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为何”活着的人几乎能够忍受任何“如何”
这一个多月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包含了很多经典的心理学书籍，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大师及其作品（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罗洛·梅的《人的自我寻求》，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等等）。
出于对心理学的兴趣，不希望看完就算了，还是希望写下一系列读书笔记。
首先，此篇文章将主要谈下《追求意义的意志》这一书的作者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所以这篇文章并非是《追求意义的意志》这部心理学著作的读后感，而是作者弗兰克尔的生平介绍（主要摘自《追求意义的意志》）。为什么要专门说下他呢，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令我震撼了，可以说他后来在心理学上的观点来源和学术高度与其经历非常密不可分。
早年经历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和意义治疗学的创始人。1905年弗兰克尔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里，在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弗兰克尔智力发育较早，且充满了求知欲和好奇心，三四岁时就说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七八岁与父亲散步经过维也纳医科医学院的解剖研究所时，就对解剖室中独有的气味感兴趣。中学时对心理学和哲学产生兴趣，广泛阅读相关书籍，后来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从事精神病学，接触并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论，并在对他们理论的反思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雏形，提出了发现生命意义的三个主要方法：一是通过寻找工作或者做事，二是通过经历某种事情、与某人相遇或者爱，三是通过苦难，尤其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困难。弗兰克尔将其初步想法应用于实践进行检验：建立免费的青少年咨询服务中心、在成人教育中心开设心理卫生课、就职于维也纳大学精神病诊所的心理治疗部、担任“女性自杀馆”的负责人……后来，弗兰克尔作为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医生开设诊所，开始私人执业。
苦难集中营
然而，1938年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时代悲剧。
1938年11月，德国和奥地利发生了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犹太人的暴行，史称“水晶之夜”，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大屠杀开始了。
此时弗兰克尔申请了移民美国的签证。然而，当签证成功时，弗兰克尔却变得难以抉择：是避开纳粹的迫害去往美国继续开展他的意义治疗工作，还是冒着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生命危险留下来照料年迈的双亲？
在他左右为难之际，父亲从被摧毁的犹太教堂的瓦砾中捡回来的一块大理石给了他启示——这块大理石上雕刻着一个希伯来字母，父亲告诉他这个字母来自于“十诫”之中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他毅然决定留下来陪伴着父母，任由签证最终过期。
1940年，弗兰克尔担任罗斯希尔德医院的神经科主任。当时纳粹对犹太人出台了“安乐死计划”，身体或精神有疾患的成人或儿童都要遭屠杀，弗兰克尔为了挽救犹太患者的生命，冒着生命危险故意做出很多错误的诊断，比如他会把一些精神分裂症诊断为失语症，这样患者就会被安置到犹太养老院中而不是被处死，从而救其一命。
1941年，弗兰克尔与妻子、父母一起被驱逐到某个犹太人集中营。半年后，身体虚弱的父亲在集中营中因饥饿和肺炎而死去。哥哥及其妻子则试着经由意大利逃亡，但没有成功最终被遣送到集中营杀害。
尽管如此，弗兰克尔还以自己的精神病知识为集中营提供心理卫生关怀，他组织一个小组帮助新来的难友克服害怕和悲伤，后来又建立自杀监控小组。
1944年，弗兰克尔与妻子及母亲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年，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打击：在集中营中辛苦写完的《心灵的疗愈》手稿被毁、与母亲妻子分离不知生死。（实际上母亲被送往毒气室杀害，妻子被运转到德国的集中营后于1945年被杀害。）
《心灵的疗愈》 该书的手稿在他被送入集中营之前就已经构思并基本完成，主要论述意义治疗的基本概念。在钱送往奥斯辛威集中营之前，他偷偷将手稿缝在外衣的里面。到了奥斯维辛时，他被迫脱掉完好的外衣，换上一件又破又旧的外衣，这样手稿就丢掉了。
视若珍宝的手稿丢失，对他的打击特别大：“我感觉就像是一个不得已眼睁睁看着他的孩子被杀害的父亲。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我的精神之子，我希望即使我死在了集中营，它仍能幸存下来。”
之后，弗兰克尔一直怀揣着能够重写手稿的强烈愿望，这是支撑他活着走出集中营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兰克尔与母亲、妻子分别，三年间辗转四所集中营，受尽非人的折磨，他不再是精神病学专家，而只是一个编号为119104的囚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挖沟掘土、铺设铁轨等重体力劳动，同时还要忍受着饥饿、寒冷、殴打，以及无时不在的死亡威胁、内心无尽的恐惧，还有对亲人无休止的思念。正是在集中营这种极限情况下，弗兰克尔“领悟了人类诗歌、思想、信仰所欲授予人们的最高天机：人通过爱并在爱中得到拯救。……当人们处于绝对孤寂之中，不能以积极行动表现自己时，唯一可实现的只是用正确方式——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苦难，即使在这种处境下，人们依然可以在对心爱的人的深情思念中求得自我实现”。而且“爱远远超出索爱人的人身存在。爱的深刻意义体现于精神生活，根植于内心世界。至于所爱的人是否真的在身边、是否健在，都已不再重要”。
对妻子的挚爱与思念让弗兰克尔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而对学术研究的不舍和完成作品的期望同样是支撑着他坚持下来的力量，他把所有遭遇以及他自己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并从职业角度对囚犯们在集中营监禁期间所经历心理变化进行观察，将之分为三个主要的心理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入集中营对可怕环境的适应阶段，主要特征是震惊与否认；第二阶段是对集中营生活完全适应阶段，主要特征是冷漠与麻木，同时又烦躁不安；第三阶段是重获自由阶段，会有人格解体现象，此时更需要情感和精神的支持。
面对集中营囚犯的典型特征，弗兰克尔一直在思考：“人到底有没有自由呢？在任何特定环境下，人到底有没有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做出反应的心灵自由可言呢？”
对此，弗兰克尔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更在实践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表明，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实例证明：冷漠感可以消除、烦躁情绪可以克制。即使在如此惨无人道的摧残身心的条件下，人依然能够保存最后一点的心灵自由和思想独立。……人的最后自由——人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正是这种无法剥夺的心灵自由，赋予人生以意义和目标。”
在集中营中，弗兰克尔在默默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只要有可能就会着手进行细致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工作，采用个人治疗或集体治疗的方式，以尼采所说的“知道‘为何’活着的人几乎能够忍受任何‘如何’”这句话作为座右铭，为那些企图自杀的人指明“为何”而活，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让他们认识到人生还有所指望。
重燃生命热情
1945年4月27日，美国军队解放了图客海姆集中营，弗兰克尔获得了自由，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为羸弱，体重只有37.5公斤，还患有心律不齐，心肌可能受损，三个手指冻伤。
8月，弗兰克尔回到维也纳，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陆续获悉妻子、母亲还有哥嫂均已命丧集中营，与亲人重新团聚的期望化为泡影，情感依托与精神支柱瞬间坍塌，他开始质疑自己所经受苦难的意义，情绪变得极度沮丧，甚至想要自杀。
在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弗兰克尔强忍失去亲人的悲伤和痛苦，努力战胜内心的绝望感，重写《心灵的疗愈》的第三稿并出版，以此作为大学教职资格的论文，从而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教席。他还仅仅用了九天时间就口述出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人对意义的追求》（德文版）。
“我不停地口述，三个速记员轮班替我打字，才有办法写下我每天从心灵倾吐而出的。”
此后，弗兰克尔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重燃生活的希望，先后出版《实用心理治疗学》、《时代与责任》、《存在分析与时代问题》、《心理治疗中的意义问题》、《面对意义问题的人》等著作，并担任维也纳神经病学门诊部主任、维也纳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大学开设讲座和巡回讲学，并最终在1985年获得心理学界的至高荣誉奥斯卡·普菲斯特奖。
牛顿说：“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而对于弗兰克尔而言，真理的来源却是人生苦难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