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缅怀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姓沈，名恩权。生于1926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十三，属虎。

        父亲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一个大伯，三个叔叔，三个姑姑，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父亲在伪满统治时期的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后，祖父打算送父亲到东北大学继续深造，父亲刚开始同意，就在出发前反悔，终未成行。

        据父亲讲，赋闲在家后，整天过着衣食无忧的“公子”生活，每天骑着“富士牌”自行车，与伙伴们尽情玩耍，中午饿了的时候，大家都跟父亲到周家火勺铺吃火勺，成了本屯的孩子王。十七岁时与母亲（李玉先）成家，父亲的贪玩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母亲常常受到牵累，经常被爷爷奶奶责怪。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当卫生员，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辗转于大石桥、盖州和营口之间。

      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师长率五十八师起义，父亲回到家乡。在抗美援朝期间，父亲曾经参与辽宁宽甸机场建设，为了抢时间，数九寒冬，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亲眼目睹高岗副主席的视察。机场建成后，父亲为了家庭，没有留在部队，回到了母亲身边。

        1958年，营口县政府决定在周家修建一座中型水库，由于我们家正好住在库区，不得不进行移民搬迁。

        当年，父母拉扯我的四个哥哥，一起搬到了位于黄泥屯西南三公里外的于家村，暂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当时有六间半瓦房，我们家住在西下屋，西上屋三间半瓦房一直闲置，由于两位舅舅都在外地工作，闲置的房屋暂时由我们家照料。

        父亲是个当过兵的人，他一直崇尚部队作风，并把部队作风毫不保留地应用到家庭管理当中来。

        俗语说的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对我们始终“严”字当头，给我们立下了一道道规矩。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我就先从“吃”的方面说。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管是谁，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许偷人家和公家的东西，这是谁也不能逾越的红线，如果发现，将严惩不怠。

        一队和二队的果树园就离我们家几百米远，生产队和邻居家的成熟玉米和大豆出门伸手可摘，尽管我们平常饥肠辘辘，我们兄弟七个没有一个人敢动邪念，即使看别人在做这种行为时，也是躲得远远的，生怕受到牵连。

        每天吃饭时，父亲要求我们必须“食不言”，不得“吧唧嘴”。

        对父亲的要求谁也不敢轻视和怠慢，即使我们兄弟的功臣——大哥也不敢违抗“圣旨”。所以，一旦饭盆端上来，只能听到大家碗筷“噼里啪啦”的碰撞声，整个吃饭过程就像搞竞赛，你快，我也快，满满的一盆饭，转眼间就下去了一大截，哪还有说话的功夫。偶尔，也有兄弟在吃饭时，话到舌尖不吐不快，如果让父亲发现，就是一次严厉的警告。除非父亲吃饭时不在场，大家才敢说几句。

        在吃饭时，父亲还给我们立下了一些规矩。

        在吃饭过程中，比如中途离开饭桌时，要把筷子放在碗上。当时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就给我解释说，这证明你还没吃完；吃完时，要把筷子放在桌子上，证明你已经吃完了。

        这些规矩，我们兄弟个个都明白，而且要时刻要牢记在心。还有吃完饭的碗里不能有剩饭，挟菜的时候只能挟与你最近的那部分，不能随便乱伸筷子。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家有关”吃”的规矩，不但我们要遵守，父母也是如此。

      下面来说说“睡”的规矩。

        晚上睡觉时，也给我你兄弟立了不少规矩。

        父亲要求我们，睡觉时不能说话，这叫“寝不语”。不管兄弟大小，无论是谁，只要回来晚一点，都要说明原因，并受到严厉批评，即使理由再充分，也不容辩解，否则，轻者就要受到呵斥，重者就要受到皮肉之苦。

        父亲有一个习惯，在熄灯前，父亲经常要对我们白天的表现进行梳理，只要从街坊听到我们兄弟无论是谁，不管哪件事做的不周全，就会对我们进行集中教育，辨是非，讲道理，大家都要接受指导，从不含糊。

        下面再说说“穿”。

        在穿戴上，父亲对我们更加严格。

        常言道：穿衣戴帽，各好一道。但在别人家可以，在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过去农村，没有几家人能买得起整套衣服的，都是买布找裁缝做，平均每人一年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即使做新衣服，也得从上往下轮。所以，一件衣服常常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一直往下传，缝缝补补，直到穿烂为止，我就曾经穿过我大哥的一件黑色涤纶内衣。

        不管衣服怎么陈旧，即使洗掉了颜色，也必须“衣冠整洁”，不准流里流气，坦胸漏腹，即使夏天再热，也从不放松要求。

        在劳动方面，父亲也是从严要求。

        父亲要求我们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能耍奸，不管是上山下地，都要按要求去做，而且要干的多、跑的快、做的好。

        在家里，对于自家的园田地，必须做到“精耕细作”，选好种苗，不得含糊。地要翻多深，都有尺码要求，谁也不敢糊弄。种子要选好，土要翻得轩，垄要被得直，苗要插的匀，土要盖得实，旱了要浇水，雨大要排涝，这些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条件。所以，我们家的土豆种子隔一两年，都是大哥与伙伴乘坐火车，从黑龙江铁力县往回背种子，确保种苗不退化，以保证年年高产稳产。

        高粱种子也是父亲优中选优，把穗大、籽粒饱满的高粱选出来，单独管理，用作明年播种使用。如果有新品种，父亲也敢大胆使用，由于肥水不缺，严密监控害虫，所以，每年秋季成熟时，我们家的粮谷和其他农产品都比别人家籽粒饱满，穗大粒匀，产量较高。

        我们家的园田地，就像我们村里的试验田，平均每株土豆能产二三斤，秋白菜平均每棵五六斤，我见到最大的一棵有二十多斤。即使这样，我们家的粮食每年还是不够吃，一到青黄不接时，父亲就会主动向村里粮食富余人家借粮，春借秋还，从不失信。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父亲要求我们坚持“忍为高，和为贵”，“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原则。

        1975年2月4日之前，我们家与上院三姥爷家是七间连体房，中间一间是通往后院的过廊，地震以后，房屋被震倒，各自成为一体，后院人来车往再也不用经过此地。按理说，过廊应以中间线为界，一家一半，由于我们家早于上院重建，房身就往西错了一些，并以过廊西墙为边界，套上两米多高院墙。后来三姥爷家也盖起了新房，过廊没有征得我们家同意后全部霸占，惹得我们家非常不满，多次想要理论理论，但在父亲的劝说和安慰下，我们家终于放弃索取权。

        父亲没有教育我们去怎样惩恶，但经常教育我们去扬善。

        在农村，每年冬季到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挖菜窖，起猪圈粪。这两项劳动，绝对是个重体力活，有的家庭常常由于体弱多病、没有男劳动力，完成这些劳动非常吃力。但父亲对我们生产队每个家庭了如指掌，每到这个季节，只要父亲看到谁家有困难，父亲就会一声令下，每次派出三两个哥哥，为那些困难户排忧解难，解决燃眉之急。

        到秋收时，谁家的粮食在地里没有及时回收，只要用户打个招呼，我们兄弟都会有求必应，及时给予帮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好心得到了好报。从二哥开始，兄弟们的婚姻都非常顺利，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邻居们都会力所能及的给予积极支持。

        地震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的秋天，经过两年的筹备，我们家在原来的废墟上准备重建一座五间瓦房。母亲找人看完日子后，三哥用借来的罗盘，首先把地基的方位确定好，然后用卷尺把基础的宽度和长度测量好，最后用木桩和线绳加以固定，一切准备就绪，时辰一到，我们兄弟五个齐上阵，东西南北各把一方，铁锹挥舞，尘土飞扬，一场重建家园的会战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家建房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左右邻居们的关注，晚饭后，平时要好的哥们和邻居们纷纷拎起铁锹，来到我们家帮助挖地槽，吃饭时把他们都让到我们家，母亲也准备了高粱米干饭，格外炒了几个菜，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共同进餐。经过两天日夜奋战，地槽终于挖完了，挖出的黄土堆成了一座十四五米长，五米多宽，三米多高的小山。

        地槽挖好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往地槽里撼沙。撼沙的好处就是冬冻春化时，房子不容易沉降。

        撼沙更是个体力活，砂石都要从附近的河里用筐和手推车运到房身地里，由于距离较近，没有使用牛车或马车运输，都是采用人挑手推的方式。由于众多友人的鼎力支持，挑灯作业，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完成撼沙任务。

        父母对大家主动来帮忙非常感动，早早地派人到大队商店买了三箱面包，两箱汽水，大家聚在我们家的简易房里，十几个人，人人拿着面包和汽水，边吃边喝，有说有笑，共同庆祝顺利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劳动成果。父母见到这个场面，非常开心，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今年农历八月初三，是父亲逝世二十四周年的忌日，深切缅怀老人家的功绩，倍感伤痛，作为儿子，年幼时只懂得服从，不晓得“严之切，爱之深”的道理，甚至时常觉得比同龄人活的委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走上了父亲的老路，真是匪夷所思。

        如今，纪念父亲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把他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的发扬下去，让老人家的精神世代相传。我们现在可以告慰老人家，您的儿孙现在都过的很好，请您放心，请您在另一个世界好好享福，不用惦记我们！

        您的五儿，继来，叩。

                  二O一八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