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专家名师都说：读经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读经
看点新京报一篇长文报道《读经少年九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在这开学之际激起关于读经问题的热烈讨论，于是更有人扒出早在1935年就有的读经问题大讨论。为此，外滩君专访了著名文化学者鲍鹏山，梳理了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余党绪，以及诗人作家冉云飞的观点，听一听他们是怎么看待读经的，以及分别站在自己的经验立场上提出了哪些切实有效的建议和看法。
编辑 | 马用雷
历史可以参考，现实和未来更需与时俱进的精神，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少儿读经的问题，又会牵出哪些千丝万缕的问题，如何为中国家长和孩子给出切实有效、专业合理的建议。
为此，外滩君专访著名文化学者鲍鹏山老师，他就事论事地提出了关于最近“读经热”的感受和观点，为我们“正视听”，“明是非”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他指出读经本身不成为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经典，如何读经。关于经典阅读，语文特级教师余党绪和诗人冉云飞分别从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学习古诗文的原则和目的亦分别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Part One
著名文化学者鲍鹏山：“读经就是教育”
“新京报的报道完全否定读经，有失偏颇，这是完全不懂教育的人才会说的外行话。这恰是教育上很无知的一种观点。”
“如果让我选择，我可能宁愿选择站在王财贵的立场上，虽然他做法上有些极端和偏激的地方，但新京报整个大方向就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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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弟子规》败坏国学教育的罪魁祸首 - 外滩教育 - 腾讯视频
说到底，教育本身就应该读经典。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不提倡读本民族的传统经典，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荒唐事。
“读经”本身不成为一个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这是基本常识。
且试问，一个民族连它的文化经典都可以不读，还有什么够资格拿来读的？西方民族也不会不读他们的《圣经》、柏拉图、苏格拉底……
当然，我们是可以批评王财贵等人的做法是极端的。
极端一： 要求必须读经三十万字。对现代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即便是专业人士或者研究人员也不过如此。
极端二：把学生放到一个封闭环境里读经。这显然不利于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
极端三：不能只读文化经典，不管其他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学习。
极端四：只背诵、不讲解的做法显然也是不对的。
只不过，对于传统文化经典关键在于要怎么读？
我们在浦江学堂的做法加起来也不到十万字，主要读的就是“四书”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上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内七篇》，以及佛家经典《坛经》。
读经的顺序，就是先读“四书”，因为儒家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亦是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养成的核心，此为“养正”，只有这样孩子们走入社会后遇到各种问题才能保持一个正确的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这个阶段从小学一年级7岁之后即可开始，为时三年；
之后是道、佛经典，目的是让孩子成人后能胸襟广阔，对人性丰富性和世界复杂性能有较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懂得善解人意的重要性，防止孩子走极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毕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此为“培大”的阶段，从小学高年段开始，四五年级，为时两年。
经过“3+2”至少五年的打基础，我们才有底气希望通过完整的国学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学习，让孩子获得中国文化传承，形成中国人独有的人文气质和修养，成为在社会上有正面影响力的人物。
Part Two
语文老师用批判性思维与经典“对话”
当代阅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功利性强。把读书变成了考试，变成了拿高分，似乎读书就是为了钱财万贯、大好前程；二是干扰太多。信息时代，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每种声音背后都有着不同立场，而真正实际有用的专业建议被掩埋在信息洪流中。
古典阅读的那种神秘感与庄严感荡然无存。
于是，对于经典，我们提倡做“沉浸式阅读“，但”“沉浸”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四书五经”，“四大名著”，还是来自域外的经典著作，都是如此。“沉浸”并不必然带来追问与反思；相反，它倒更倾向于消弭价值对抗，抹杀情感冲突。“沉浸”也不能导向平等的对话，其建构的价值也不可高估。
主张“沉浸式阅读”的初衷是为了引导阅读，但不能因为学生远离了阅读，疏离了经典，就主张年轻人一脚跳进历史，“浸”入经典而忘我。“沉浸”而没有超越的勇气，“共鸣”而缺乏质疑的能力，这不是经典阅读应取的态度。
余老师认为：“真正的读者，首先必须是个批判者。批判的姿态，才是经典阅读应有的姿态。批判，才是对话的起点，也是建构的开端。”
有人说，没有积累，何来批判？这其实是对积累与建构的误解。只有经过批判的内容，才可能被纳入主体的知识积累与建构。
阅读应该是一个交互式的对话过程。没有批判，哪有对话？没有对话，哪有建构？
Part Three
诗人用经典来寻找美的生活
中国古诗文浩如烟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读完所有的一切，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读完所有的一切。当然经过三千年的文化积淀，的确也积累下了一些较为经典的东西，等着我们后人来学习。
古诗文在白话文已然流行近百年的今天，其实际用途已完全减弱——只有在对联、赋文、墓志铭、修谱等少数领域人们还在使用——在考试中所占比例比较少，在实际就业中基本没有用途，这样就使得学习古文就像习毛笔、练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爱好。
另一方面，一切完全是文化搭台的经济勾当，大学利用纳税人的钱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学平台，成为学校、个人谋私利的圈钱的绝佳机会。事实上，带着实用目的非常商业化的所谓学古文化，只不过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具体谈到如何学习古诗文方面，冉云飞说：“热爱生活是我所选古诗文第一大准则，也就是说我所选文章充满生活气息，让人看到并喜欢生活的美好。”
其次，“我希望学生（或读者）从选文里懂得爱，而不是完全没有辨别力的只知道看重孝。孝不只是顺从，是晚辈单方面发送的‘爱’；而这种‘爱’不可以由长辈再返回给晚辈，因为长辈的‘爱’回复给晚辈的时候已经叫‘慈’。”
表面看上去双方的“爱”只是字眼之间的差别，但懂得传统中国家庭权力结构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历来强调长辈的权威，所以这种“爱”之表达的字眼差别，其实突出了权力秩序的差序化格局。
换言之，爱的非平等性，成为家庭权力差序化格局的一部分，而不是爱的一种天然互动。“因此我觉得表达一种对等之爱的古诗文，是我着力寻找并表而出之的。虽然这样的东西不多，但总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应该花点力气将其钩稽出来而让世人知晓。”
像何薳的《春渚纪闻》里记载的苏东坡轶事，不少人是不屑讲出来的。“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这事可能不一定有，但从苏东坡的性情上来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样的轶事对于了解苏东坡生活态度和苦中作乐的本领，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
不仅如此，就像杜甫这样在许多人看来过于严肃的人，其实像他《江畔独步寻花》的七首七绝里也不乏可以用心体会的幽默，如“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繁枝容易纷纷落，嫰蕊商量细细开”。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真的懂得他的诗心与彼时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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