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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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索引收录：《中国哲学》2013年；原发期刊：《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九期。）

摘 要：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爱人”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儒家；墨家；差等；平等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胡适说：“孔门说仁虽是爱人，却和后来墨家说的‘兼爱’不相同。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孔门的爱，是‘有差等’的爱。故说：‘亲亲之杀’。”“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字，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推字，故同说爱人，而性质截然不同。”[1]98冯友兰说：“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2]82儒家之仁爱主张爱人应重视血缘亲情和宗法等级，体现爱人的次第厚薄差别，符合并维护礼的基本精神——别亲疏、明贵贱；而墨家之兼爱则极力反对儒家以血缘亲情关系为仁爱基础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3]287的差爱、别爱，认为这样的爱必将引起“天下之大害”[3]114，必须“兼以易别” [3]115。儒家仁爱之差等与墨家兼爱之平等主要体现在爱人的次第、厚薄上的不同。

一、由亲及疏与先人后己——爱人的次第不同

（一）由亲及疏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4“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儒家仁爱重视亲情孝道，主张爱人应以家庭为本位，以亲亲、孝悌为始点向外推扩、延伸至泛爱众，有先后次序地实现爱之普遍性道德理想。在儒家看来，“孝”、“悌”与“泛爱众”本质上虽都是“爱人”，但由于人首先是一种有私心的情感动物，爱人应该、也必然遵循由亲及疏、推己及人的路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16、“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5]322、“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5]324。爱的对象是普遍的大众，但以亲、贤为优先，他将这种从血缘亲情出发，由亲及疏，由近及远，逐步推扩的爱概括为“亲亲”、“仁民”和“爱物”三个次第。他说：“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5]322“这告诉人们，爱是一个链子，起码有三个环节：亲、民、物。在具体的境遇关系里，首先是爱亲，其次是爱民，最后才是爱物，这是一个从亲到疏、从近到远的价值推进取向，与‘泛爱众，而亲仁’所揭示的价值取向相一致。”[6]24儒家的仁爱总是从人天生的血缘亲情出发，以“孝悌”为始点，由亲及疏，推己及人、及物，体现出爱的次第差别。因此，儒家“仁爱”之爱本质上是一种对亲人的爱，是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有差别的、先满足个人的私心，它是一种有亲疏之别的爱。[7]

（二）先人后己

与儒家特别看重人的血缘亲情以及由此导致的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爱人次第迥然不同，墨家淡化人的血缘亲情，反对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地爱人，主张先人后己、投桃报李地爱人。尽管墨家也“以孝视天下”，（《汉书·艺文志》）主张孝、爱父母，但墨家之孝、爱父母以“利亲”和“交孝子”为要义，强调以“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3]125的先人后己、投桃报李的方式来间接地尽孝道、爱利父母，从兼爱利他再到孝利吾亲，不是从人天生的血缘亲情出发，自然而然、由亲及疏地孝敬至亲，而是出于世俗功利的考量先去爱利他亲以获得他人爱利吾亲的功利回报，这与孔子“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色难”[4]14-15更强调敬亲、悦亲大相径庭。因此，墨家“利亲”、“交孝子”式的孝道、爱亲具有明显的平等、互惠意识和功利色彩，改变了儒家孝道、仁爱由血缘亲疏所决定的爱人次第，取消了己亲在孝道中的优先地位。墨家先人后己的爱人次第似乎比儒家由亲及疏的爱人次第更无私，却与人之常情相违背，也更具功利色彩，不合国人耻于公开言利的道德心理。此外，这种先人后己式的兼爱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大众普遍地以长远的眼光，经过理性的功利考量之后的投桃报李和知恩图报，但这一条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从利己出发却采取利他的先人后己式的兼爱主张由于没有现实的力量支撑，只能假借非现实的、虚无缥缈的赏罚权威——天、鬼，最终只会事与愿违，只有极少数人在威逼利诱下先人后己地爱人，极多数人却毫无畏惧、只有利诱地仅爱自己，极少数人先人后己的兼爱利他德行只能是“曲高”而“和寡”，没有普遍性，流于空想性，造成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悖论——“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8]209。这正是墨家兼爱学说不能持久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与“厚不外己，爱无厚薄”——爱的程度不同

（一）“亲亲之杀，尊贤之等”

儒家以“孝悌”为始点和优先的“仁爱”还有爱的厚薄程度差别，爱亲胜爱疏，爱己胜爱人，厚此薄彼。尽管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6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21，这种推己及人式的仁之方似乎在爱人的程度上不分厚薄、一视同仁，但《中庸》载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9]40，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5]179。孔孟事实上都视事亲最重，在孟子心目中，“亲亲”不仅在爱的次序上先于“仁民”和“爱物”，在爱的程度上也更厚重。并且，当爱亲与爱众出现冲突时，孔孟都不顾事实、不论是非地选择爱亲而舍弃爱众。《论语·子路》载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4]137，对于桃应所假设的“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道德选择之两难，孟子给出了“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履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5]317的选项，在孔孟的人际价值坐标中，爱亲、事亲显然具有最高价值。孔子提出的“亲亲为大”、“父子相隐”的伦理原则，孟子“事亲为大”的伦理主张和“舜窃负而逃”的道德行为选择，都是为了维护血缘亲情关系，特别是父子亲情关系。在孔孟看来，血缘亲情关系，特别是父子亲情关系是所有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对亲人的爱理应厚于他人，一旦这种血亲之爱的首要性、绝对性遭到质疑，“仁爱”便失去了自然的情感基础，成为没有情感基础支撑的空中楼阁。

儒家的“仁爱”还要求依照礼的精神——明贵贱、别亲疏，有厚薄地爱人，以维护宗法礼制秩序。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4]121，依礼行仁以别亲疏贵贱，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4]126的差序和谐。并且，儒家认为亲人活着时应依礼爱之，亲人去世后也应通过丧葬之礼延续这种爱，对亲疏、尊卑关系不同的逝者服差等的丧葬之礼，表达程度不同的内心哀丧，做到尊卑有等、亲疏有别。“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4]13孔子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应该延续到他们去世以后，在情感上发自肺腑，在程度上重于他人，对亲、贤应厚葬久丧。

    （二）“厚不外己，爱无厚薄”

墨子虽也重孝，不反对天生的亲亲之爱，也认可现实的社会等级差异，但墨子极力反对儒家的仁爱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反对儒家仁爱的宗法等级差异性。《墨子》曰：“举义不辟贫贱”、“不辟疏”、“不避远”、[3]44“不党父兄，不偏富贵”[3]49、“爱人若爱其身”[3]100、“厚不外己，爱无厚薄”[3]407。在墨子看来，爱人应一视同仁、无有偏私，对他人、他亲、尊者的爱与对己、己亲、卑者的爱应无厚薄之分，普遍地、相互地、平等地爱、利天下之人。在爱他、利他与爱己、利己出现冲突的时候，应遵循道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尊重事实，区分是非善恶，平等公正地加以取舍。墨家锯子腹〈黄享〉之子杀人被父亲大义灭亲（参见《吕氏春秋·去私》）的案例就是墨家兼爱之超越尊卑贵贱，不分亲疏厚薄的真实写照，这与孔子“父子互隐”的伦理主张和孟子“舜窃负而逃”的道德选择大相径庭。与儒家仁爱以家庭为本位，特重自然血缘亲情不同，墨家的兼爱以社会为本位，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性、民主性，消解了人的血缘亲情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宗法等级。墨家超越尊卑贵贱，不分亲疏厚薄的兼爱主张是对宗法等级制的否定，对父权、君权至上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孟子攻击、谩骂墨家“无父”、“禽兽”[5]155，荀子批评其“僈差等”[10]61。正是鉴于墨家兼爱观包含的这种平等、民主意蕴对君主专制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汉代以后的统治集团在确定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时，从没想到要选择墨家，而总是慧眼独具地青睐儒家。[11]与儒家对亲者、尊者厚葬久丧不同，墨家在“兼爱”、“交利”原则指导下，不分亲疏尊卑一视同仁地薄葬短丧，具有明显的平等、功利意识。

三、结语

儒家的“仁爱”以人天生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始点，自然而然，由亲及疏，这种普遍而有差等的“仁爱”顺遂人情、心理，又符合宗法礼制，切合宗法制社会的实际，有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认可和遵奉。而墨子的“兼爱”是普遍平等的爱，没有人我之分，爱人如己，爱己如人。[12]这种淡化血缘亲情、消解宗法等级、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色彩的兼爱主张，不近人之常情，脱离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因而不受大众欢迎，也遭到提倡“爱有差等”的儒家的贬斥，也被奉行“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的统治者否定，这种平等之爱最终只能流于空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儒家讲‘爱有差等’，爱有先后、轻重、厚薄之分，必然导致等级论，更好地为传统宗法社会服务。墨子则讲‘爱无差等’，爱无先后、轻重、厚薄的区别，爱对任何人都是一致的、平等的，这必然导致平等论。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特别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社会规范中，‘爱无差等’必然不合于时，不为治国者所重，这就是墨学式微而儒学大兴、定于一尊的根本原因。”[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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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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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许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 参见张斌峰.墨子“兼爱”学说的新透视[J].中国哲学史,1998,(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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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0]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刘清平.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59-65.

[12]梁继峰.儒家与墨家“仁”之比较[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1)：1-3.

[13] 滕新才,曾超,曾毅.仁[M]//傅永聚主编.中华伦理范畴丛书:第1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