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读书笔记4

​古人的称呼方式很复杂。光是表示尊敬或客气的，就有好几种。有称字的，如李太白（李白）；有称号的，如苏东坡（苏轼）；有称官衔的，如杜工部（杜甫）；有称郡望的，如韩昌黎（韩愈）；有称排行的，如白二十二（白居易）。如果是皇帝或皇后，则有谥号（如汉武帝）、庙号（如唐太宗）、徽号（如慈禧）、年号（如雍正）等。还有尊号，但不常用。至于谥号前加姓氏的，于臣则有之，如岳武穆（岳飞）；于君则无。君的称呼方式，是谥号或庙号前加朝代名，如唐明皇（谥号）、宋太祖（庙号）。姓氏加于谥号之前的君主，只有武则天一个。

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

在专制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是虎，是豹，也许还能用理性唤醒，用真情感动。

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弥足珍贵。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称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做榜样做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做耳目做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于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癮，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做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做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做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

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淐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梟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地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

来俊臣的死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昧着良心充当鹰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但被武则天毒化的社会风气，却不是诛杀几个酷吏就可以改变的。也许有人会说，与武则天作对的都是些“恶势力”。他们死抱着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放，不肯让这个最有能力的女子抖一回精武则天在对抗“恶”的时候，却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恶。当她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时，她自己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祸首。因为她启动了人性中最黑暗最肮脏的东西。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漫天飞扬的是瘟疫和病毒。

女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其实比男人好，至少比男人更持久。“蛲峣者易折，嗷瞰者易污”，刚性的男人容易夭折，柔性的女人则更坚韧。所以女人往往比男人更长寿，糊涂老爷子似乎也比糊涂老太太要多。只要想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太后，杨府和贾府里挂帅的也是精明强干的老太君，便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

一个做长官的，洁身自好也许不算太难，能让僚属也都清廉，就很不容易。

这也是专制政治最通用的逻辑：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所以处分一下也是应该的。但大难不死，也就该知足了。

当武则天勇往直前夺取帝位时，她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她那时只想当皇帝，没想当了皇帝以后怎么办。她当然也没想过，一个女人要开朝立代究竟难在哪里。现在她明白了。事情并不难在这个女人能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而难在如何把这个女性王朝延续下去。现在她也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她必须把这个王朝交还给男人。显然，无论这个男人是她的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是对她“革命”的背叛。于是，她就像一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挣下一大笔产业的大老板，不知死后将遗产留给何人才好。她的确很苦恼。

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改变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的传统，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传位给女儿。但这就更不行了。传给儿子，江山好歹姓了丈夫的“李”；传给侄子，江山好歹姓了娘家的“武”。传给女儿，江山只怕就得去姓女婿的姓，那才更是见鬼。依照父系来确认血统，继承财产，祭祀祖先，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传统，武则天拗它不过。

武则天这才发现自己真正遇到了劲敌。这个劲敌就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则天毅然以女儿之身行男儿之事，这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事。任何反传统的人都要被传统所反。武则天充当了传统的反叛者，现在她不得不向传统投降，成为它的手下败将。

事实上，武则天一开始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因为她要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强大的量可供支援。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只能借助传统的力量来反传统，包括任用狄仁杰这样的官吏，以及利用帝王权威和国家机器等等。然而她越是利用传统，就越是远离目标，而不利用传统，又将一事无成。她很想继续前进，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又发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也进不了一步。

武则天的陵前立的是一块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总重98.8吨。碑上刻着螭（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武则天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