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19上:念想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哈尔滨 晴
又去早市买早点，这次买的是包子，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太咸了，咸得吃不出任何味道。在哈尔滨住的这些天，已经赶好几次早市了，喝过了豆浆、吃过了油条、品过了煎饼和筋饼、尝过了馅饼和包子。到今天为止，对早市的食品就再没任何念想了。
今天中午有饭局，上午无事，便沿着果戈里大街（三四十年前，这条街叫做奋斗路），走到松雷商厦和秋林商厦，看到两个商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是变得更漂亮了，尤其是商厦里面，装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皇、商品更加高档奢华、售货员（或者叫做导购小姐）更年轻漂亮。
也许因为不是周末，也许是我来得太早，商厦里面的顾客很少，经常整层楼里只有我一个人，引得导购小姐们都想跟上我。但她们很快就发现我并不是个真心要买东西的顾客，或者说，我不像个能买得起她们推销的商品的顾客。
比如洗衣机和冰箱，其功能确实比在新西兰销售的产品多很多，但价格高得更多。再比如各种不锈钢或复合材料的炒勺，漂亮得不像是炊具，标价大多好几千元。更有好几种电饭锅，竟然超过万元。我猜想这是实体商店用来对抗网店的策略，反正喜欢在网上淘便宜货的人也不会来这里，那就干脆只经营高端产品。
走到哪一层都有人跟上来，令我感觉有压力，我还是趁早下楼出去吧。
下楼就到了秋林的地下一层，全都是卖食品的，顾客很多，售货员都站在柜台里面，没有导购小姐。
卖各种哈尔滨红肠的柜台占了一大片，感觉价格比我在高铁站里买的低不少（参见《高铁》）。
卖各种哈尔滨酒糖的柜台也占了一大片。
哈尔滨秋林酒心糖（照片来自网络）
1978年夏天，刚上大学的哥哥第一次放暑假回家，带回了一盒秋林酒心糖，并提醒我吃的时候要小心，酒会洒出来。我按照他的指导，把硕大的酒心糖整个含在嘴里，觉得很苦，轻轻咬一下，一股热流慢慢地淌在了舌头上，有点儿呛嗓子。那是我第一次尝巧克力，第一次品白酒。
还有一大片卖秋林大列巴的柜台，现在是装在一个漂亮的布袋子里面卖。
秋林大列巴（照片来自网络）
那年夏天，哥哥也带回来了一个大列巴，说它是哈尔滨最有名的特产，营养丰富，老毛子的最爱。这让全家人犯了很大的愁，因为它的味道闻着是酸的，它的外壳是用牙咬不动的，它的口感是粗糙的，粗得割嗓子，谁也吃不下去。哥哥说他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的，而且花了好多钱（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反正感觉很贵），不吃就太可惜了。最后，爸爸用菜刀把它剁成小块，让妈妈用大锅蒸，但蒸完了反而变艮 [gěn]了，更难嚼，酸味也更严重了，必须得掐着鼻子吃，反复热了好几顿才吃完。
走着走着，闻到烤面包的香气，循着香气，看见一个面包房，一排大烤炉，有很多师傅在忙碌着，刚出炉的各种西式甜点面包还摆在烤盘上，热气扑面、香气沁鼻，比大列巴好闻多了，但和新西兰的面包香味很不一样，多闻了一会儿，竟然被香晕了，赶紧买了一瓶格瓦斯，喝了几口，才感觉好一点。
秋林格瓦斯（照片来自网络）
一瓶格瓦斯才2.5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发现不论是酒心糖、大列巴、还是格瓦斯，相对价格（和当年的收入相比）都便宜了。
我今天喝了用大列巴酿造的格瓦斯，就算了了两个念想，至于酒心糖，我现在既不能吃甜的，又不能喝酒，能看到熟悉的外包装就心满意足了。
中午的饭局是妻的闺蜜安排的。她说她还邀请了我的一位学生，小A。
饭店就在文昌街上，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早早就步行过去，进到单间里，独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外面的街景。
我在林大工作了八年，教过几届学生，曾被称作“老师”，其实误人子弟无数。本来我是在中学校园里长大的，看着父辈们像辛勤的园丁一样关怀每一位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我也曾立志做个好老师。但是，当时大学里要求教师给学生打成绩时，要严格遵循正态分布规律。也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原则：让一小部分学生（10-15%）成绩很低，大部分学生（70-80%）成绩中庸，少部分学生（10-15%）成绩优秀。只有这样，成绩单交给教务处时才会被接受。若是学生成绩普遍都高，那就说明我出题太简单，或有放水的嫌疑；若是学生成绩普遍都低，说明我出题太难，或有水平不够的嫌疑。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大学老师装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上完课就走人，躲学生唯恐不及，我猜一定是怕做不出正态分布曲线的成绩单，交不了差（现在的大学里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据研究显示，正态分布是大量样本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对于大学里面三十人左右的小班级并不适用）。
我教的课是家具设计和室内设计，没啥科技含量，上课只不过是学学设计表现技法而已，根本就没有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在每学期末，当我把三十位同学的成绩强行套进正态分布曲线时，可没少费心思，不得不故意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伤害了大部分学生的设计自信心。每送走一届毕业生，我都希望那些学生不要对我有任何念想。所以我从来不敢参加XX届毕业生聚会。若是只有我给得过“优”的同学出席，我也许会考虑和他们见一面，问问他们当年学的东西有没有用。
小A就是一个总被我给“优”的学生。
他确实很优秀，优秀到能帮我干私活的程度。在他毕业等分配的日子里，我请他搬进了我在0号楼的单身教师宿舍（参见《食堂与宿舍》），因为我那时手头正好有个活催得紧。
我白天去办公室上班，就留他在宿舍里画图，三顿饭都是由我去食堂打回来。小A做学生能做到这份上，我自己都佩服他。
我更佩服他的是：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还是北京人，漂亮得像我当年的梦中情人马晓晴。她是他班上的同学，也是个我总给“优”的学生。
小A的个头和我一样高，年龄比我小十多岁，还是个黑龙江林区的孩子，却被北京女孩追，据说还有几个女生排队等他的。而我那时单身多年，相了无数次对象，当了无数次伴郎（参见《伴郎》）屡试屡败，我怎能不佩服他。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颜值确实比我高几十倍，按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个小鲜肉。
这次回来，听妻的闺蜜说，她家公司的副总是我的学生，一问名字，竟然是小A。我说我很想见他。妻的闺蜜就要求她家的老总安排了这顿“工作午餐”。
这顿饭绝不能算做工作餐，老总点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老总面相显得很年轻，外貌似小A的孪生兄弟一般。而且，对待小A也像兄弟，忙着给我们摆菜倒酒。小A打工打到这份上，我不得不佩服他。
我问小A：上大学时学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他说，给我干活时学到的东西最有用。这个回答让我心里很受用。我不禁想，要是我当年把全班学生都拉去帮我干私活就好了（但是正态分布的成绩单又该怎么做呢？）。
最后是老总悄悄为我们的师生见面付了账。
和小A告别时，我打听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他现在生活幸福美满，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我还问了一下“马晓晴”的情况，他说谢谢老师当年对他俩的关心和特别优待，但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毕业分配时，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她回北京去了。
不够完美。
吕文新
2017年9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