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不时被“定住”的父亲

父亲老了，越来越依赖我，就像我小时候依赖他一样。

52岁的父亲，并不算老。但是被帕金森综合征折磨得越发苍老了。背越发的驼，声音沙哑，开朗爱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手脚、脖子僵直，步态冻结，肌肉抽搐，成了他生活的常态。

2017年暑假，我决定带父亲去上海瑞金医院看看，在网上预约好了医生。星期日晚上八点，我们在赣州黄金机场乘坐飞机，两个小时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吃过早餐，我们正要出发，父亲坐着刚站起来，突然毫不征兆的“砰”得一声，他整个人就直直的向后倒在床上，浑身抽搐、僵直、动弹不得。

看着这场面，我脑袋也轰得一下炸懵了，吓坏了，冲到他面前，带着哭腔颤抖的问：“爸，您怎么啦？怎么啦？”，父亲平静的安慰我：“女儿，不用怕。爸爸过一会儿就好了。”等了几分钟，父亲慢慢缓过来了，能动，会走了。

父亲的这一倒，就像一座大山在我心里轰然崩塌了。也就在此刻，我明白了，我的父亲，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成为我的依靠，我的保护伞。而我，必须强大起来，保护他，成为他的依靠，带给他幸福和欢乐。

我们挂的是神经内科主任医生的号，陈主任也没有给出很有效的治疗方案，开的药和我父亲正在吃的药基本一样，我们都有些失望。

我们想既然来了，那就去神经外科看看，说不定有希望。外科医生详细的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我第一次深深地了解到帕金森综合征给父亲带来的痛苦，远不止我看到的。

后来一位年轻医生把我们带到另一个诊室做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当医生问及我父亲是否整夜失眠，要靠安眠药维持睡眠，抑郁，有没有想过自杀时。我父亲给了肯定的答案。那一刻，我的泪不住的簌簌掉下。

那时，我才明白，帕金森综合征这病给父亲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摧毁。

后来，外科医生给我们的建议是尽快做手术，安装脑起搏器，但费用高，三十多万。而且，即使安装了脑起搏器也只能延缓病情，依然要吃药，无法根治。医生的话，让我感到绝望。

离开医院时，由于人太多，等电梯要很长时间，我们决定走楼梯，下到三楼时，父亲突然又像被孙悟空施了魔法——定住了，他的右手手肘屈着，向上举起，我用力捶打着他坚硬紧绷的手臂肌肉，试图缓解僵硬，直到捶得我自己拳头酸痛，还是无济于事。

那一刻，我恨自己的渺小，恨自己的无力。我想找人帮忙，抬头看看楼梯上下，空无一人。我们只能等，等父亲的肌张力降下来。

我懊悔，想到曾经，我常嫌弃父亲说话口齿不清，声音又小。我总要听三四遍才知道他在说什么。想到每次在饭桌上，他夹菜的筷子总是抖个不停，我见了就烦躁。想到，我朋友来家里，一起喝茶，他突然脚抖个不停，我又觉得他不雅，有失体面。我嫌弃他反应迟钝，动作迟缓……

我不知道父亲的病竟严重到如此地步。

从医院出来，我心情跌入了谷底，我无法接受，我那一生都在做好事的父亲，竟然患了这样的不治之症，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

我叹命运不公，一想到父亲的病会不可控的，越发严重，直到僵硬得无法动弹，生活无法自理，直到声音沙哑到无法说话，直到记忆减退得认不出他女儿，直到……想到这一切，我的泪又来了。

我想，父亲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上海了，我迫切的想让他开心，想让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傍晚，我带着他去了外滩，看黄浦江上来往往的游船，看对岸的东方明珠。带他走过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第二天，本想带父亲上“东方明珠”，但没订到票，只好作罢。之后，我们来到上海最大的海洋馆。我给父亲拍了很多照片留念，但由于父亲已经表现出“面具脸”的病症，每一张照片都面无表情。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父亲，最需要的休息，而不是到处去看风景，我竟然那么无知的，拖着病中行动不便的父亲，走了那么多路。是多么危险，想想都后怕。

后记：2018年暑假，父亲做了手术，安装了脑起搏器。虽然每天要吃药，但病情缓解了不少。对于父亲的病，我已释然。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我庆幸，人生还很长，我还有时间好好孝敬我的父亲，让他幸福！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