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体诗垂死病”批评之再批评（之二）

2 算旧账不是一种美德

       既然喜欢算旧账的唐先生祭起五四大将胡适先生的手来为旧诗砸下棺木上的钉子，那么旧账就先从“五四”算起吧。

       严格地说，政治账可以从五四算起，文化账却要从以“白话文运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算起，旧诗从此被新诗打得一败涂地，这一点，毋庸讳言，也毋庸置疑。

       但允许我把账算的更细一些。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今天我们看人民日报和听郭德纲耍贫的差别还是蛮大的（顺便问一句，几十年没有看，人民日报风姿依旧否？）。但这种差别比起唐宋以来中国人精神分裂般地周旋于文言文和白话之间的甘苦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居于庙堂之上的文言文和基于文言文的近体诗不仅垄断文人士大夫出人头地的前途，如求科举的八股、求富贵的馆阁体和行卷，想必也是他们用以表达内心的主要艺术形式。

       但即便如此，居家过日子必备的口语文化还是顽强地蔓延，不断生长出自己的新芽，甚至出其不意的浸润到庙堂文化的酮体之上，成为其一部分，甚至重要乃至主要的一部分。这是口语文化的魅力，恰恰也是书面文化永远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客观保障。文字和文学从没有死活之分，除了死于谋杀的那种。

       例子不必多举，譬如宋词，本也是茶前饭后的“诗余”，经过花间的婉约滋润和晚宋王国之痛的刺激，终成成果，成为文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文化技能。元曲亦如此，不过拜蒙古人的粗鲁而没有宋词那么顺利。明清的小说更是从当初的下里巴人，成为今天文学主力的渊源。这种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正统文化的进化是一直发生着的，也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这种渊源变化一直都是温润如玉地进行着，新的文化要素总是低眉顺目地走进文化的殿堂，默默而坚定的找到自己的座位，而不是明火执仗地要把老物件置之死地。

       新旧的更替本不需要那般恶声恶语，新有新的活力，旧有旧的沉淀，新的终究也会旧，旧的未必更容易死。

       然而发生于民国初年的这场文化运动改变了游戏规则。

       口语与书面语统一和白话文入诗在晚清本已经是个时髦的话题，姑不论天国的异议人士洪仁玕先生另立中央地颁布所谓《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不须古典之言”。作为体制内改良的黄遵宪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也早早提出俗话入诗，即所谓 “我手写我口”。大才子梁启超最先向盛名一时的桐城派开战，创制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所谓“新文体”，已初具白话文模样。

       当是时，白话文正逐渐走上台面，各类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也算蔚为大观。但尽管如此，还没有人能够从根本上以白话文彻底和不可逆转地代替文言文，即便1905年科举被废除后依然如此。

       甚至在孙大总统和袁大总统联手以里应外合方式让统治中国二百年的满清皇帝下岗之后，由于袁总的满怀歉意，清帝依然安坐紫禁城，遗老遗少们晨昏定省，仿佛一切照旧。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终于让中国知识分子忍无可忍，搞起了新文化运动，以对封建文化的整体清算为目的，不仅打翻孔家店，打倒文言文，连带旧体诗也受了池鱼之殃。

       政体的改朝换代固然是文化变革的前提，但文化变革是对改朝换代的背书，没有这种背书，改朝换代就不是那么牢靠，洪宪之羞便是前车之鉴。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政治运动，是一次文化战争。这可以从它直接导致五四运动可见一斑，也可以从它的两个作为政治家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遭际可见一斑，还可以从它对一切旧文化不留余手地斩草除根可见一斑。

       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整肃是对的，白话文因此正式和法定地替代文言文的变革也是对的，白话诗崛起也是对的。

       唯一有所遗憾的是，旧体诗遭到的过于沉重的打击不是由于文化迁移所致，而是由于政治变革的需要，或者他们以为需要。

       其实，既然白话文成为口语和书面语的法定形式，白话诗的崛起是早晚的事情，只是由于为了配合大局，这个事情的进度太快，也太粗暴。以致于一时之间，旧体诗被人回避，被彻底逐出文学艺术的殿堂。很长一段时间，文人墨客不敢用旧体诗方式进行创作，甚至在国学复兴的今天，旧体诗的“入史”居然还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唐诗宋词的中国，以旧诗形式进行的创作居然不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创作，不能在文学史上得到描述。

       算账至此，不禁潸然。

诗人

一群聪明的人凑在一起

相互恭维和鄙视

都想击中别人的心灵

而自己可以永远逃逸

一群孤独的人凑在一起

谈论阳光、空气和水

以及遥远的城市和无名的小村

并论证他们的孤独是合法的

一群写诗的人凑在一起

按照格律和平仄安排生命

当我被一句别人的诗感动

我才承认自己也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