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在解释经济增长问题上，现有理论并没有将经济增长问题从动力和潜力上进行区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技术层面在解释经济的增长潜力方面具备较好的解释力，但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或差异性层面却乏力，新制度经济学则反之。所以，一直以来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建立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它是基于交易费用的流变过程，即技术变革不断创造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在通过改革不断转化为收入，这个过程的内涵是交易费用的流变。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同时发现“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融合。

一、序言

离开了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似乎就没有存在的土壤，所以，经济学自从诞生以来，经济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进入20世纪50年代，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不断涌现。

从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前两类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被认为是：如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一个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要素，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的投入。不过，他们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会受到资源禀赋的限制而不能无限制的增长，这也成为这个时代经济学家的难题。这里面最为典型的代表包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史》（2016）中不难知道：休谟关注劳动和土地，他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根源，但他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源自于激励人们更多的进行劳动投入，而这种激励就来自于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工具，即为物理累加的增长；亚当·斯密在休谟基础上增进了资本，在斯密那里资本形成带来了市场进而扩展劳动分工，从而促进财富增长，不过资本形成会受到土地和气候的约束，所以只能通过节俭实现；马尔萨斯增长理论只能算作是斯密的一个变形，只是在斯密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人口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人口增长会约束财富的增长，不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经济持久增长的问题。因此才有了第二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关注要素投入，也关注技术，但更强调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技术可以带来效率的提升。在这方面的研究比丰富，诸如Solow(1957)、Romer(1989)、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1989)、Luis

A. Rivera & Paul M. Romer(1990)、Grossman & Helpman（1993）等等。他们是在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解决的问题正是古典增长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如何突破资源限制实现持续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发现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改善，从而可以突破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当然，他们在对待技术上会存在差异，如Solow把技术进步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Romer等人，则致力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斯密的传统里——强调自由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没有摩擦，所有要素最终都能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会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但是，为什么长期来看，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上会表现出差异？

熊彼特（2009）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事实上不仅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且也可以解释增长的差异性。但更多的时候，熊彼特被局限在技术的狭窄领域，所以，在解释长期增长的差异性上，熊彼特及其信徒均不能做到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根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数也是亚当·斯密的信徒，而没有将熊彼特的创新延伸到社会变革上。

这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三个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Robert G. King & Sergio

Rebelo(1990)指出，不同国家经济上的增长差异是源于不同国家在政策上的差异。那么，为什么政策可以带来这种效果？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里，我们无法得到答案，因为他们忽视了社会成本问题。事实上，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减少交易量，因而会损害资产的经济专门化与资源的利用，所以，通过不同的合约选择，可以从风险分散中获取最大收益。（张五常，2014）在这点上，戴维斯和诺思（2014）也有类似的答案，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可以通过制度变革使得投入品和日用品能够被运用到获取最高报酬的地方，从而增加了总收入。因此，不难理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经济组织处于一种无效率的经营状态，而诺斯和托马斯（2014）研究表明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源自于制度和所有权所变革带来的利益刺激产生的。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诺思，2008，第3页）。

Schultz(1961)的研究则表达了另一个层面，即人口质量的改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来自于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过，当经济增长了之后，人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率上升，原有的制度就会面临压力，这样会带来对新的制度的需求，这种情况制度被认为是一系列服务的供给，如果制度滞后就会带来效率与福利的损失。（舒尔茨，2014）。

这样，制度似乎比技术进步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上效果更好。在制度经济学家眼里，如诺思（2008，第147页），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同样，弗鲁博顿和芮切特（2015，第45页）指出“某些情况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强调的技术和知识没有发生变化，但通过制度政策建立或重新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市场经济降低交易费用，或者减少有关劳动或资本需求的制度上的障碍，会让经济走出停滞。”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即制度是一个适应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量，这就相当于将制度剔除掉了。（舒尔茨，2014）

如果要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注意力不仅必须放在生产技术上，而且也要放在组织技术上。他们一直致力于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一般化的增长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融合合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以及企业经济学等领域的某些内容。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许多混合模型因应而生，但都不具备很好的说服力。

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无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那么，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没能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拓展出一个一般化的增长理论？其一，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处理交易费用上陷入了误区，他们一直致力于将降低交易费用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源，而不是将交易费用看作经济增长的潜力，转化之，如威廉姆森（2003，第9页）、周其仁（2017）。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清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二，没能在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作出区分，甚至只强调制度的作用，反而不太注重技术变革的意义，这事实上也是没能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潜力上进行区分。所以，制度经济学家在构建增长模型时，技术与制度很多时候会表现出内在冲突；这二者其实是有分别的，这样他们就无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增长问题，所以，也就无法理清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

我们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问题，即我们应该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两个方面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例如，我们对中国近40年的高速增长感到好奇，那么我们就要从“为什么中国经济能以这么高的速度增长？”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这两个问题着手，这事实上即是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也是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这才是在关注经济发展问题。所谓经济发展，无非体现在技术的演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成本结构的变迁，其结果就是收入的增长与社会结构的文明化。

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还是站在古典增长理论的要素层面，只是更加关注要素的充分利用，但它仍然受制于要素的边界，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层面则是在拓展要素的边界，刚好能弥补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局限。本文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变革和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要比过往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更加清晰，而且也更加全面。而且，本文发现，“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均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框架予以解释。

二、收入与成本的不平衡等式

亚当·斯密之后，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经济学还是一门关于财富管理的学问。马歇尔（1964）进一步发扬了这一点，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利润极大化”，它通过边际分析解出，由此得出的结果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

对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来说，利润最大化与帕累托有效率无非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内容，因为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需要在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下才能实现，即意味着追求效率就是追逐利润最大化。但是，这种分析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收入与成本之间是严格对称的，而且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也是对偶关系，因为它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里发生。

毋庸置疑，在完全竞争市场里，收入恒等于成本必然成立。奈特（2010，第18页）就指出，任何成本与销售价格（收入）之间的差异，均可以通过完全地竞争趋于均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作为判断是完全竞争还是现实竞争的一个途径。

那么，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这种对称性是否还能存在？从科斯（2014、2015）那里我们不难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存在交易费用，还有制度费用（张五常，2015）。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总成本其实包含三个部分：制度费用、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但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框架下，交易费用和制度费用并没有被考虑，所以，我们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有效率的收入只能等于我们所考虑的生产成本，这是经济学所谓的“均衡”，这种生产成本被严重低估了。那么在这个成本之上再加上交易费用、制度费用，经济体的总成本必然要大于我们的国民收入。

为了更好的解说，本文以张五常在《社会成本的神话》（2000，第214-269页）一文中的例子为例（参见其中的表9.1），为了便于说明，本文只列出其中的6列、8行的数据，具体对每列的说明，可以参见此文。

通常，如果没有考虑交易成本，在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下，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是投入8单位，获得152单位的总收入（边际加总），而社会的总成本可以表示为私人总投入与私人总收益（通常可以被认为是企业支付给股东或企业家的工资，所以，可以看成成本）之和，即152单位，在此种情况下，总收入等于总成本，而且整个经济体实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当我们考虑社会成本的存在时（表格1中合约外效应边际价值就是社会成本），私人同样是根据新古典的方式组织生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并未将16单位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而我们的国民核算体系是根据私人的边际产品价值加总进行统计，同样没有考虑这部分收入。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总收入只有152单位，而社会总成本却是168单位。

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里，总有：

方程（1）就是本文所说的收入与成本的非平衡等式，其中成本包含了未计入生产函数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费用，以及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况，其实表明的是经济发展并不充分，因为还存在社会成本，这被认为是一种浪费，而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得整个社会的整体收入最大化，这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即长期来看整个社会的总收入与总成本相等，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不进行社会变革或者制度变革，私人是没有动力去实现社会最优。

总收入与社会总成本的不平衡，其实也解释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之间的非对偶关系，巴泽尔（2017，第70页）曾指出，当生产函数不能囊括企业的所有支出或覆盖企业的所有组织活动时，它与成本函数就不具有对偶性质。在这种非对偶关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从帕累托有效率实现的条件，即收入与成本在边际上相等，那么也可以得出收入和成本不可能实现在总量上相等。

从另一个方面，即便我们不从经济的角度思考（交易费用的数量上），而从人们在心理上对它们的态度角度思考（交易费用的性质），收入与成本同样是不可能实现对称的。行为经济学已经表明，人们存在损失厌恶（Tversky

& Kahneman,1992），如果将损失看成人们付之东流的费用，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内心里对待收益和成本是非对称的。只要存在损失厌恶，那么人们对成本的敏感性就会高于对收益的敏感性，这样基于利润的考虑与基于成本的考虑就不是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对它们相同程度地影响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行为结果，这其中，非对称价格弹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凯莫勒，2009）。熊彼特（2009，第7页）指出，“社会事实是人们行为的结果，而经济事实则是经济行为的结果”。那对待成本和收益上的不同态度，就会在收入与成本上产生非对称的结果。

本文之所以在此充分强调这种非平衡状态，是因为它所表明的收入与成本所处的不同的非平衡的现实状态正是现实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表现；它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真正的发展即需要包括技术变革，而且还需要通过社会变革使这种技术进步成为社会福利改善的主流，这种变革使得收入向总成本趋近，而这恰恰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如熊彼特（2009，第82页）所说：“经济发展并不是可以从经济的方面来解释的现象，仅仅是经济增长，像由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现的，这并不能被看作是发展过程；而是被它周围世界的变化拖着走；经济发展的原因超出了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之外。”而社会变革正是熊彼特所说的“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之外”的事实，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念是建立在收入与成本的对称上，并走在斯密“自由市场”的道路上，这其中就没有社会变革的必要，所以他们只需强调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而这恰恰表明了，收入与成本的对称状态所代表的经济发展状态，只能作为在一个没有技术变革的社会中经济发展的极限。

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中将交易费用与制度费用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源自张五常（2015，第407-427页），但对于张五常来说，称“制度费用”比称“交易费用”要好，他所指的“制度费用”主要指用来约束竞争所产生的费用。从张五常的用意来看，至少交易费用与制度费用在内容上还是存在区别的，否则“制度费用”之说也就不会存在。本文之所以要做这种区分，是因为它们分别转化为收入的过程会有差异，“交易费用”是通过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即企业家行为而独立出来的费用，事实上，服务业就可以被认为是从过去的交易费用通过企业家行为转化而来，例如，阿里巴巴、饿了么的出现；而制度费用则需要通过社会改革从体制运行的费用中转化。本文所说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所说的“搜寻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以及监管和执行费用”，而制度费用仍然沿用张五常的概念。不过，要严格对交易费用与制度费用几乎不可能，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区分也不是十分必要，正如张五常（2000，第517页）所说：交易费用的不可区分性并不妨碍导出可验证的假说。所以在下文，某些地方为了分析便利还是会统一称为“交易费用”。

三、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动力

自现代经济学创立，一直到科斯（2014、2015）创建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一直被忽视。虽然科斯指出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但“零交易费用”反而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共同前提假设。这种研究习惯，容易把经济学研究带进了一个误区，即交易费用是经济无效率的罪归祸首，即便现在，这种研究习惯也并没有改变。所以，通常我们对待交易费用的态度就是“清除”。例如，当我们需要建立一项制度时，其主旨和效果主要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2003，第9页）；周其仁（2017）在其一篇论文中也同样指出，中国经济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得益于中国不断地通过改革降低体制成本。

但一个问题是：既然交易费用妨碍收入增长，那么为什么交易费用还会存在？在人类的作用下，很多物种都灭绝了，但为什么交易费用不能？而且在有些国家某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交易费用不是下降反而是上升了？Wallis

& North（1986）曾经研究表明，美国在1870-1970这100年间，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翻了一番多，由26.09%升至54.71%。这是为什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在这100年间发展的程度远远小于其他时间？但事实上，这100年恰恰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并成功赶超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事实上，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交易费用的转化，我们看到的交易费用降低是因为它转化为了经济收入。戴维斯和诺思（2014）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可以通过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获取在现有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影响的那部分潜在收入。交易费用的降低只是一种表象，存在交易费用甚至交易费用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是经济无效率，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体现。正如张五常（2000，第217-218页）的质疑：如果在克鲁索经济中很难想象无效率，那么缘何在社会中就很容易想到无效率？

所以，当我们把社会分工深化过程中的服务业收入计算在交易费用中，那么交易费用自然会上升，Wallis

& North的答案正是如此。这其中是交易费用转化为服务业的收入，如果交易费用只是降低，而没有转化为经济利益，那么又何来的经济增长，如果改革只是降低交易费用而不是转化交易费用，那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降低交易费用”，这无非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交易费用与风险在性质上是类似，所以，它们的处理方式也类似，它只能通过转化为经济成本而相对降低，或者通过分工而分散。除非某项活动被禁止，否则不论通过什么手段，交易费用在总量上是不可能会减少的。张五常（2015，第131页）对待交易费用的思想就明智很多，他认为，无需关注交易费用的下降与否，而只关注合约结构的转变。科斯则是在研读了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2010）之后，才提出交易成本的问题。在《企业的性质》（2015）一文中，科斯的核心思想是：因为通过市场交易存在成本，而通过企业家指挥生产可以节约成本，这是企业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科斯的这个表述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认为企业是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出现。但从科斯的思想里，我们并不难理解，企业家是通过企业这种手段实现了将交易费用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收入，这其实并非降低了交易费用，而是转化或者分散了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与风险在处理上有着类似的手段：转化或者分散[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分散是为了更好的转化。事实上，成本与收益总是相对的存在，一种成本可以成为其利益敌对者的收益，只是在交易费用上，我们很少考虑到它可能构成其他人的一种收益，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无法统计。所以，当你降低一个人的交易费用时，很可能是在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非经济的）。从这个角度讲，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对个人，它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在此，同样以张五常（2000，第221页）的案例为例进行说明，为了方便，在此只列出其中的4列、8行数据，如表格2.

当考虑社会成本存在、而不考虑技术变革时，私人同样追求做出按8单位投入的决策，这种情况，经济体系是发展不充分的，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还存在16单位的社会成本，此时社会的总收入仅40单位，远远小于投入4单位时的值（最大化社会总收入的投入量）。

如果通过制度改革激励私人向4单位的投入趋近，[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收入为92单位达到最大化（参见表格1），社会总成本同样为92单位，这是理想的状态，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平衡等式被抚平。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误以为是交易费用或社会成本下降了，实际上只要有新的行为发生，就会有新的交易费用或社会成本产生，它并不是消除了交易费用或社会成本，而是转化了交易费用或社会成本，一部分原先的私人收入和社会成本转化为与之相关的其他私人收入，这个存在的24单位的社会收益，其实是转化给其他人，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社会分工的深化，另外4单位的投入资源其实是留给了产业外的其他产业，这可能会涉及到社会分工的广化，这个通过制度改革激活了企业家行为，如果假定它的边际效应和本列是一样，那么，经济体的收入会变为136单位，整个社会充分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想在保持投入8单位的产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而又使社会总收入保持在168单位，必须要通过技术创新才能解决，一方面要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要有新的产品出现来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成本转化为企业的收入，这也是社会分工深化的范畴。

所以，[if !msEquation][endif]，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对完全竞争市场的追求恰恰说明了这点。那么，当[if !msEquation][endif]，存在交易费用时，这意味着什么？则是一种经济具备增长潜力的表现，也是我们要发展经济的缘由。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高状态，现实中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才出现了[if !msEquation][endif]的状况，所以，这个增长潜力的实质内容，就是它们之间的差距——交易费用。

不难理解，在一个处于完全竞争——即总收入与总成本相等——而又没有创新的经济体，不会再有经济发展，而只有经济停滞。也就是说，增长的可能只存在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交易费用的大小，衡量的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或者交易费用为企业家提供了可寻的租值，当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租值就为零，也就不会存在企业家行为。但经济存在增长潜力并不意味着经济就会出现快速增长，能否快速增长则取决于我们将交易费用转化为经济收入的能力，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

在一个总成本保持不变，即没有技术创新的经济体里，如果收入的增速慢了下来，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它表明交易费用转化为经济成本或收入的路径受到阻碍。而导致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就是体制约束，它约束了企业家的行为，使得现有的技术不能充分发挥它的经济价值，这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唯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一方面它通过改变制度局限，激活企业家的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制度局限会沉淀许多制度费用，通过激活企业家行为可以将这部分制度费用转化收入，所以经济会出现增长；另一方面，改革可能会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这是通过转化交易费用而来的，这也需要通过企业家行为。任何创新，如若能实现发展的结果，都需要通过企业家来完成，这是熊彼特（2009）经济发展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

但是，改革并不意味着是向着交易费用下降的方向走，而只是社会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交易费用的下降与上升是相对而存在的，一个相对下降了，另一个就相对上升了。同时，改革也不会关心企业的经济成本是高还是低，这由市场决定，改革所关心的是交易费用转化为企业经济收入的路径是否顺畅。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塑造没有交易费用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与改革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但是，恰恰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构成了利润的来源（奈特，2010），这事实上技术进步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力，反而改革并不能扩大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力，也就是它不能推动总成本的扩张，这是发展生产力的范畴，也属于技术变革的范畴。改革只能在现有的经济潜力上，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

邓小平在南巡中的一段讲话，就充分体现了他对改革的深刻洞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当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它可能会间接促进技术进步，但这种促进作用充满不确定性，正如熊彼特（2009，第22页）所言：技术的思想被修正，并不考虑经济条件。

所以，经济增长真正的动力，实际上，源自于将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转化为经济收入的能力，也就是改革。改革就是通过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约束来扩大利益空间，从而激发企业家行为，即解放生产力。为什么有些国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即技术优势，但其经济增速就是起不来？

如果没有技术方面的进步，经济出现增长，无非是使总收入接近总成本，趋向完全竞争市场的格局，这是改革的作用。但是，收入向总成本趋近只是衡量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未来经济增长还可持续多久，则构成了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的解释我们需要依赖于总成本的扩大，这个跟技术变革有关。

四、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的潜力

前文指出改革不能扩大经济增长的潜力，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扩大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是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Solow(1957)、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1989)、Grossman & Helpman（1993）均已给出，他们指出以消耗资源的增长会面临局限，即资本的投入并不会带来长久的增长，技术进步才是克服增长局限的最好方式，它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

所以，正如诺思（2008，第184页）所说：“技术决定了可实现的经济成长的上限。”我们能够普遍感觉到的是当总收入无限接近总成本时，即越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时，我们越是感觉到经济增长的空间受限，似乎唯有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这一条路可走。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现实，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依赖于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答案其实很明显，因为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加接近发展边界，对于它们来说，相比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要更充分，所留下的交易费用转化的空间相对要少的多。当经济达到稳态，在新古典理论里，即已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增长基本停滞。所以，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打开增长的空间。这就说明技术创新能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潜力，这个观点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致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表示，除非有外生的技术变迁，否则经济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增长将等于零。（林毅夫、张鹏飞，2005）当然，这种技术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就是外生的，更多的可能是熊彼特（2009）意义上的内生的创新。

之所以技术变革能带来增长的潜力，是因为它不仅可能创造出新的需求，而且也可能会创造新的交易行为及深化或广化了分工，这就带来了新的交易费用。弗鲁博顿和芮切特（2015，第33页）指出，有些交易费用是可变的，这种“可变”的交易费用取决于交易的数目或规模。熊彼特（2009，第85页）提出的五种创新类型，[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无一不会带来交易规模的扩张，即便经济增长尚未出现，因为它们通常是对现有经济领域或均衡的突破，会由新的企业或行为去执行，并不是现有的经济领域内部循环流转似的重新组合，他指出经济领域内部所发生的循环流转似的重新组合是一种变化，也可能会带来增长，但它没有突破、就没有新现象，不能被认为是发展。

此外，由于社会变革对技术变革的滞后性是普遍存在的，技术变革还会带来制度费用。技术变革事实上带来的就是成本的扩张，这其实意味着是经济增长潜力的扩大，因为存在更多的交易费用可被转化为经济收入。例如，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获取信息便利的同时，相应的也带来了更多无效信息，从而产生了新的交易费用，如果出现一种新的处理信息的技术或服务，就可以将这部分交易费用转化为技术或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收入，这事实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为什么完全竞争市场那么难以实现？如果创新是内生的，那么经济体系就会不断地有创新出现，也就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执行者带来新的交易，新的交易费用就会产生，也就无所谓“完全竞争”了。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任何技术进步或创新，带来的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是否能够转化为收入是不确定的，这其中有制度的障碍、观念的障碍等，所以需要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技术进步或创新不论能否成为社会主流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增长，包括了要素投入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供给函数与社会成本函数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关系，甚至可能是对偶关系。

周其仁（2017）说，我们的体制成本在出现下降后，现在又拐头上升。这并不意味着是坏事，反而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中国当前正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有可能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这些增加的成本，恰恰是为未来经济改革创造了空间，通过改革，我们是可能将这部分成本转化为经济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提倡“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源自于熊彼特（2009）。但是，创新并不仅仅只是指技术上的，还包括制度或模式上的创新，即创新有两方面内容：技术与制度。制度上的创新，我们容易误解为是改革，其实改革只是落实这项创新的一种手段，或许它可以影响创新行为的发生，但却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需要区分改革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在Romer(1989)等内生增长经济学家眼里，创新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知识及资本的积累。这些并非改革能直接带来的。

五、经济发展的一般化理论模型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应该知道，对待经济增长问题，应该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潜力两个角度进行，这样我们就是以发展的视角来对待经济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经济增长的潜力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将增长的速度和持久性同时进行考虑时，我们才是在考虑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的过程，实则是通过技术变革不断提高总成本，再不断通过将总成本中的交易费用转化为收入的过程，这个过程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会跟随向上变化，这才意味着是发展，它不仅揭示了技术变革，也揭示了社会结构的文明演进，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经济过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般化模型，它能更好的解释社会变革与技术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构建这个理论，需要从经济发展函数开始：

本文用D代表经济发展指数，经济发展水平由收入对总成本的比来衡量，前文已经表述过这个观点——经济发展的状态就是收入对总成本的相对状态。不难理解，公式（2）的值肯定是不小于0的，但也不会大于1。从公式（2）我们很容易得知，经济发展其实由两个因素同时决定：收入与总成本。收入作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在此我们并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总成本也需要作为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因素？前文已经表述，在最理想的发展状态下，收入在量上是等于成本，之所以做出这种替代，是因为成本更好地代表技术方面的内容，技术供给函数与总成本函数之间其实存在对偶关系，总成本的增加可以揭示技术的变革。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当仅仅存在技术创新，而又没有收入增长时，我们是否认为经济发展了？从公式（2）中，我们不难知道，经济发展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是下降的。如果技术创新不能转化为收入，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没有发展，甚至还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这就依赖于社会变革需要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才能让经济得以发展。

所以，公式（2）才是真正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它不仅衡量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衡量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收入和总成本这两个因素所衡量的就是社会变革与技术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经济体里，总成本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它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它的变化要么出现在总量增加上——这是由交易费用上升所带来的，要么出现在内在的成本结构发生改变——交易费用转化为经济成本（指被生产函数所考虑的成本）上。也就是说公式（2）的值不会出现只因为总成本下降而提高的状况。如果总成本下降的情况出现，即意味着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突变式的改变，某些要素失去了价值，但这种情况，国民收入的下降速度会快于成本的下降速度。

为了更清楚的解释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用图表展示出来，如图表1。在图中，“收入=成本”线代表了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极限；D1、D2和D3曲线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曲线，它事实上由制度与技术环境决定，只能处于“收入=成本”曲线之下，这点，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解释；T1和T2即是代表了不同的技术环境或技术供给曲线，也代表了经济中不同的成本状态，这是基于技术供给函数与成本函数之间的对偶关系，我们假定技术供给是短期的，即一条垂直横轴的直线。

同时，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曲线是凸的，即意味着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现有技术地不断运用或发挥，制度的作用在下降，即制度的边际效益递减，所以才需要改革。如果我们不考虑技术进步或总成本的变化，经济发展曲线D的形状其实就由收入曲线Y或生产函数的形状所决定，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我们通常假定生产函数就是“凸”的。

在图表1中，经济发展曲线以下及技术供给曲线以左的部分就是经济总体收入，我们通常说的GDP或GNP，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推导出这一结论，即通过利用经济发展函数对OET1求面积，假定在技术供给曲线为T1时，总成本为C1，国民收入为Y1，所以有：

公式（3）中的结果恰好等于Y1即此时的GDP或GNP。在技术供给曲线以左、发展曲线以上及“收入=成本”曲线以下的部分，则衡量了我们改革的空间；不规则△OET1与△OAT1之比，则衡量了经济发展水平。

当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上升，那么只有通过改革来推动发展曲线D1向上移动到D2，这种情况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这个过程事实上是交易费用转化为经济成本的过程，也即是交易费用转化为收益的过程，即“改革红利”。从这里看，改革是通过改变现有的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家行为来推动经济增长，即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问题。

为什么改革可以通过影响制度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带来交易费用的转化？其一，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成本结构，任何一种合约或权利的重新安排，总会伴随一种新的成本或费用结构与之相适应，当制度不适应技术变革时，这种成本结构就成为制约企业家行为的关键因素，改革通过企业家行为将制度费用转化为经济收入；其二，制度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关键的原因就在制度的成本安排带来的效应，虽然它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直接的经济成本，前文讲过，人们对成本的敏感性要大于收入。在这点上，阿曼·阿尔钦（2014）其实已经揭示，他认为私有产权的强度由实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衡量，而非收入；其三，改革通过激活企业家行为促进分工的广化和深化，将交易费用转化为经济收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熊彼特（2009）指出，企业家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不过，这种转化不会改变成本的总量，它只是交易费用转化为可量度的经济成本或投入成本或生产成本（经济中的成本结构发生了改变），再通过资产负债表的处理方式，对应到相应的收入上。社会中其实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事实是基于情感关系而进行，它不存在于市场，然而，它的发生却被归为交易费用，它并没有计入社会整体生产函数。当我们提供某种服务或新的产品对其进行替代时，交易费用就通过分工转化为经济成本；而提供服务或产品的企业，则增加了相应的收入，这只是一种转化，这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成本总量，而只是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生产成本或投入成本增加，同时收入相应的增加了。

交易费用为改革提供了红利，它就是“改革红利”的实质内容。“改革红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制度的供给总是滞后于技术的需要，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早已给出答案：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另外，新的技术总会带来新的交易，也会产生新的交易费用。

从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本文已经多次强调，改革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即持久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改革不能带来持久的增长？我们可以从图表1中可以看出，改革受到了“收入=成本”的边界约束，越接近这一边界，我们越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改革的作用就会越受到限制。

那么，要扩大一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只能通过向右推移技术供给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制度环境可能并不能快速的适应技术变革。当技术供给曲线从T1向右移动到T2时，由于制度变革滞后，交易费用向收入转化的路径容易受阻，经济发展曲线可能会出现向下拐的状况，如图表1中的曲线D3。熊彼特（2009，第22页）就说过：低劣的经济条件只能容纳低劣的技术存在。所以，当技术变革后，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能使更高级的技术存在及发挥其价值，即需通过改革把经济发展水平提上去。

六、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理论的统一

“后发优势理论”与“后发劣势理论”为指导欠发达国家如何突破增长瓶颈提供了具有丰富现实意义的理论基础，只不过它们各有侧重，但却是一脉相承的。

“后发优势理论”所解决的是潜力问题，它最早源自于商业领域。在商业领域里，通常我们认为最先进入市场的企业会在创新和产品表现上最有可能成为市场领导者，后进者（late mover）基本上没有机会来赶超先进者(first mover)。但是，Shankar, Caipenter & Krishnamurthi(1998)通过对几十家企业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反常现象，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企业竞争中，后动者往往可以通过辨识自己的优势、找到被忽视的产品定位，并且在价格、营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先进者进入自己的游戏规则，就可以在市场潜力和复购率上建立起相对先进者的优势。这是比较早对“后发优势”进行研究的论文。

一般而言，如果商业领域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那么从国家层面应该也可以存在类似的可能——后发国家通过某种战略手段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事实上，中国和日本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实例子。

不过，一直以来，指导国家之间竞争的，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以改善双方福利为目标，并不能为实现赶超提供具体指导。

所幸，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技术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Romer(1986)、Luis A. Rivera & Paul M.

Romer(1990)等人的研究均揭示了这点。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在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发展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其一个核心观点是：欠发达国家可以根据本国要素禀赋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只要能进行自我升级，就可以带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实上就是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并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办企业等方式获得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我国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我国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这样做不仅快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也节约了发展的成本。（欧阳峣和汤凌霄，2017）“后发优势理论”在对中国的增长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林毅夫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与2000年杨小凯的一次演讲有关，在这次演讲中，杨小凯首次在中国引入了“后发劣势”的概念，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却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虽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2004）

从杨小凯的观点中不难发现，“后发劣势理论”侧重于揭示欠发达国家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

而在杨小凯之前，就有很多研究表明，欠发达国家在引进国外技术发展本国经济时，会遇到很多不顺畅的情况，例如，Susanto Basu & David N. Weil(1996)的研究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跟他们的投入品存在独特的关联性，即便在知识无障碍流动及技术没有使用成本，技术分散效应也是比较慢的进行，因为欠发达国家的投入品相对发达国家要低端很多，所以，技术上具有不适应性；而Daron Acemoglu & Fabrizio Zilibotti(1999)研究同样表明，欠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会容易在劳动力间形成错配，因为发达国家存在大量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所以这些技术主要服务于他们，而欠发达国家的现状是缺乏技术的工人占主体，如果贸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可能会导致欠发达国家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这些研究均表明了“后发劣势”存在的可能性。

从表面来看，这两个理论似乎存在冲突，杨小凯的演讲引发了其与林毅夫的争论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现，然则它们其实在逻辑上是不冲突的。“后发优势理论”与“后发劣势理论”其实已经为发展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但是，目前，人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清楚的梳理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以及各自的关注点，所以，才引发了大家的争论。即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后发劣势”阶段？经济由“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的转变标志是什么？当然，最关键的问题是现有理论尚未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上进行区分并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如果将其放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潜力这个框架来分析，它们之间是可以建立起内在联系的。

基于前文的理论，我们并不难将其置入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如图表2，假定存在两个国家，一个技术输出国（D*）和一个技术引进国（D），它们的发展曲线分别为D*和D。因为D*国是技术输出国，所以，在图中它的经济发展曲线D*要早于D国，而且前者中间有一段比后者要平缓。

假如D国为了发展国内经济，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向D*国引进技术或进行技术模仿。在一开始，由于技术是根据国内的现实需求引进，所以，比较适应国内的制度环境，制度在推动技术的广泛运用上发挥了比发达国家更大的作用，所以，技术的边际效应一开始就表现出高于发达国家的状况，例如中国。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A点，从O点到A点，这事实上就是D国处于“后发优势”的阶段。“后发优势”最核心的判断标准是通过技术引进带来了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效应，从图2中不难看出，这个阶段D国的发展速度确实快于D*国，发展曲线的斜率明显要高。

但当技术引进至A点时，国内技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变迁会产生对改变成本结构（制度是一种成本结构）的需求，因为原有的成本结构是适应旧技术的运用与发挥的。由于制度变革的滞后，技术的边际效应于是由开始大于发达国家下降到等于发达国家，D国经济增长开始乏力，这个时候，“后发劣势”就开始出现，即制度约束了技术的边际效应，其已经小于发达国家，图中A点是由“后发优势阶段”向“后发劣势阶段”转变的标志。熊彼特（2009，第20页）指出，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经济体制）发生冲突时，技术必须屈服。所以，才会有“后发劣势”的出现。

因此，一个后发国家是处于“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阶段，最关键的判断标准就是制度带给技术运用的边际效应是高于技术输出国家还是低于技术输出国。要改变“后发劣势”处境，技术引进国需要进行改革，以使经济发展曲线向上扭转，或者，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自主创新。

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此轮持久而又高速的增长？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引进或模仿，扩大了经济发展的潜能，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在很多方面技术领域已经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即我们越来越接近技术供给曲线，通过技术引进或模仿已经不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所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扩大发展潜力；另一方面，过去大量的技术引进，也导致了体制变革跟不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发展曲线还很低，离“收入=成本”曲线还有段距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仍然还有增长潜能。

七、结论

本文认为，对待经济增长问题，应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这样经济增长问题就包括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第二个是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潜力上颇有建树，但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上无能为力；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潜力上远远不足新古典经济学，但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上，明显要优于新古典经济学。所以，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在解释经济发展问题上有着比较全面的表现。

所以，本文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构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逻辑简单，却包含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核心：技术与制度。所以，它能很好的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各方的优势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

本文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符合现实的假设基础上：因为存在交易费用，在经济体系中，收入总是小于成本，所以才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从本文不难知道，经济发展应该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

一个是社会变革，或者说改革。改革是通过激活企业家让其利用现有的技术充分实施经济活动，将现实中的交易费用转化为经济收入，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改革只是使技术的经济效应最大化，它不能创造或扩大经济增长的潜力。

另一个是技术变革。技术变革会带来交易费用的上升，由此，经济增长的潜力则上升，这即是为改革释放了空间。但是，技术变革能否马上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不确定的，因为可能存在制度约束。

但是，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所暴露出的弱点，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清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不清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所以，他们也就不能区分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与潜力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潜力是有本质区别的，动力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或差异，潜力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只有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称为经济发展理论。

所谓经济发展，实则是通过技术变革不断提高总成本，再不断通过将总成本中的交易费用转化为收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内涵是交易费用的流变，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会跟随向上变化，这才意味着是发展；它不仅揭示了技术变革，也揭示了社会结构的文明演进，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经济过程。通过本文，我们需要对交易费用有过重新的认识，它与风险有着类似的性质，即处理它的方式并非削减，而是转化，交易费用流变过程正是经济发展过程，否则，也就无所谓经济发展。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上，本文发现，“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可以完美的融合，即表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而并非彼此冲突的。从本质上说，“后发优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即技术层面，而“后发劣势理论”侧重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即制度层面。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企业内部的分权体制改革，例如，1920年代，斯隆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分权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内部交易费用分散的例子；而企业的分拆与剥离导致产业内的分化同样是交易费用分散化的例子。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具体情况，可参见张五常的论文《社会成本的神话》一文的解说。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邓小平，201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参见http://gd.people.com.cn/n/2014/0811/c123932-21952148.html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熊彼特的五种创新类型分别指引进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打开一个新的市场、掌控一种新原材料的来源、执行一种新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