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招你了还是惹你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古诗一直成为新派诗人所非议的对象。最近这些年，对中国古诗的盲目否定更是甚嚣尘上一发不可收拾。譬如杨炼对中国古诗的否定意见即如下：“汉朝以降，大一统国家观念禁锢独立思考，古典抒情诗的短小、散碎、随时宣泄、浅尝辄止，以形式追求偷换追问力度，以辞句精美偷换思想深度，优雅处决了屈原的执着、先秦的个性，特别是后续历代汉语诗人自我更新的能力。”大意谓中国自汉代之后就没有真正的诗歌作品了。见过否定中国古诗的，但至于像杨炼之流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都一概否定的还真罕见。概括起来这些人对古诗有这么几种否定意见：一、中国古诗缺乏象《荷马史诗》那样的巨著，谓之缺少史诗性，类似的则还有中国古诗缺少叙事性；二、中国古诗过于抒情，缺乏西方诗歌那样的理性；三、中国古诗过于注重逻辑性，缺少现代诗歌所谓的秩序性；四、中国古诗不像西方那样注重宗教，缺乏信仰；五、中国古诗不思变革因循守旧，似乎几千年来无外乎都是那么些个内容。当然，这样的奇谈怪论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西方诸多诗人应该说是很珍视荷马史诗传统的，艾略特就曾经说过“一切诗歌（当然是指西方诗歌）最终都将指向《荷马史诗》时代。”作为西方诗人对这一传统的珍视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荷马史诗》固然伟大，但也蕴含着白话诗歌所无法避免的深刻危机，相对于文言古诗来说白话诗歌有一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弊端。譬如西方之浪漫主义诗歌在英国、在德国、在法国、在俄罗斯曾几何多么风光，其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之势可谓锐不可当。然而当这一气势磅礴的文学运动落幕之后，后世的诗人们甚至都不愿意稍稍回顾，避之唯恐不及。反观中国之浪漫主义诗歌自屈原而至毛泽东，历经三千多年仍旧绵延不息。西方固然有着史诗传统，《荷马史诗》便是这种传统的开端，不过这种开端便已然是高潮了，后世的诸多史诗却再也无法超越它了，所谓《罗马史诗》及其他史诗更大的程度上只是在抄袭它而已。或许这多少说明一个问题这种传统缺乏某种可持续的因子。中国古诗固然没有史诗传统，这里自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愿另作说明。中国古诗有着自己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天然的逻辑性，没有史诗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诗就不伟大，就应该被那些只愿意以西方视野来看待民族文化传统的人所随意否定。至于说中国古诗缺乏叙事性，我想这终究只是这些人的偏见而已。中国古诗叙事佳作还少吗？较早如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孔雀东南飞》，唐朝白居易的《长恨歌》，明清之际吴伟业的《圆圆曲》，不都是十分优秀的叙事诗吗？应该说中国古诗并不缺乏叙事性，只是相对于抒情诗歌来说数量少一些而已。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古诗之抒情性也居然会被这些持论者所轻率否定。据说今日中国之现代派诗人们便对于抒情诗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刻骨仇恨，似乎较之格林童话中的巫婆那一类的角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要追究这种意见的由来恐怕也还是一种泊来品，总之是根据西方人的意见。西方现代派诗人为什么会反感抒情诗呢？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诗人书写抒情诗时多过于直抒胸臆，无法比较艺术性地表达个人情感。西方诗歌之抒情过于直白浅近，通常惯例就是喜欢拿人的身体说事，这一点倒是很符合某位评论家所主张的诗歌要有身体性。譬如里尔克的这首诗：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还能够走近你身旁；

                                   没有嘴，我依旧能向你祈求。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

                                  用我的心，像用手一样。

                                  箝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负你，用我的血液。

       这首诗应该说情真意切，不过却总是让我联想到西汉之吕后对待戚夫人之卑劣行径：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烷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首诗暴露出西方诗人并没有解决好如何更艺术性地抒情的问题，于是乎只好赤裸裸地剖心挖肝以表明心迹。可能正因为此，里尔克甚至将自己年青时的许多抒情诗付之于一炬，大约他并没有摆脱其窠臼吧。西方诗人所以特别憎恶抒情诗概类此。但我想，西方诗人所以反感抒情诗自有西方人的理由。不过一个中国诗人屈从于这种意见多有邯郸学步之嫌。至于因此而否定中国古诗的抒情性只能说是大谬不然。中国古诗所以具有无与伦比的抒情性，正在于中国古诗之深厚的艺术性。一味拿西方视野来审视中国古诗，来规划中国诗，最终只会落下笑柄而已。

        现代派诗歌的一大弊端就在于一味而盲目的否定。从诗歌主旨上来说，现代派诗人认定的是“人之初，性本恶。”颇有些文革时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意味。从内容上来说，因为无法艺术地表达情感，于是抒情诗便是可怀疑的了，诗人们只好一味说理。可是说理仍旧无法摆脱直抒胸臆的毛病，诗人们又开始否定说理诗歌了，总之是不断切割，不断地否定永无终了之时，直到最后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要写什么好。从表现手法来说，由现代而至新生代，再到第三代，貌似人生代代无穷已，其实是越写越鬼画符桃，艺术表现手法日益眼花缭乱，最终恐怕自己都不知所云。最后，诗人们只能彻底地推翻这一路线，玩起了白开水似的口语诗歌。总之，是从一种极端跳到另一种极端。所以现代派诗人在否定古诗缺乏秩序性之前最好是先拿照妖镜反省一下现代派诗歌的缺陷。

        现代派诗人否定传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譬如有这样一种观点，说是中国古诗因为不重视宗教因素，缺乏信仰所以也就不好了。宗教其实有宗教的弊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学过历史，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宗教对西方文化该是何等的禁锢与扼杀。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反封建、反宗教仪式过程中诞生的。中国人信仰和而不同，其中蕴含着无穷的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古诗人比只知道数典忘祖的现代派诗人们更具有远见卓识。

        中国古诗几千年来信奉一个理念，那就是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当然，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时髦的现代派诗人看来是大不以为然的。在此，我不想为中国古诗辩解什么。我只想说现代派诗人们倒是善变，不过这种变恐怕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派诗歌方兴未艾，就有人提出“超越北岛，打倒舒婷。”就此诞生了喜欢咬文嚼字的学院派诗人，可是学院派诗人维系不了多久，又有口语派诗人群起而攻之。相比较而言，中国古诗历经几千年之流变，能尽可能地挖掘中国语文文字的魅力和美。至于现代派诗人，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即便是想多流行些时日怕也是种奢望。

        “近来时世轻先辈，”这样一种毛病其实是要不得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是一条回归线，终有一天它仍将会回归于真善美，回归于一种内心的诉求。中国古诗不仅是现代诗歌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矿藏，借鉴古诗的合理性因素甚至更有可能成为矫正现代派诗歌诸多弊端的天然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