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父亲

2017-06-18  本文已影响0人  草丛长风

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充满人性与人情的节日:一个是母亲节,一个是父亲节。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关爱与思念父母的机会。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铭记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不管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

对于母亲,我写过的好多作品中都提过,还有几篇是专门写母亲的。而对于父亲,我几乎是很少提及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心中没有父亲,并不等于我不怀念父亲。只是在我的心里,虽说过往的故事中有父亲,而父亲却几乎是没有故事的。嗯,在往事尤其是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重要性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以致小到近乎没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异常沉默寡言的人,他几乎是不说话的,这在方圆十里八村都是极为罕见的。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我一生中听到父亲说的话,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和人见面打招呼一类的话在内,父亲说过的话,绝对没有我在一节课上给大学生们讲的话多。陌生人初见父亲,要想从父亲嘴里抠出几句话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好像在父亲看来,说话干什么?有什么好说的?所有的活儿和事儿,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父亲的主要表达方式,就是行动。语言都是虚的,行动才是实的。

由于奶奶过世得早,爷爷就一直和我们一起住。父亲和爷爷只管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再就是管理自家的菜园和自留地。家中里里外外所有的一切大事小情,都是由小脚的母亲打理的,父亲从来不闻不问。我们不论有什么事情,都是回家问母亲怎么办,从来不向父亲讨主意。即使是家里没粮食了,吃了上顿没下顿了,父亲也不管。干了一上午农活的父亲晌午下班回来,即使见家里没做午饭,也是一声不吭,就躺在里屋炕上闭上双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没睡,下午还是继续去生产队里干活。待到晚上,母亲借到了一升或一瓢的粮食,做饭了,父亲则是见饭较少,就少吃一些,然后睡觉,啥也不说,就像是一个外来的沉默的帮工!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父亲当过四五年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当时的政治队长是一把手,生产队长只是二把手,专管干农活的。作为生产队长,父亲也是极少说话的,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也就是蹦出来三五个字音。父亲领导社员干农活儿的方式,很像是一只头羊。每天早上和午后,那个挂在两棵大叶青杨树之间,召集社员上班的钟声,都是父亲去敲响的。等到社员们都到齐了,父亲也不说话,扛起农具就往农田里走,社员们见状也就陆续地跟着父亲走。到了劳动中间需要休息的时候,父亲就先坐下来抽烟,大家也就停下来休息。待到休息的时间差不多了,父亲就收起烟袋,站起来开始干活,社员们就也跟着站起来开始干活。

在极端贫困的日子里,我们吃的最多的是稀粥和面汤,因为这都是可以多加水的食物,也就是以水充粮。当然,这还是度过了吃榆树皮的恐怖日子,已经好多了。最难度过的季节,是每年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春天虽是充满希望的,可离希望的实现还很遥远,别的季节就好办一些了。我还记得,是夏末秋初的季节,这个季节离收获的希望较近了,虽有青菜,可还是没有粮食吃,母亲就将自家在菜园边按种的苞米,掰下来两三个苞米棒子,剥掉外皮,用萝卜丝擦子将苞米棒子上的苞米粒擦成碎末状,然后再加以茄子和线豆什么的,做成稀汤喝。我们很高兴,将其视为美食,尤其是咀嚼到一颗没有被擦碎的囫囵苞米粒的时候,那可是一种吃到粮食的享受。父亲见我们吃得欢,喝了一碗就放下了碗筷。母亲见状忙对父亲说,够吃的了。意思是父亲还可以继续吃的。父亲则一声不吭,没听见似的,去里屋躺下了。

母亲虽然性格温柔,但总是爱唠叨。母亲常说的话就是,从小没了娘,一生命不强。母亲九岁的时候,我的姥姥就病逝了。母亲就经常将自己悲苦的命运,与从小没了娘的事实联系起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经常哭泣的。哭的直接原因,就是愁吃的,愁穿的。为我们缝补破旧衣裳的时候,有时就扎了手,这时就突然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儿,就好了。对母亲的唠叨,父亲很无奈,也很烦,因为他解决不了母亲唠叨的问题,有时就躲到里屋躺着睡觉,不听母亲的唠叨,这时母亲就更生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躺在里屋的父亲,其实并未睡觉,而是在流泪。我当时就特别地惊讶,我是从未见过父亲流泪,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的父亲,竟然也会流泪!惊讶之余,我又震惊般的难过,就忍不住也流泪了。母亲发现了我的异样,就问我怎么了。我只好悄声地告诉母亲,说父亲哭了。母亲听了,马上就停止了唠叨,而且突然地就泪流满面了。

我几乎没有发现父亲主动和爷爷说过什么话,更没有任何聊天性质的说话。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父亲都是先尽着爷爷用。爷爷和父亲都会抽烟,买不起烟末,又舍不得在菜园里种烟,就在壕边墙根等什么地方,栽上一垄半垄的旱烟,父亲专抽烟梗子,烟叶都是留给爷爷抽的。父亲和爷爷都会喝酒,姑姑在爷爷过生日的时候,会给爷爷装二斤散白酒,爷爷就倒给父亲一杯,父亲则一言不发,再推到爷爷面前。爷爷有时会说一句,叫你喝你就喝,发贱!父亲也不吱声。有时姑姑也会装一斤酒给父亲,父亲通常是自己喝一杯,然后就都给爷爷了。逢年过节,家里若是杀了一只鸡,母亲会把鸡胸或鸡大腿的厚肉,给爷爷和父亲吃,父亲都是一声不吭地把肉夹到爷爷的碗里。有的时候,白菜锅里放了粉条,母亲都是给爷爷和父亲的碗里多盛一些粉条。父亲见了,不是将其给爷爷,就是把菜再倒进锅里,自己再盛白菜吃。母亲便会生气地抱怨父亲,说他主贱,天生遭罪的命。父亲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

在那个极为贫困的年月,人人都想占一点儿集体的便宜,成年人的偷窃,是经常的事情。谁当了队长,有了权力,自然就有了占生产队里的便宜的好机会。可是父亲在当生产队长四五年间,就从来没有占过生产队“一指头的便宜”。这是一句我母亲在和东西院的邻居们聊天时,经常说的抱怨父亲的话,也是父亲不占便宜的最好证据。这话不仅我相信是真的,我家的街坊四邻也都是相信的,尤其是那些家庭主妇们。因为在村里,谁家每顿饭吃什么,大人孩子穿什么用什么,那是无法保密的。一旦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那是全村都能闻得到的。

在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年代,饥饿的村民们也只能占集体的便宜。春天生产队剥花生和种花生的时候,就偷吃花生种子,有的还偷吃苞米种;夏天和秋天则偷吃生产队果园里的苹果,偷吃地里的生地瓜,还有生吃苞米棒子,更多的则是偷吃秋后成熟了的花生。而父亲是绝对不动一口集体的东西的。即使有的时候,政治队长很人性地说,大家都累了,也饿了,今天就吃点花生吧,社员们马上就开吃,而父亲也是一粒不动的,他只是坐在地头上抽烟。父亲抽烟从来不从鼻孔里出烟,只是把烟抽在嘴里,再吐出来。母亲知道父亲是不会吃集体的东西的,就很生气,因为吃了集体的东西,回家自然就会省一些饭菜。有的时候,母亲就因此数落父亲。而父亲则是,要么就远离母亲的唠叨,要么就会不耐烦地说,占小便宜(干吗)!母亲则反驳说,我也没见你占到大便宜!有的社员下班时,会在身上藏有花生、地瓜、苹果、大豆,以及其他粮食什么的,带回家里。大家对此也是心照不宣,有的时候被政治队长检查出来,自然是要挨一顿批评的。可是我沉默的父亲,不管是当普通社员,还是当生产队长,他的身上从没带回家一指头生产队里的东西。

因为沉默的父亲,几乎是不说话的,所以也就从没口头教育过我们如何处事,如何做人,自然也就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在过去的传统式家庭教育里,父母对孩子的打和骂,通常是教育的最主要方式。常言道:打是亲,骂是爱嘛。还有就是,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是从来不管的,也就几乎是从来不打我们的。我使用“几乎”一词,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我的一生里,是打过我一次的,而且就只有那一次。我永远都记得,那唯一的一次挨父亲的打。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晌,我和几个小孩子去杨树林拾草拔蒿子,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道河北侧的头排地,那里种着生产队的苞米。当时我们几个孩子都饥饿难忍,就想去掰集体的生苞米穗吃。我们都知道这在是偷集体的东西,是错误的,可是又耐不住肚子的饥饿。我们当时还小心翼翼地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看见之后,才快速地就在苞米地里寻找并各自掰下一穗嫩苞米,迅速撕开外边绿色的包皮,就开始啃食。生吃的嫩苞米,虽然还有一点甜味儿,可是并不好吃,煮熟了吃那才是美味。我们咀嚼得满嘴丫子流白浆,有点腥甚至有点恶心,可是总比饿肚子的滋味强啊!我们吃完生苞米,还把苞米骨子埋在沙地里,以免被人发现。

我回到家里,刚把拔下来的青蒿子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晒好,回家坐在炕头的炕沿上歇一会儿,母亲当时正在烧火做饭,就听见有往屋门旁边的墙上闯铁锨的声音,我就知道是父亲和爷爷回来了,我也没有在意,还在炕沿边垂着双腿坐着休息。这时,父亲匆匆地走进来,直冲着我怒声问道:你刚才干什么了?!一看父亲的脸色,我就傻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不自觉地出溜到地上,就在炕沿前站着,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干什么呀!天地良心,我当时真的不是撒谎,真的不知道父亲问的是什么。

父亲于是大怒,抬起赤裸着的右脚,我记得当时父亲的黑色家织布的裤腿是挽在膝盖下的,父亲一脚踡在我的左胯骨处,其实也不是很疼,只是我从来没挨过父亲的打,这阵势把我吓懵了,我不自禁地“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而且同时我感觉一股热流顺着左腿流了下来,“哗哗”地淌了一地,我的裤衩都贴到大腿上了。

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见状,马上起来,护住了我,冲着父亲吼道,你打他干吗?父亲说,你问他!母亲就问我干吗了。我当时嚎啕大哭,抽泣得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母亲就又厉声问父亲,他怎么了?父亲说,偷队里苞米啃!母亲见我在大哭,还吓得尿了裤子,就一把搂过我。母亲突然看见我肩头被背青蒿子的绳子,勒出来的红色的痕迹,还有我身上被青蒿子染成一块块绿色的白背心,母亲心疼了,突然地就朝父亲发火了,母亲大怒道:他拾了一上午草,饿了啃一穗苞米能怎么的?哎呀,你这积极进步啊,你有能耐把他抓起来,送大队去吧!你打孩子有能耐了!有能耐你别让孩子挨饿啊!

见母亲替我说话,我就委屈地情不自禁地更加放声大哭了,然后就是抽泣个不停,母亲急忙给我又摸又揉又拍的,我却是怎么也止不住抽泣和哽咽,像是得了抽搐病似的,还干呕。母亲便一个劲儿地安慰我,一边安慰还一边数落父亲。父亲便不再说话了,而且是一声不吭,然后到街上撮了一铁锨的干沙子,撒在我尿了的地上,然后又用扫地笤帚,把浸湿了尿液的沙子扫进撮子,倒进了门前的洋坑里。然后,父亲就到里屋躺下了,午饭也没吃几口。虽然母亲是护着我的,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偷吃生产队里的任何东西了。

晚年的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是哪一天开始患病的。最早发现父亲健忘的,自然是母亲,但是母亲也没太在意,年纪大了,好忘事也是正常的。等到后来,我们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的病症。父亲当时唯一知道的和主动去做的事情就是,一到腊月底小年过后,也不告诉母亲,自己就套上牛车,到五六里之外的“哈大”公路旁汽车站,等着接我和妻儿回家过年。一天不落,直到接到我和妻儿为止。接到我们后的父亲,和每次一样,也是不说话的,他的心情都表现在那充满皱纹的脸上和行动上了。我们主动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嗯嗯”的答应着,仅此而已。

后来把大夫请到家里给父亲看病,大夫说这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而且程度很重,已经是无药可医了。我们都担心这样下去,会拖累年迈的母亲吃不消。可是几个月后,父亲就走了。走前几年的父亲,就更是个沉默的人了。父亲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一生,应该是有一些想法和看法的,可是沉默的父亲,连一个字都没说!

父亲生于一九二二年,农历八月初一;去世于一九九八年,农历八月初八。

                                                                    2017/6/16 17.05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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