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背锅侠王安石

靖康之难，是指宋朝的1126至1127年间，来自北方的女真族--金政权攻陷北宋京师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掳走皇帝宋钦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及几乎全部宋太宗一系的赵宋皇族、后妃、官吏及逾十万首都平民的重大战争及灾难，堪称北宋末年的大屠杀。而开封城破于宋钦宗靖康元年（丙午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因而也叫丙午之耻。

靖康之难的诱因可以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而战争爆发的火药桶便是幽云十六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幽云十六州东西宽约600公里，南北长约200公里，总面积约120,000平方公里。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山的西北。所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自秦汉以来，此地区自古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战略要地，历朝皆派有重兵驻守。

燕云十六州

从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后，中原王朝至此无险可守。契丹骑兵可在一马平川的广袤平原纵横驰骋。契丹民族也得以更好的接受农耕技术，从单纯的游牧民族过渡到游牧与农耕相交杂的民族。 隋朝杨素有诗《出塞》，当中有一句，“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故而我们中原华夏民族一直有个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认识，这就是一个民族归化的问题，当契丹民族进入中原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汉化与否的问题。而汉化不汉化都要完蛋，当年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而今安在？好像有点扯远了，文归正题。

到宋朝开国，宋朝面对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赎回失地。宋朝还在河北南部兴建“北京”大名府和辽国对峙。到了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好大喜功的宣和君臣趁辽朝忙于应付东北部女真族完颜阿骨打部的兴起，计划与女真部，也就是后来的金，两面夹击灭辽，趁机收复幽云十六州。但事与愿违，孱弱不堪的宋军和腐败的统治阶级可让宋朝在伐辽战争中丢了大脸，自王安石熙宁变法以来积蓄扫荡一空。金朝在这个时间节点充分认识到了我大宋王朝的真面目，挥师南下，靖康之耻由此而来。

康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列宁同志所说的“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联金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宋徽宗以及六贼蔡京、童贯、王黼等辈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王安石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与庙廷。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当时的人认为王安石变法乃是变乱祖宗之法，与民争利，聚敛害民。而这些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成为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先生在《宋论》中已经指名道姓将王安石痛斥为小人、权奸，与蔡京、贾似道相提并论【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諓諓之辯，硜硜之行，奚足道哉！】。认为他是导致北宋亡国的第一等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其原因就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造就了新旧党争的广阔舞台，再加上从此以后新旧党轮流把持朝政，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互相争权夺利，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已。”故而，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影响后世大部分人的观点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维系法统，政治正确而已。至于，靖康之难的祸首是王安石，那可是太过于牵强附会了，要说王安石和这种情况的形成有无关系，那可以说是有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将“国是”之争也就是政治正确或者路线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将党争与”国是“之争相结合。但是，靖康耻的板子无论如何打不到王安石头上。要说在激化党争中起到的恶劣作用。旧党诸君子丝毫不差于新党，甚至犹有过之。开始的乌台诗案是改革派打击守旧派，之后又来了个元祐更化尤其是车盖亭诗案，新旧党争从此愈演愈烈，也就是说从这以后，党争就超脱了正常的政争范畴，走向极端化和残酷化了。

北宋中后期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和皇权斗争却又是息息相关。徽宗即位之初，本来是想调停新旧之间愈演愈烈的党争的。在新党曾布（《宋史》将曾布列入奸臣传，但梁启超称他是“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的协助下，启用了一部分在绍圣述时遭到打击的旧党分子。但是呢？旧党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大力恪守冰炭不同炉的君子小人之道，大肆攻击新党。不仅把曾布排挤出朝堂，还惹怒了徽宗。再加上新党内部斗争，蔡京的上台。于是北宋最为残酷的”崇宁党禁“就到来了。徽宗彻底的抛弃了旧党。

徽宗本人比较喜欢儿子赵楷，不喜欢太子赵桓。身边的那些亲信，也屡有易储的谋划。后来金人南下，慌乱之中，徽宗被迫内禅，传位太子，钦宗即位。在暂时解决了开封危机之后，得即大统的钦宗首先想的并不是怎么积极御敌，防备金人下一次进攻，而是忙着搞政治清算。软禁徽宗，确立自己绝对的皇帝地位。于是，打着旧党的旗号，清算蔡京之流打着新党旗号的人再合适不过了。当时开封流传一首”十不管“的民谣。将这个丑态反应的十足。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太原被围，万分危急，朝廷却派程颐的学生杨时去整顿太学；不管怎么防备来年秋天金人的再次南下，却要求恢复王安石变法时期废除了的《春秋》课程；不管给开封城楼上添加炮石，却要把王安石从孔庙十哲的地位上拉下来；不管被金人扣为人质的肃王，却在议论废除王安石的舒王爵位；不管东京安危，却想着怎么惩治蔡京等徽宗羽翼；不管河北兵危，却在为怎么科举考试吵个不停；不管二太子斡离不可能再次南下，却急着立太子，彻底稳固自己帝位，断绝徽宗复辟的可能。

可以看出，在如此危机的时候，旧党与急于稳固自己帝位的钦宗在做着一场对于新党从政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反攻倒算。无论是整顿太学，科举改革，拉低王安石的待遇，都是意识形态上的清算。可见，意识形态的斗争下，将责任向王安石头上推，此时已经略见端倪。

后来开封城破，北宋皇族几乎一网打尽。被金人立为伪帝的张邦昌，本身也不愿意当皇帝。所以请出来了一位北宋皇室：哲宗的孟皇后来安定人心。

这位孟皇后，是宋哲宗在他奶奶高太后的主持下册立的皇后。哲宗自然不待见他那“垂帘听政”的奶奶。所以高老太一死，他就立马开始反攻倒算，打击旧党势力。这位孟皇后当然逃不过政治清算。在新党大臣的协助之下，哲宗废了孟皇后。孟皇后从此在开封的寺庙修行，所以才幸运的逃过了劫难，没有被北掳。 孟后出来后，写信给在赵构，拥立赵构登基称帝。赵构这边，早想着当皇帝了，要不然也不会手握重兵坐视开封陷落。真可谓求之不得。孟后的出面，等于是给赵构即位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这点很重要，因为当时赵构父兄皇帝都健在，又没有长辈存在，孟后是他伯母，又是曾经的皇后，由她来确认赵构的帝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这便涉及到一个问题。孟皇后是废后，是废后自然就不是皇后，这个法理证明也就成问题了。那么就必须得证明当初废孟后是错误的。那当初是谁废的孟后？哲宗，是谁协助的？是新党诸位。好，新党就被钉上奸邪的标签。只有新党是奸邪，孟后才是对的，孟后是对的，那么赵构就也是对的，他当皇帝才有法统依据。

所以，南宋确立的政治正确就是崇旧贬新，只有彻底打倒新党，法统问题才会稳固。至于新旧之间国是之争，变法不变法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赵构关心的。再加上南宋中后期理学的兴盛，作为学术对手的王安石新学，当然成为了理学打击的对象。有什么能比将靖康耻归结到王安石头上更能打击王安石的学说呢？所以这个黑锅就这么扣在王安石头上。

丢了半壁江山，总得要个说法。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徽宗、钦宗、高宗这爷仨，但是皇帝哪能有错？责任自然是臣下的。是蔡京童贯的，是章惇蔡确的，是王安石的！这就迎合了南宋的政治正确。所以后来元修《宋史》，因为成书时间短且仓促，直接就大量的引用了南宋的官方论调，以至于新党主要成员，除了王安石外，携手同行都进了《奸臣传》。

千秋岁月，这个黑锅，王安石自然当仁不让就顶在头上了。

以上

2018年8月1日 多伦多 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