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SARS-Cov-2席卷全球，“隔离”、“防护”、“核酸检测”这些看似专业的词汇天天充斥在新闻里。虽然国内已经稳健复工一个多月，武汉也将全面解禁，但我们难以忘记，在疫情爆发之初的恐慌与不安，担心、质疑我们天天穿着的衣物是否会将病毒带回家。

       网络上频繁出现各种民间防护的“沙雕神招”，中国有“小恐龙”，英国有“吉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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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只是因为发达的现代科学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类已经具备每日清洁、及时更换衣物的条件，这让病菌的生存和传播条件变得苛刻。

      但在工业社会前，一张带有病菌的毛毯甚至可以匹敌一整支日不落帝国军队的攻击力。

1、罪恶昭彰的“天花毛毯”    

       天花病毒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少名人都遭受过天花的烦恼。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西班牙国王路易斯一世都曾死于天花，直到18世纪末英国的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从挤奶女工那里发现了“抗体”的存在，从而研究出牛痘疫苗，天花病毒才渐渐从人类社会消失。

詹纳医生为儿童接种疫苗( 图源网络)

       在天花疫苗诞生之前，当时的人们不会去区分“病毒”与“细菌”，也不熟悉“抗体”与“疫苗”，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人们：带菌的纺织物可以消灭敌人。

        1763年，北美军队总司令杰弗瑞·阿姆赫斯特（Jeffrey Amherst）与驻守Fort Pitt的亨利·班奎特（Henry Bouquet）为了消灭他们眼中“低等”的印第安原住民，在一场外交会中将两件代表“友谊”的毛毯送给了当地首领。

       可惜印第安人并不知道，这两件毛毯取自英国的天花医院，织物上沾染着致命的天花病毒。而此时的欧洲人已经饱受天花的困扰，大多数已经对这种病毒产生了一定的免疫能力，所以传递毛毯并不会对英国士兵带来太大的困扰（这也可以理解为现在英国首相说的“群体免疫功能”）。

      但对于美洲大陆的印第安原住民而言，接触一种全新的传染病病毒无疑是致命的。毫不知情的首领将这份礼物带回了部落，或许将其展示给部落的民众，或许还将其盖在身上御寒，殊不知，来自另一片大陆的病毒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身体与他的族民。

      虽然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不全是“天花毛毯”的错，历史研究表明，在“天花毛毯”之前，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病毒就已经通过频繁的贸易活动在美洲当地蔓延。但这份被恶意包装成“和平礼物”的毛毯，也无疑成为了潜在的杀人武器，温暖的毛毯成为了政客手中的利刃，点燃了一个民族灭绝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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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越阶级的斑疹伤寒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染病的爆发，都是在用生命堆砌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即便在医学发达的今日，当人类突然面对爆发的疫病时，也依然会变得手足无措。像“天花毛毯”这种“生化武器”在历史上不多见，大多数的传染病都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中悄无声息地爆发，且不管患者是贫穷、或是富贵，在这个过程中，纺织品就是打破社会阶级的最佳媒介。

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图源网络）

      学过高中历史的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心在英国的纺织业，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跟价优物美的化学染料充斥着服装市场，伦敦摄政街上的高级服装店鳞次栉比，有钱有闲的维多利亚贵族们在穿着打扮上花尽心思。这些精美的纺织品为消费者带来快乐、给从业者带来财富，但在一片繁荣的阴影下，也暗藏着健康隐患。

       资本逐利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在工业化初期，没有人会去关心工人的生存情况与卫生安全问题。尽管那些为贵族服务的裁缝店都装修得富丽堂皇，但为其工作的女工、绣娘却可能生活在没有干净水源、没有敞亮采光、没有排水系统的贫民窟里。然而，纺织品是生活中人们接触最密切的产品，小到内衣内裤、手帕，大到床单、被罩、窗帘，只要生活，就不可能不接触纺织品。所以，来自贫民窟的病菌就这样通过服装的生产链，跨越层层阻碍进入了上流社会。    

       当时的英国有位享誉世界的著名首相，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他为其女儿订做了一套当下最流行的骑马装。这件昂贵、时新的骑马装就像一个审判者，将劳苦女工家里一种以鼠类为源、恙螨幼虫为媒介的急性传染病——斑疹伤寒，传播了给生活在恢弘城堡里的贵族小姐。斑疹伤寒这种病菌在抗生素投入使用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不幸的皮尔小姐最终在其婚礼前夕不治离世。

19世纪女士射箭装（图源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类似的案例还有一种廉价的短外套成衣。维多利亚时代也是现代成衣业起步的阶段，纺织技术、化学染色剂、缝纫机器都迎来了技术大爆炸，鲜艳的颜色不再昂贵、制衣的速度不断加快，追逐潮流的消费者为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其生产环境就像皮尔小姐的骑马装一样，充满了工人的血汗还有致命的病菌与潜在的化学物质残留。

       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幽默讽刺杂志《punch》的一篇名为“血汗工厂的留言（what the Sweater said to the Swell）”：

“虽然你的服装光彩夺目、无比合身，

那是热病的温床、一窝疾病，

寄生小虫潜伏在每个褶皱和夹层中。”

       但是杂志角落里的批评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时尚的狂热。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欧洲女性那可怕的紧身胸衣与裙撑像个牢笼一样挤压着内脏、禁锢着身体，但在裙撑骨架外一层层如梦般华美的拖地裙边更为病菌提供了绝佳的传播媒介。女士们的裙边就像扫把一样，扫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拂过人来人往的百货大楼，最终回到家里。但在当时或富裕或中产的家庭中，即便有女仆干活，也不具备像现代社会一样的频繁洗涤能力，所以这些沾染着尘埃与不明病菌的外穿衣物就这样成为了传播媒介。

19世纪上流社会的女装（图源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人类积累着传染病留下的惨痛经验，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信息时代，血汗工厂正在逐步改善，公共卫生安全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医疗技术突飞猛进。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及时更换消毒衣物的条件，服装、床品这些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纺织品也都在严格的卫生监控下生产、销售，上述的惨剧看起来并不会在21世纪重演，追逐时尚似乎也不会带来严重的生命代价。

       但为了满足求异心理，人类在作死的道路上永远不会止步。当我们以为人类是地球的主宰时，不忘记，我们正与数以千万亿计的生物共享一个地球，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病菌的世界也在不断变化。 

       同时，在消费主义横行的当下，到处充斥着“买买买”的诱导，“潮牌”、“奢侈品”、“网红”、“小仙女”，在各种标签下消费欲望随时可能被激发。或许，这种难以预测的不理性正是服装能够成为时尚、成为时代缩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