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北大半工半读

柳哲

北大“偷听生”，早有耳闻。据说在蔡元培先生主校北大的时候，北大“偷听”之风，已经风靡全校。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竟然在北大也有过短暂的工作，差事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临时工吧。据记载，工资是8块大洋。当时北大教授的工资是多少？都在二三百光景，可见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有天壤之别。不过这不起眼的八块大洋，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心满意足。这足可让他在北大生存下来，最为关键的是可以在北大听课学习，博览群书，广交朋友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进修”、“旁听”。当时的“旁听”，是需要办手续，缴费的那一类，相当于现在的“进修”。当时的“偷听”，相当于现在的旁听，是免费的。北大毕竟只有一所北大，在当时招收的名额，也毕竟有限，加之当时学费昂贵，平民百姓的贫寒子弟，只能望洋兴叹。全国一大批有远大抱负的青年，都从全国云集北大，而作为平民校长的蔡元培，又爱才、惜才，默许北大可以“偷听”，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借助北大的旁听之便，曹靖华、瞿秋白、毛泽东、贺恕、冯雪峰、成舍我、周作人、李苦禅、沈从文、丁玲、杨沫、金克木等等，游学北大，化蛹成蝶，功成名就，梦想成真！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大是在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达北京。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９月底，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仅解决了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还与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有了交往。在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作报告及解答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颇受影响。

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采访时，曾这样回忆道：“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据史料曾有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党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革命烈士贺恕，曾经与毛泽东、瞿秋白一起度过了一段北大的“旁听”岁月。贺恕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并肩奋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１９１８年，毛泽东给贺恕写信说，他同蔡和森已做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现留在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一边听课一边协助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管理图书，希望贺恕接信后，即刻动身。

贺恕到达北平后，就被毛泽东领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李大钊对贺恕说，他已经与哲学系和文学系的先生联系妥了，让贺恕明天就去听课。在听课期间，贺恕结识了常常以记者身份来听课和去图书馆看书的瞿秋白。他们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畅谈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理想的看法和观点，期间，甚至还结伴拜访了鲁迅先生。１９１８年底，贺恕结束了北大的旁听生活，背着从北平购置的各种书籍，返回了家乡。而在北大当“旁听生”的岁月，则成为了他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毛泽东在北大半工半读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先后二次，但在北大加起来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但这短短半年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收获了爱情，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并且旁听了邵飘萍、胡适等教授的课程，他在北大图书馆博览群书，让他大开眼界，从而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北大是毛泽东的发家之地，对于毛泽东，北大有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条条大道通罗马，云程有路志为梯。毛泽东的成功，永远是是我们的榜样！又是一年高考季，但愿所有有志学子，不论高考是否顺利，只要理想不灭，如毛泽东那样“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决心，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何愁事业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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