是“郡小吏”，加之他书法上佳，可以推测他是读过一些书的，所以才会当了个挂名的小吏，和人打交道。同样小吏出身的，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萧何。也不知道太史公是怎么打探到的故事，说李斯在任上，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只能苟且偷生，而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脑肥肚圆，所以得到结论，人到底能混成啥样，是由环境决定的。

这个故事的真伪不必深究，无论真伪与否，至少它是完全契合李斯的性格特点与信念的——只要努力改变所处的环境，就能成为人上人。李斯用一生去贯彻了这个信念，而在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去职位，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的确，从名师出道，颇有种攻读哈弗MBA找工作的风采，荀子也的确是一位足够优秀的老师。在李斯的时代之前，有张仪苏秦纵横捭阖，有甘茂范雎白手起家，战国四公子养士三千，要说那个时代的人才没有机会，那是假话。然而，李斯与这些人皆有不同。诸子百家的人入仕，大多都会带有一些坚持，因为百家入仕，是带着“法天下”的目的，尝试用一种理念来成功，比如商鞅入秦，比如孟子游说梁惠王等等，不管成功与否，这些人都不会改投他派，所以百家出仕的人最后往往会退而著书（法家除外，法家因为其理论的特殊性导致实践者常常以身殉道）。而如四公子之流，则往往为了国家利益以及个人名声而奋斗，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终极目标就是掌一国大权，称霸天下，而不是并吞天下，试想，如果天下统一，兔死狗烹，哪个君王容得下平原君、孟尝君这等人物？别说统一，就说当时的战国，四公子也大多命途多舛，被本国君主疑忌，若不是战国末年风云变幻，哪有四公子翻云覆雨？但如四公子、田单这些人，即便在政治上失败，也一样是有退路的，他们出身王族，有重重的关系网、封地、家产、门客，都是他们的资源，哪怕隐居，也是高人一等的隐居。

李斯却什么都没有，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学者，没有办法像他的师弟韩非那样写出《五蠹》、《孤愤》，继而万世流芳，他没有财富支撑，不像吕不韦可以“商天下”，他更没有家族支撑，可以供他出入列国宫廷。他唯有一颗功利的心，他把人看成老鼠，他只想成为那只谷仓当中，无惧人犬的老鼠，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

我不知道李斯究竟和韩非共同学习了多少年，这段经历对他的未来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两人年龄相仿，本该棋逢对手，但人生而不平等，李斯又怎么能和韩非比？韩非出身王族，又天纵奇才，虽然求学于荀子，却敢说“儒以文乱法”，他有抱负、有主见、有能力，但想必没有圆滑。太史公写“斯自以为不如非”，常被人理解为李斯自认才华不及韩非，可细想，两个尚未出仕的人，哪里就那么容易自认才华落了下风？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的，恐怕还是出身吧。

学成之后，李斯选择了秦国——毫无疑问，相比世族林立的山东，只有变法之后，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秦国才是最好的选择。李斯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不同于战国时常见的门客，他是冲着一个更高的目标去的。正因如此，他虽通过吕不韦才得以进入秦国朝堂，却没有被视为吕党，在嬴政清算吕不韦的过程中，李斯并没有被波及到。

而真正让李斯迈向巅峰的，恰是他一生最危险的转折。彼时，韩国派了工程师郑国来秦国兴修水利，意图疲敝秦国的民力，来减缓秦国东进的步伐。郑国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间谍，被发现以后，秦王一度想要杀他，整个秦国的旧宗室以此为借口，想要秦王驱逐他国来的客卿，这样就方便让本国人上位。身为楚人又游学于齐国的李斯自然被包含在逐客令的范畴当中，在这样的氛围下，李斯上了一道至关重要的谏书——《谏逐客书》，让秦王取消了逐客令，同时重用了他。

在我看来，《谏逐客书》之所以能起到如此之大的作用，并非在于其理论有多么坚实——无非就是古老的用人之道而已，强调人才的重要性，饱读百家理论的嬴政能不明白这个？真正吸引嬴政的，还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展现的那份野心，统一天下的野心，“致昆山之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这些象征的背后，便是征服整个天下。李斯用一道谏书点出了秦王内心当中最大的渴望，这份渴望并非是吕不韦所希冀的，而是秦王自己的，所以，之后他一步一个脚印，渐渐迈上秦国官僚体系的巅峰，也就不奇怪了。

他之所以活得灿烂，是因为他是个极致的官僚，之所以死得悲惨，也同样是因为他仅仅是个极致的官僚。

李斯有三件事，是被后人所诟病的，很多史学家也认为这三件事正是他最终悲惨收场的原因。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如果”，试图把李斯一声当中的某些决定反转过来，却未曾想过，很多事早已成了必然。

第一件就是杀韩非。先说一句感性的话，大多数人唾弃李斯而吹捧韩非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李斯是政客，而韩非是学者。再加上韩非的个人经历也的确富有魅力，求学而不得志，只能退而著书，得到机会进入秦国之后，又被曾经的同窗陷害而死在异国，实在是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然而，从李斯的角度，杀韩非是必然的。韩非入秦，其人未到，其书先至，嬴政作为一个商鞅的精神后裔，自然对韩非这位集法、术、势三家之大成者颇有兴趣，如果李斯给韩非以机会，那么此人必然会对秦王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这样的影响，并不是李斯想要的，韩非所倡导的，一直都是“霸道”，他可以让秦国强盛，但他能允许秦国东出灭韩吗？韩非，韩非，终究还是个韩国人，他可以不被自己的宗族所信任，却没办法摒弃自己的宗族。就如同许多年后，在博浪沙策划行刺始皇的张良一样，他们终究都是那个体系当中的人。当时的李斯，绝对不能容许这位能言善辩的师弟，靠一番高谈阔论以及自己的声名，就改变他要走的那条道路。

李斯要走的路，在第二件事当中体现得非常明确——焚书坑儒。这是他上任丞相之后，一系列重要举措当中的重要一环，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大量文化的遗失，以至于直到现在，每一份战国帛书或竹简的发现，都会对已有的战国史认知产生影响。但抛开负面意义不谈，始皇与李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真得就是一句暴秦无道可以解释清楚的吗？李斯受教于荀子，就没有一点师生情分？这件事由《史记》记载，太史公给出的理由，是秦王和李斯想要闭塞天下言路，以免政策推行的时候出现问题，但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太史公是一个儒家的忠实支持者。而这件事的起因，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的矛盾，有人上奏秦王，想要效仿周朝封殷商遗民的前例，以分封制再塑天下，而李斯却极力提倡郡县制，未免百家对他的政策进行干扰，方行焚书坑儒之举。

分封制度，本就是儒家从周公那里继承而来的，是“王道”的体现。从李斯的角度来讲，分封制与书籍之所以需要被抵制，是因为它们是两个阶级形成的原因——诸侯公卿与士阶层，前者来源于血统，后者来源于读书的特权。李斯看到了儒家背后的不平等，儒家试图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以圣人之道来统御百姓，这本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就是一介布衣，终其一生，如果不是得拜荀子为师，他将永远是那个小吏，是那个厕所中的老鼠。那个时期的李斯，意气风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体制，来否定旧的模式，让天下人都有机会成为谷仓中的老鼠。

第三件事，便是“沙丘之变”。李斯、赵高、胡亥在始皇死了之后，矫诏杀了长公子扶苏，把胡亥这个心智不健全的人扶上了皇帝的宝座。细想这件事的前后，为什么我们对李斯如此愤慨？那是因为我们脑海当中一直有一种印象，公子扶苏一定是个温文尔雅、礼贤下士、宽以待人的人，如果扶苏坐上了宝座，秦朝一定不会那么短命。但要注意，扶苏与赵高的形象，到今日早已不可知了，历史当中关于他们的记载一直都只有寥寥数笔，而公子扶苏的形象，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儒家对他的美化。那么问题来了，儒家为什么要美化这样一位暴君的公子？这就是要涉及到沙丘之变的另一面了，始皇死的时候，扶苏之所以不在其身旁，是因为他的直谏惹怒了始皇，所以始皇才把这位长子丢给了蒙恬，让他守边去。而扶苏所劝谏的，正是始皇抓捕儒生的政策。所以，一切就显而易见了不是么？李斯就冲着扶苏是一位儒家的支持者，也不能让他上位啊。历史常常把这事说成是李斯的自私，害怕扶苏上位之后以蒙恬为相，自己就失势了，实在是诛心之论——要知道，秦国自樗里疾之后，将权和相权一直都分得很开，武安君白起那样大的功劳，也都没有涉及行政，蒙氏历代皆为将领，扶苏怎么可能以蒙恬为相？

这三件事，是李斯对自己信念的坚守，是一个起于微末之人对世界的呐喊，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因为，不管站在多么高的位置上，他都一直还是以老鼠的视角来看问题的。

二世上台之后，李斯以为再无威胁，他管理着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只希望二世当个老老实实的皇帝陛下，但他却忽略了一个比他更有野心的赵高。相比李斯，赵高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者，宦官不从政？他偏要左右皇位；皇权不可藐视？他偏要指鹿为马。他陷害李斯，屠灭皇室，明目张胆地杀死二世，就为了自己当皇帝。而李斯却不敢，李斯敢取消分封制，却不敢分散皇权，他敢扶二世上台，却从未有取而代之的心。

对李斯来说，他只是想到谷仓当中吃廪米，却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拥有一座谷仓。我想，他想要实践的理想政治制度，大概是后来在西方出现的君主立宪吧。只可惜，在那个时代，他的个人能量终究还是太小了。他可以把所有出身比他好的人踩在脚下，却对抗不了历史的潮流，甚至对抗不了赵高的野心。

所以，当他被赵高诬蔑谋反而囚禁，才会说出那样悲愤的话：“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之地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湖、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他把他对秦朝的贡献都成为自己的“罪”，不无讽刺二世，同时也讽刺自己的意思——即便做到这个程度，也终究避免不了失败吗？也终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吗？

好在，他最后醒悟了，“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临死前，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一个老鼠虚妄的幻想，黄犬狡兔的避世之举，方才是他最好的归宿，但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岂可得乎？

若有机会，我定要去上蔡的李斯墓凭吊一番，去看一看那里的黄犬狡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