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商业实录

1988年 峻岭与深谷之间

198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造访中国。这一年的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妻子罗斯的婚姻走到了第50个年头，在厄瓜多尔，家人们为弗里德曼夫妇庆祝了金婚纪念。

在1980年，老式单调的灰卡叽布服装、灰暗肮脏的制服曾让弗里德曼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倍感沮丧。但1988年已经不是这样的景象，街上的色彩和多样化的服装伴随着希望与期待的气息，也伴随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由邓小平带来的最初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上，效果十分明显，既提高了农业产量，也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到1988年，改革已经影响到了城市，虽然还没有对国营企业产生任何程度的实质性影响。

在弗里德曼眼里，1988年的中国已经明显不同于1980年，那时候自由市场上卖的几乎全是食品，但现在，不仅有食品，还有各种服装与小商品。在上海，一个批发市场把成包的纽扣卖给生产服装的小型私营企业。同样，许多村庄已经从完全依靠农业生产转化为主要从当地小型企业获得大部分收入。弗里德曼注意到，此时自由的思想也在发展，人们的谈话已经涉及到了许多广泛的专题。

在被弗里德曼夫妇称呼为“Steven”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在中国有了一次“最增长见识又非常有趣的旅行”，并且在上海出席了卡托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彼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在上海，弗里德曼在和官方的交流中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私有化的重要性。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政治上的困难”。

在卡托研讨会上弗里德曼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将市场运用于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是弗里德曼8年前在北京一个演讲的翻版，不过他也并不是重复8年前所讲，而是将它扩展，加上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计划经济改革有利有弊，但是没有无痛苦地将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灵丹妙药。尽管如此，如果转变成功，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转化过程中的代价，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在上海，弗里德曼与其它一些与会者被安排了一次上海市区的游览。弗里德曼最感兴趣的是购物，他问导游，如何区分个体商店和国营商店？导游的回答很简单“在个体商店，他们真的想卖东西给你。在国营商店，他们无所谓，售货员就站在那里。”

在北京，弗里德曼被安排对200多名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演讲，其中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的。弗里德曼继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此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制价格体系。这次活动让弗里德曼倍受鼓舞，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比8年前他在北京被问及的问题更深远、更勇敢也更具有探索性。8年前，在北京曾经有一位即将要出国的副部长问弗里德曼“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这个问题让弗里德曼和他的太太罗斯吓了一跳，因为在美国，无论一个人多么不懂经济学也问不出这样的问题。8年后，在上海已经有学生可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提问了。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有弗里德曼的中文译本著作，有些还是英文版的。他们甚至把弗里德曼团团围住，并请他签名。（参考书目 《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弗里德曼 著 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物价与通货膨胀

在美国，弗里德曼的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政府，里根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深受弗里德曼学说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他20年前的著作。

弗里德曼对中国的评价非常直接，“首先，你们不应该有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任何体制都有害。要控制通货膨胀，不论是在价格双轨制下，还是在单一价格体制下，只有一种成功的办法，这就是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这是1988年9月14日，弗里德曼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话。

在解释为什么中国此时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时，弗里德曼说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因支出需要发行大量货币；二是国家银行向各地国营企业提供了大量信贷。由于中国目前人为地压低了银行利率——现在还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不仅使银行储蓄愈来愈少，而且鼓励了错误的投资。如果让市场决定利率，将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很好的措施，最关键的还是防止政府乱印钞票来支持自己的支出，同时控制发放给国营企业的信贷。

弗里德曼回顾了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还不属于恶性通货膨胀，可类比的是70年代的英国和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美国，他们的通胀率都与现时的中国差不多，但都已经成功地降了下来。弗里德曼强调这些国家正是通过控制货币的增长率来取得成功的。70年代的日本在弗里德曼看来更具有参考意义。日本在70年代初期的货币增长率曾经达到每年25%，物价上涨幅度也是25%，但此后，通过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的政策，通胀率也随之降低。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区分总的物价水平与具体商品价格”，弗里德曼说，“还有一个区别我想特别指出，因为对中国的现况特别有意义。这就是一般通货膨胀与一次性的全面物价上涨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出现是因为将隐蔽的通货膨胀公开以后的结果。”根据弗里德曼的解释，彼时中国的物价上涨至少有部分是因为在原先隐蔽的通货膨胀情况下的价格不合理。价格放开后，价格因应市场判断而上升，这在弗里德曼看来，“是合理的”。

弗里德曼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中国不能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就会失败。而且，价格必须进行改革，而对价格改革可能构成的最大威胁，就是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已经听说通货膨胀此时对中国改革的一些害处，并且，已经有人宣称要对某些价格进行控制。但弗里德曼并不表示认同，他认为历史上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通过控制价格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2年前，巴西与阿根廷都宣布通过控制个别物价来控制通货膨胀，但阿根廷此时每年的通胀率却已高达百分之好几百，巴西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作者：俞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