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大营救”始末谈
一、“大营救”的缘由——香港沦陷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同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
此时,在香港有大批中国文化名人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陷入危险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1941年上半年因为“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紧张,在“国统区”无法立足而到香港避难的。日军在香港展开疯狂搜捕,要他们“到军部报到”,“参予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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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营救”的执行者——东江纵队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以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直接指挥下,“大营救”从1942年1月开始进行。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东江人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子弟兵。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孤悬华南敌后,受日、伪、顽的三面夹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于1943年12月2日,它的前身是组建于1938年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1938年10月11日,日本侵略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广东大亚湾澳头一带登陆,21日广州沦陷,广东抗战全面爆发。11月、12月,曾生、王作尧分别在惠阳坪山(今属深圳)、东莞大岭山建立抗日武装,奋起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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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曾生、王作尧率领所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三大队、五大队分别进驻宝安阳台山区(现为羊台山)、东莞大岭山区,建立根据地;后两部合并,驻在以宝安龙华白石龙村为中心的羊台山根据地一带,部队有1000多人,并建有后方医院、兵工厂、《前进报》社、税站等,白石龙村被称为“小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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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在东江地区、广九铁路沿线、港九敌后、大鹏湾、大亚湾的广大地区开展山地游击战、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营救困留香港的一大批文化精英;阻断日军通往太平洋战场的铁路和海上交通线;援助策应了国民政府和英军高级官员从香港突围;营救被日军囚禁在香港集中营的英军和国际友人;营救执行空袭任务被日军击落的盟军飞行员;与盟军成功的情报合作;建立了6个县级以上的抗日民主政权,拥有450万人口,面积3万平方公里,东起捻平半岛西止珠江,北起增城南止香港大屿山的东江解放区。
三、“大营救”的线路——香港、粤东、大后方
首先由曾生部派人打通从香港到白石龙的交通线,再将联系到的文化人分批从被日军封锁的港岛偷渡到九龙,再从九龙经“青山道”一路向北,经元朗、落马洲越过深圳河,翻过梅林坳,最终到达白石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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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来到白石龙村后,先在村中仅存的一座“天主教堂”休息,第二天再由游击队送到搭建在羊台山上的草寮中隐蔽。这些草寮分别搭建在羊台山上的深坑(属龙华)、杨美(布吉)、蕉窝(石岩)等处,深坑为中心。文化人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安全再由游击队武装护送经龙岗、淡水去惠州;然后坐船沿东江而上到达龙川老隆——此地未被日军占领,然后由老隆去往韶关再回到桂林、重庆等大后方。
四、“大营救”的成果——800多名社会精英
整个“大营救”历时近七个月,共从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等共800余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有300多人,没有牺牲一人、被捕一人,是“东江纵队”战斗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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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到达白石龙村的著名文化人有邹韬奋一家(包括邹家华)、茅盾夫妇、胡绳夫妇、戈宝权、张友渔、千家驹、于伶、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杨刚、胡风一家、廖沫沙、周钢鸣、丁聪、凤子、张铁生、黎澍、蓝马等人,还有英国赖特上校等为首的一批英、美、印军官和国民党第七战区余汉谋的夫人、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及家属随从等人。
另有被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母女、柳亚子父女以及夏衍、胡蝶等少部分文化人从海上离开香港回到后方。
五、“大营救”的记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老村1号。2003年筹建,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建成并免费向社会开放。该馆馆名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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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馆舍面积350平方米,有当年做为营救“中转站”的天主教堂1座(原址),草寮3座(复制)、“胜利大营救”雕塑1座、以及展览厅、大型浮雕背景墙、办公及接待室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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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馆是目前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的、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展出相关照片100余幅、文物史料80多件。是“广东省统一战线基地”,“深圳市首批红色旅游景区”、深圳市“党史教育基地”,市委党校“活动教学点”;“宝安区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基地”;龙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