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家书》有感之二

从前，我曾写过一篇东西：《牢骚促进社会进步》，说牢骚总是不平之鸣，圣人、贤人听之而改之，就有可能促进社会进步，其中还特举了一些例子来说发牢骚的进步性。这些天再读《曾国藩家书，其中读到曾国藩在1851年10月写给几个弟弟的一封信，他也谈到了发牢骚的问题，这让我对于发牢骚又有了别的看法。

曾国华是曾国藩之堂弟，行六，字温甫。在曾家五兄弟之中，曾国华的天份最高，但在那年的乡试中却名落孙山，其九弟曾国荃亦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为之鸣不平。曾国藩于是写信给诸弟：

“…… 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如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怨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

人人皆有不平，遇不平而能抑而不发，且责己而使之化为养生、向上之内力，是道家、儒家至高境界。曾国藩用这个劝喻诸弟，实在是尽了为兄之职。而在人世间，这种反躬自省之举，着实是福善之道。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帮诗友们不断唱和，字里行间对国府充满着攻击——其实，这也是一种牢骚，只不过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之间相到斗争的一种表现而已，国民党对此是恨之入骨，几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忌惮全国舆论而终于作罢。建国后，毛泽东奉柳亚子为上宾，但柳亚子自视太高，觉得新中国对他太薄，于是，他又开始对自己的友人开始发牢骚，1949年3月28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首充满牢骚的诗，这就是《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柳亚子这次牢骚的对象，是刚刚新生的人民政府，这次柳亚子先生是想让人民政府多给他点待遇，因此这牢骚发的正不怎么样。一是发的时候不对，当时正在建国，需要的聚人气、人望，柳此时求田问舍，将置新政府与何地？二是自视太高，觉得自己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实，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周围又太多的功臣十将，如柳亚子一般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柳亚子还真没有多少发牢骚的资本。但是，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最终还是从公私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后，于1949年4月29日和诗一首，算是对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做了答复。当然，这封信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用人态度，而柳亚子先生后来再没有得到拔擢，也多是自己的原因。毛泽东主席的和诗如下：饮茶奥海末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好多人讲此诗都把重心放在那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上，认为柳亚子就是听从了毛主席的此番劝说而改了主意。不过，我觉得真正让柳改变主意其实是“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主席的本意是，这昆明湖水再浅，那也是我新中国政府首脑所在地，留你这位诗友在此观鱼、和诗，那是我特别珍惜我俩这么多年的战斗友谊，希望先生不要发那么多牢骚，我们一起为新生的国家多填词赋诗以纪盛世吧。

        由此可见，发牢骚，那得看时机也得有资本，否则，还是不发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