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程序员的老实人生结束了

他们曾被调侃是婚姻市场最受欢迎的群体，“工资可以追过房价”。他们也曾被认为是互联网公司最有潜力的种族，“行业的坚厚底座”。在很多程序员的意识里，他们的世界“只有跳槽，没有裁员”。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有上千名程序员发现世界变了。

他感觉自己是怀揣秘密的人

寒潮抵达北京的那一天超级冷。太阳收起一天里最后的温度，程序员高剑终于出现在望京商圈的一家轻食餐厅。他的面试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才结束，这是他待业的一个月里，面试的第十几家公司——具体数字他记不清了。

除了比想象中年纪大一些之外，他完全符合这个社会对“程序员”的想象——深色薄棉外套，砖红纯色毛衣，头发稀疏，脸上除了腼腆就是害羞，全程报以友好和善的微笑，但并不代表听完问题后他将贡献足够长的一段话。

大部分时候，他的回答都极短，没有太多情感波动。对于我来说，更别指望他能给我太多的细节和故事——这完全符合他的职业习惯。技术要求他们动用逻辑，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不会像现实，需要更多感性。”说完，他又腼腆地抿了一下嘴，解释他的话少。

他们这个行业的人最近失去工作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在他身上，也没有激起波动。事发突然，也没什么好抱怨。唯一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本就尴尬的求职季节，艰难程度远超想象。

2018年的最后一个多月，北京、成都、深圳、上海等大大小小曾经被互联网抢滩登陆的城市，开始赶着这年的最后一刻完成“瘦身”。

与往年不同，这一次，有上千名和高剑一样的技术人员，他们曾经是互联网时代里最被看好的群体，也是整个行业坚厚的底座。他们的不被需要，显示着这次形势的特别，有人把它形容为——互联网公司爆了雷。

高剑所在的项目就是突然被拿掉的。12月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工作群里项目负责人突然通知整个部门开全员大会，没有预留任何反应时间，会议迅速召开迅速结束。项目不做了，高剑觉得有些突然。

这是这家一线互联网公司内部孵化的直播产品。“其实大领导叫我们去开会，我们觉得差不多是（项目不做了）。”公司处理得干净利落，连年假都允许休完，没留什么可供扯皮或吐槽的余地，高剑也因此觉得“蛮能接受的”。

唯一有可能的遗憾隐藏在话语背后：“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主要还是看运营的，技术没帮上什么大忙，如果是技术驱动的话，我觉得我们组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可能不会解散吧。”

技术能力在这个冬天不再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选择是否留下一名程序员的标准，项目组取消和业务线缩编释放了大量程序员，其中一定比例在原有岗位承担重要的技术职能，有的甚至新功能刚开发了一半，突然接到了公司的通知。

也是这一天，在某上市互联网公司技术组工作的陈远钊如常上班，刚坐到工位上，内部通讯软件弹出一条陌生人消息，消息源显示为HRBP——一个绝对陌生的陌生人——“平常没有任何交集”“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个人”的这位同事，突然邀请他到人力办公室聊聊。

HR所在的楼和陈远钊部门所在的楼是公司相隔最远的两栋，八百多米，步行将近十分钟，一路走过去的心情并不轻松，“一般这种情况，一个陌生人，突然找你……”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到了会议室，对方单刀直入。“我是负责你们这个大部门的HRBP”，显然准备充分，“现阶段公司业务没有新的突破口……本来能盈利，但是选择了亏损……资本寒冬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投钱……你们这个部门的业务整体看来……上面觉得人力有些臃肿……”

绕了15分钟，谈到了“补偿”，终于，陈远钊从这句意图简直不能再明显的短句里get到了此番谈话的目的。

“当时我还在专心写我的东西，做我的业务、开发我的功能。我的那块还算比较重要的，很多人盯着我的业务出东西，我属于他们的上游模型。我走的话，交接起来都要特别久。”陈远钊说，但“HR非常强调离职日期，需要在20号之前走人。”

长达几十分钟的约谈结束后，已经是平时的饭点儿，陈远钊回去看组里其他的同事，并没有任何异样，想到HR最后嘱咐，“做决定之前不要和任何同事说这件事”。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怀揣秘密的人。

“流量最高”群体的好日子

相对于市场和运营而言，技术部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稳定的部门。在很多程序员的意识里，技术人员的世界里“只有跳槽，没有裁员”。一定比例的程序员是在这种无意识中突然失去工作的。

12月12日，周二的傍晚，临近下班，就职于问答社区知乎的张博允被领导单独叫到办公室，“差不多也就说了几分钟，HR基本上就直接拿着纸过来找你签了”。

还没缓过神，张博允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在系统里消失了。他彻底懵了，那天晚上没怎么吃饭，觉也没怎么睡。“我毕业这几年，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之前还是太年轻了，法律上商业上都不太了解，只关注到技术这一块，直到轮到自己头上。”张博允说。

这件事情颠覆了张博允对公司的认知和想象。

张博允是知乎的深度用户，来这家公司不是只为赚钱，而是“多少有点情怀”。知乎的技术环境给了他很强的认同感和价值感，“这边技术真的还可以，定期会做一些分享，还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高手，能学到不少东西”。

张博允看起来也是那种友好但腼腆的程序员。他也认同这个社会给予程序员群体的标签：比较宅，单纯老实，腼腆害羞，不善于交流，“整天跟电脑打交道，不是和人打交道”。

“你看别的会议都是各种人，穿得很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你要是去参加技术会议，都是背个双肩包，T恤。大部分程序员还算是比较单纯的，所以不知道社会水这么深。”他说。

此前，程序员一直是互联网圈“流量最高”的群体，漫天调侃背后指向的是社会评价：高收入、高学历、上升路径清晰——一度成为相亲市场上最受女生和家长欢迎的群体。

四年前，一则计算机培训机构的广告里，打出的招生标语是：只有程序员的收入可以追上房价。互联网圈有钱几乎是那几年的共识。这吸引了无数人纵身跃进互联网，知乎上一条2014年的帖子里，有用户感慨，“我的一个朋友，54岁了，现在在学spark+kafka+scala”——当年最热门的技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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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钊和张博允也是在这股热潮中，跨专业入行的。

张博允本科是硬件方向，做网站前，写过一些小的爬虫程序，大学读到一半，“基本上就感觉将来会从事这个行业”。

陈远钊则是更纯粹的工科方向，和互联网毫不沾边。2014年在对口的工厂实习时，他特别焦虑，看不到未来。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刷知乎、论坛、微博，不断地找校友咨询，“当时就想哪个行业能赚钱就去哪个行业”。他列出最符合标准的几个行业：咨询、律师、金融圈里的资管、券商分析师，互联网里的码农。做了优劣势比较分析之后，“最后我意识到，码农是最现实的，转行成本短平快，其实没学历也能转”。

毕业那年，他自学写码，做后台，成功入职一家小创业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2016年，机器学习很火，他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学得不扎实，也没有什么项目背景，但也可以跳槽。

“当时工作经验短，一般招聘的要求低，他只看重你的思路，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跟用算法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对那种每个技术站知识点的深度，掌握程度不强求，懂多少算多少，相对工作年限里面能够表现出中上水平我就录用你。”

那一年，做机器学习的对口程序员不多，加上公司扩招，陈远钊如愿进了“大厂”。“其实前几年更夸张，2012、2013年大专去百度都很easy，当时感觉互联网门槛低，现在回过头来看，互联网门槛不亚于金融业，硕士是标配。”他说。

入职后，加班成为常态。但上升通道非常清晰，更重要的是，“绝对稳”。

人生中途，敲响警钟

陈远钊对“技术与公司关系”的认知则是：我出卖我的时间跟劳动力，帮公司完成需求，公司给我资产上一些积累和沉淀。相当于我虽然是打工，但其实是为了自己未来做技术储备。也算一种软性创业。

那几家创立于2012、2013年前后的互联网公司，如今已经成为行业里的小巨头，创业期程序员有的已经稳稳地身家过亿。即使晚一两年进入的，有的也已经在北京购置了房产，更快的甚至在二环内换了一套一百平的学区房。

这是陈远钊身边活生生的例子。但繁重的KPI也麻痹了程序员们。他觉得公司的氛围给大家传递的信号是：干活特别慢，干活效果或是做事情靠谱程度比较差也能容忍你。“需求量大，需要人纯干活。这个行情好。”陈远钊说。

现在，他的认知变了。“其实就是一个很赤裸的资本上的雇佣关系，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得滚蛋。或者说即便你是能做事，但是我饱和了，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就不顾及你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走人的准备。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公务员，不是国企，你要自己做好这个准备，否则那真的这一天来了谁也救不了谁。”他说。

“穷忙族”——他这样总结过去的自己以及他认为90%的程序员的真实状态。他觉得自己之前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仓鼠，拼命跑，跑得特别快，既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能先停下来。

“不单单是没时间，因为你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把时间放在技术上，然后继续又用在工作上来不断循环。这种状态让你没办法到另一个层面上思考。”他声音轻，语速快。从公司正式离职后，他总结这段工作经历，“我发现我真正在技术上没有任何沉淀”。

这是一个可怕的发现。“这就是事实，不断去加班，不断把精力放在业务上，真正的大部分公司是每周60到70个小时之间，周六睡觉都到中午了，私生活更少，导致很宅，工作竞争力上很难维持住。”他说，“但这在之前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也有无奈，但是大家都那样，很多人就是冲着收入去的，有的人也愿意穷忙。”

最近这段时间，陈远钊不断反思，他担心的东西变多了。“那个时候顶多怕被应届生倒挂（指应届生入职薪水超过老员工），那也就是跳个槽，之后会更好。路径只会一直往上，可能混不上去，但钱这方面肯定一直涨。”

“这次就是一个警钟。”

稳定的水域被搅动了

接到通知的那天中午，陈远钊吃完午饭，愤怒没有消散。他等不及地走到小组“老大”的工位，“我当时甚至想，是不是我的老大······（把我开了）。”

老大的表情出人意料——他全不知情，听完也非常愤怒——人力越过了部门和小组领导开人，完全打乱了项目的节奏和进度。当天下午，人力召开了另一个临时会议，参会的是整个大部门里的“中弹者”，从工位向电梯口走的路上，陈远钊看到了组内另一个同事，他们的工位很远，平时交集不多，两个人对视一下，陈远钊先开口：“你去哪儿？”对方说：“你也被开了？”

和陈远钊一起中枪的这位同事，毕业于国内名列前茅的985、211大学，还有海归经验，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美国影视公司在北京的技术分部，还被解决了北京户口。更有点讽刺的是，这还是组里和老大关系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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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猜测留人的标准都失效了。

事情发生的第三天，部门大领导收到了人力发来的正式通知邮件，陈远钊和那些同样习惯了“闷头干活”的同事们才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见到陈远钊的前一天是2018年12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几天前，最后一批被“优化”的员工名单公布了，他有点感慨，他认识的一个哥们，还是当年校招时特招的，这样的应聘者屈指可数，“他要比工作好几年的那些社招要强，但这样的人都被开。”

相同的情节在许多互联网公司同时发生。进入12月，社交媒体和职场社交平台上爆出消息的公司数量每天都在增加，议论滚滚而来。引人注意的是，成都几家互联网公司“优化”的比重非常大。新浪微博成都分公司据称进行“优化”，全员重新面试。更早一些，锤子成都分公司人去楼空。无声地诉说一场热浪退潮的故事。

工程师刘江杰在一家互联网平台的成都技术分部。他算过一笔账：尽管和BAT、美团、头条相比，他们并不是月薪最高的，但工作时长更短，不会像别的公司那样动辄加班到晚上九、十点，舒适度很高。“工程师文化，没有打卡，说实话，我早上十一二点去，晚上五六点走都可以。”刘江杰说。

这种环境很容易给工程师带来一种迷幻的安全感，危机意识被阻隔了。

他们也并没有为公司的状况担心。“最近融了这么多轮，盘子也不是大到很臃肿”，况且团队技术基础也牢。当初团队成立时招人标准很严苛，“我们投简历跟发offer的比例是百分之一，一百个简历最多发一个offer。”刘江杰说，“我们这边确实一个团队你要找两个挺差的基本上不大能找得出来。”

基于这样的心理状态，被“优化”的感受显得更具体。

12月16日，周日，晚上十点工作群突然通知星期一早上提前三十分钟上班，CEO明天要来开全员大会，措辞严厉。这是成都分公司成立将近四年来，第一次见到CEO。会议非常迅速，言简意赅，全程“不到五分钟”，“然后就让大家到工位上等着，HR叫到你就去聊一下，就这样一个个地叫。”刘江杰说。

难熬的几个小时。整个公司都瘫痪了。刘江杰观察到同事们一个个“都很迷茫”“充满了恐惧和排斥”。第二天，所有人都学乖了，“我们平时都是11点就去吃饭，那天都是12点吃饭的。”刘江杰说，“这个时候，你犯了错可能就把你加到名单里面去了。”

画个大饼就能赚钱的时代过去了

“确实之前有点太热了。”高剑习惯了行业里各家抢夺市场的打法。相当长的时间里，互联网公司早就习惯了见到风口就一拥而上。行情好时，这种打法很容易成功。高剑记得，经手第一个在线直播项目时，“大概2013、2014年，创业环境特别好，基本上没怎么努力就成绩还不错，做什么都比较顺”，这形成了很大惯性。

“大饼画得不错。”张博允说。2018年8月，知乎宣布完成2.7亿美元E轮融资，并由此扩招。张博允的部门也空降了一些leader级的新人，“看不清楚招人的标准，很多人都是空降。”他明显觉得，这一年里业务扩张得太快，做的东西也不明确，很多尝试的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可能真的是太盲目了。”他说。

陈远钊则觉得，在这几年的互联网浪潮下，程序员真正的定位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很多互联网公司突围的关键策略是：拼人力，拼加班，拼每周比别人多上一天班。

陈远钊入职时，公司的码农有6000个，离职时，他估计这个数字更多。具体到他们部门，一个产品经理能够对接将近20个码农，“可以这么讲，之前把各种利好、各种风口的东西炒得太快，其实依靠的还是国内的人口红利”。

离职之后，他们明显感觉到一切比预想的不顺利太多了。

半个月里，陈远钊每周安排3-4个面试，在一家最近两年颇受重视的人工智能公司面试时，对方和他聊了5个半小时，很长、非常详细，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发offer。之后，在一家创立于欧洲的浏览器公司面试时，他碰到了另一位程序员，对方也是一线互联网公司的，遭遇类似，已经面了7家，大小公司都有。

很多公司早早就锁死了招聘名额，而在这个节点，大量程序员被释放出来了，刘江杰做了一个比喻，“就像园里只剩两棵菜，突然放进一群（吃菜的）。”有限的在招岗位提高了标准。高剑至少有五年没有见过面试官了，这个月来不断面试不断调整状态。“着急啊，但是也没办法。”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对于薪酬的预期不断降低。

这并不是高剑自己一个人的感觉。程序员们都清楚，随着工作经验增加，技术水平不一定增加，工作的温室会让他们丧失一部分对技术的危机感。

张博允现在最后悔的是，在知乎工作的那段时间用了很大精力经营个人账号，当时为了录制技术视频，还特地配备了专业的视频、音频设备，学习剪辑软件，“输出太多，输入太少”。最近，他几乎没在账号上发什么了。“真是得好好反思一下。”他说，“可能互联网看起来还是比较欣欣向荣的，真的，从来没想过会有这种事，虚假繁荣。”

离职之后，几个人都没有太怎么休息。他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刷大量的技术题，改简历，针对岗位信息准备面试内容。这次求职，张博允希望向更底层服务的方向沉淀，做和业务线无关的事情，这样更稳。

他背着一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是面试需要的资料。在海淀的大学城，他度过了将近八年的人生，四年用来读书，毕业后的工作也在这个圈子。“直径不超过五公里”，最远的在中关村。这之外的北京，他平时很少涉足，“要是出了这五公里，还经常找不到路”，他说。这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认为大部分程序员老实、踏实、稳定的人生轨迹。

“至少我觉得长了个记性吧。”张博允最后说。

“什么记性？”

“就是居安思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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