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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独钟爱宋朝的文明以及宋朝的文学。而读宋史宋文学，却更爱宋人。读宋史以及宋朝的文学作品，很容易感受到宋人的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等特征。不似唐朝潇洒浪漫，不似明朝的通俗繁华，更不似清朝的拘谨政治化。

        宋代文学基本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到了宋代，词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且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也初具雏形。

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小皇帝恭帝即位。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天下一统之后，宋主以“杯酒释兵权”加强了宋王朝的中央集权。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大多数官职皆由文臣担任，包括枢密使这最高的军事领导也不例外。士大夫的地位达到新高度，这也使得宋朝的士大夫社会责任感和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欧阳修的《镇阳读书》里就有“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一句，来集中概括宋人的这种精神风貌。

年来踪迹叹飘然，一笑相逢莫匪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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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朝特别重视文治教化，印刷术虽然在唐朝就已经被发明。但是这项技术的繁荣发展却是在宋代，在宋代印刷术和教育事业较之前朝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提高了。由于宋皇室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所以开国就大减学费，并大量开办学校。官办学校分为国子学，太学，州郡学和县学四级，每年学费折合人民币一千三百块。到了宋仁宗年间起，连学费也免了，实行义务教育。而且在最高学府太学，王安石变法后，太学学生享受“食钱”，也就是餐费补贴，每人每月六百块人民币。这些政策都大大的刺激了国民教育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教育上享受国家补贴以及资助，早好几百年前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在做了。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宋朝提倡文化、优遇士大夫。总结前朝经验重文抑武。凝聚起世道人心。一辈读书人呼吸这种社会空气，很易激起澄清天下的志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锐意改革变法改变国势的王安石；关注民生的王禹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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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这些原因，宋人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感也尤其的强烈。所以宋人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环境里，始终处于一种深沉的恐惧里。大宋朝比较特殊，国势不如汉唐强盛，始终处在一种担忧外族入侵的恐惧里。开宋之初，燕云十六州依旧在辽人手里，南边还有越李朝的版图。到了南宋更是偏安一隅。宋代虽然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王朝，可是负担也是相当的重，著名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还有对外每年交纳的巨额岁币。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国家的改革也是费钱的事情。举个例子，宋哲宗赵煦，在位时间颁布了一条新法：建立大宋国家养老福利，即居养法。在全国建居养院，收容残障人士，还收容孤儿弃婴，孤寡老人都免费领米粮药品。这本来是个非常好的政策，在当时世界已经算是相当先进了。可是这个政策好是好，可它也烧钱。每年要烧钱五百万贯，就这样一直烧到北宋灭亡。出这个主意的人是谁呢，正是宋朝数得上数的大奸臣蔡京。当然这也是他做的为数不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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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江湖憔悴身，冬冬街鼓不饶人。

          宋朝的财政问题和外交问题。所以宋朝的文人墨客很少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宋初的时候，就有《对雪》、《伐棘篇》这种忧国忧民的诗出现了。宋人脾性内敛，不像唐朝的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豪情壮志。在宋朝相对比较奔放的，政治自信心比较强的，当以王安石为首。可是王安石的诗文中表达志向的也只有“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口气相比李唐时期的李白、杜甫要低调很多。忧国忧民的诗篇始终贯穿着整个大宋朝。如黄庭坚的《送范德孺知庆州》、王安石的《阴山画虎图》、苏舜钦的《庆州败》等等。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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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文人跟前代的前几代的文人又不一样。前代的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分为仕、隐两种，仕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二者不可兼容。到了宋朝，文人的态度又十分的不一样。他们大多愿意参加科举入士，入士之后也非常踊跃的参与政治言事，但是仍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的心态。他们将自身的人格修养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外在的功业成就都是内在的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不刻意隐居退避，也不锋芒毕露求官显达。王安石封官拜相之日，也只淡淡写“霜筠雪竹钟山寺”，大名鼎鼎的苏轼苏东坡遭难被贬海南也一样食芋饮水，吟诗作赋。正是范仲淹笔下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写照。他们追求更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的生活样式，以平淡美为美，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苏轼有云：“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在他们看来生活中应该重大节而非小节，重内心而非外在。

书当快意读难尽，客有可人期不来。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宋人骨子里就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的形态自由倾向。宋代的皇帝在采纳臣子建议的时候想必其他的王朝要稍微好一点，所以谏官以及文人士子虽然低调但是在直言劝谏上还是相对敢于作为。但是也无可避免，仍然有一批因“狂言悖主”之罪而遭贬谪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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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宋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宋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两宋党政十分激烈，因此遭受贬谪的人才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上宋朝始终处于一种外部威胁的恐惧里。而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始终处于一种败多胜少的弱势状态，在对战争中，朝堂之上，主和派的声音始终存在。因而宋朝文人中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有一种疏狂的心理。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这种疏狂的心理，非指狂妄。我们前面谈到，宋人骨子里是严谨、平实、细密、深沉，是含蓄低调的，强调的是内在的修养，这里说的疏狂而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诸如此的方面放纵性情。所以宋朝的酒肆茶楼、青楼乐馆产业发展相对还是比较繁荣的。比较典型的有“奉旨填词”的柳永。在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晏几道在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再比如，苏轼。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时尚有“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厌倦了朝堂之上的波谲云诡尔虞我诈，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一朝婴世故，辛苦平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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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宋朝由于新旧党争以及改革变法等种种原因，许多有识之士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在那样一种政治环境，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以及国势环境下，宋朝的文人士族在文学上依然能保持高度的自觉。从唐中期边兴起的古文运动，到了宋代，欧阳修又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开始以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此外，王安石、 曾巩、 苏洵、 苏轼、 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 代表。欧阳修欣赏范仲淹的为政为官之道，所以在文学上自然也带有其风骨，苏轼身为欧阳修的门生，在文学上又自然的传承其衣钵，将宋代的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喜爱宋人的真实不虚，喜爱宋人敢作敢为，喜爱宋人的忧国忧民，更喜爱宋人的恬淡自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