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那些美丽世界的孤儿

两个12岁的小女孩——小文和小新被性侵。

小文的母亲，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给了小文一巴掌。

而性侵两个孩子的，恰恰是小新的“干爹”，她父亲想要巴结的上司。

涉事旅店的经理清除了监控录像资料。

警察渎职，想要把事情压下去。

医生作伪证，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孩子没有受到损害。

甚至受害者家属小新的父母，决定私了——

让他坐牢有什么用，他在牢里能判几年，出来了还不是能呼风唤雨？不如让他赔点实际的，让他交孩子的私立学校学费。

听到这里，小文的父亲吸了口闷烟，问了句：

那公道呢？

与此作为映射的是，现实生活中一家名为红黄蓝、收费每月5500的私立幼儿园，有老师给孩子扎针、有“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赤身给孩子检查身体。

在相距红黄蓝3公里的朝花幼儿园，老师在虐待孩子之后，为了不让孩子跟家长说出真相，对孩子说：

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可以伸到你家里看着你和你爸妈。

目前红黄蓝幼儿园刑拘了一名刘某某的教师。

爷爷医生和叔叔医生调查了吗？

结果呢？

那公道呢？

电影的另一个主角是小米，一个13岁从家中出逃，辗转了15座城市的女孩。

她拍下了刘会长进入小文她们房间的视频，以此威胁刘会长，想要1万块，做个身份证。

刚开始的时候，小文一点都没有想要提供证据的意思，内心深处甚至觉得是小文这样的城市女孩，自己行为不检点，所以才被性侵。

不然她也不会在女律师找她询问案情的的时候，轻蔑地说：我才不会遇到这种事。

这和小文妈妈扇女儿巴掌、剪掉小文长发、扔掉她漂亮衣裙的做法，无疑殊途同归。

《嘉年华》犀利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它丝毫没有回避女人的天敌是女人这个命题。

女性的伤害，一部分源于男性的掠夺，可另一层面，女性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常常来自于同性。

这种弱者之间的互砍，更让人喟叹心酸。

导演文晏曾经说过：比起发生了什么，《嘉年华》这部电影更想问问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虐童、性侵事件频频发生？

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在失职。

在电影《嘉年华》的所有环节中，家长、警察、医生，只要任何一个大人做出了适当的行为，那么这个事情就可能被禁止，懵懂无知的孩子就有可能被保护起来。

可他们一个都没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反而是像电影里从头至尾没有露过正脸的刘会长献媚。

正是因为从事情发生的上游至下游、所有链条的缺失，这种事情才不断地发生、重复，永远没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也是电影用了冷峻克制的笔法，致力于表现的细节——

于吾国与吾民中，邪恶社会机制如何一步步发生的白描。

导演借此刻画了两位少女在受到伤害后，在周围人的麻木助推下，继续过着自己受损的人生。

死水之下，是暗涌的持续。

平静的局面下，是被害者的缄默。

在这里，维持和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受伤的人闭嘴。

我们缺的不是《熔炉》。

事实上，我们有一群电影人拍出了《嘉年华》这样深切扎根在中国土壤的社会现状。

甚至，我们也不缺去看《熔炉》的观众。

我们真正缺乏的，是看了《熔炉》之后，切实推进制定《熔炉法》同仇敌忾、决不妥协的国民。

世道这么坏，我们每一个旁观者都是有责任的。

恶之横行，因为我们沉默地纵容，可另一方面，我们又那样地苛责受害人。

我们都觉得性侵是不好的，它很不光彩。

于是我们本能地抗拒这种事情，谈都不愿意谈、想都不愿意想。

可是难道罪行，会因为我们避之不谈，就不再发生了吗？

因为事情不是发生自己身上的，完全就可以假装不存在，依旧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岁月静好、花团锦簇，直到下一次事件的爆发——

如此的健忘、如此的逃避，这样的我们，大概也只配活在这鬼蜮横行的人间。

《嘉年华》的结尾十分突兀，沦为雏妓的小文，听到广播会长刘某、警察和医生受到了处分。

小文听到后，从房间跑出来，骑上莉莉姐留给她的电动车，开往无尽未知。

这样的结局，可能是某种博弈的结果。

因为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都心知肚明，最可能的结局应该是：对会长的控诉因为证据不足，所以被释放。

走过场似地自罚三杯，最后大家皆大欢喜。

这是真实人生，比电影更残酷所在。

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女人开始小声地哭。

我并没有回头看她。

可我懂她的哭声。

这种理解，就像是——

在时代这个大池塘里，一片浮萍天然地懂得另一片浮萍的悲哀与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