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用人之道

        读完《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之后，对蒋的用人脉络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军阀林立，群雄混战的年代，来自浙江溪口的一个盐商之子，能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他是靠什么成为统治中国几十年的民国总统呢？一方面蒋介石精于世故，善于权谋，政治手段特别圆滑，加上与宋美龄的结合，政治资本和财力进一步加强。另外一方面蒋介石很会笼络人心，手下有一批得了的干将。

      在大革命后期，孙中山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成立黄埔军校，任命蒋为校长。刚开始，蒋以为是一个闲职，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建立属于自己军队的绝好机会，可以利用校长的影响力，拉拢一帮为自己效力效命的队伍，他用心谋划，有黄埔军校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打造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黄埔军人集团，这支军队远超各地方军阀，不管是人员装备上，还是军队素质上，他完成了从“土八路”到“洋军人”的跨越，成为他以下打天下、坐天下的基础。

      也是这样的起家，蒋千方百计的把这支军队抓在自己手中，不断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军事集团。他有一套独特的识人用人之术，他霸道自负，敢用无德无能之人，他选人用人的一个最根本就是“忠”，忠于他的人，哪怕是声名狼藉的人，如汤恩伯，他看重的是能为自己所用，对自己命令的绝对服从。纵观蒋介石军政生涯一生，他重用的人必须具备两个：第一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或学生，第二是浙江同乡。从被蒋重用的国民党“五虎将”（“干将”陈诚、“忠将”顾祝同、“福将”刘峙、“飞将”蒋鼎文、“虎将”卫立煌）来看，他的用人管理自有一套。

      第一，重用黄埔学生，这是他用人选人的第一个标准。这方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陈诚。陈诚是黄埔一期学生，出师北伐前仅为一个团长。宁汉合流后，严重辞去ニ十ー师师长一职，保荐陈诚升任，但在龙谭战役后被何应钦以作战不力免去师长一职，陈诚、何应钦交恶由此开始，直到1929年春，陈诚才正式担任十一师师长。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整编部队，还是一个“中将”。到陈诚升到“一级上将”时，刘峙还是“二级上将”。抗日战争期间，刘時、顾祝同、陈诚三人虽然都是战区司令长官，但1944年陈诚就做了“军政部长”，有指挥二人的权力。1946年任“参谋长”时，顾祝同则是他下面的“陆军总司令”。陈诚是将介石部下中擢升得最快的黄埔学生。为什么蒋介石对陈诚如此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陈诚和蒋介石同是浙江同乡。“浙江同乡”这一关系，对于每一个想在蒋介石独裁集团中“飞黄达”的人都是有极大关系的，如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陈布雷胡宗南、汤恩伯、戴笠等等，都是靠了这一关系，オ比同时做同等工作的其他人易于“出人头地”的。

      第二，重用顺从自己之人。蒋介石的一个最起码的用人标准是服从自己，这是所有标准的起点。如果不能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就算是黄埔学生、浙江人本家亲属加之一身也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其实这本也不算是个什么过分的要求。因为一个领导者的下属都不服从上级命令・那这个领导还怎么当得下去？！向题在于蒋介石考验部属是否能够服从自己的手段太特别，他是对自己的手下拳打脚踢，以手下是否能够忍受且毫无怨言来衡量对自己的服从程度。个性暴烈粗野的蒋介石喜欢打人但他打人有两个特点：其一不是亲信心心腹不打，因为只有这样的人オ会受到将的重用。オ有试的必要：其二，挨打之人，只要事后无怨言。并自承其错，则打后必有重用。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黄埔军官和心腹人员，竞以能够得到将的耳光而感到无限光荣，挨了打后不仅要请客庆祝，甚至以后还成了挨打之人的资本因为可以借此来炫耀自己与校长的特殊关系。六期生戴笠，挨打之时常常是痛骂以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相加。由此也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极端信任。但在后期军统势力发展过大，引起蒋介石的警惕之后，他对戴笠就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了，以至于戴笠竟因此而自感危机，并忧心仲忡对毛人风说：“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得死在委员长手里！”

    第一个出道的黄埔学生陈明仁，别说打他的耳光，就是蒋介石错说他几句他也要据理力争，讲个明白，而决不会自认其诬，这样的耿直之人也就自然不会成为蒋的亲信内臣了，所以师长一当就是十余年，好容易四平战场立下战功当上兵团司令，不久就被撤职查办，最后这个做不了奴才的血性将军只能选择了走到人民阵营的道路。

      第三，重用无能之人。这是蒋介石用人术中与其他统治者大不相同的一点，一般的统治者都是用能人，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无能之人会因常感知足而不心存妄想。国民党军队有“福将”之称的刘峙，就是一个国民党军中出了名的一个无能之辈。抗战初期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刘峙畏敌如虎，从不敢与日寇接战。他在平汉线上不是在同日军作战，而是在和敌人“赛跑”一一未战先逃，日军在他后面想追都追不上。刘峙不是望风披靡，而是“闻”风披靡，只要得到日寇要来进攻的消息，还未见到鬼子的影子就不管不顾地首先溜之大吉。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用刘峙和顾祝同？原因说起来倒也简单得很，因为你无能，别人都不会重用你，所以你只能忠于我而不能投靠他人，至于你无能，那关系不大，各方面都占尽优势，主将能力弱一点不算什么。孰不知，统兵作战的将军指挥能力如何是军事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环。

      第四，用声名狼籍之人。这是蒋介石用人术中最不为常人所理解的一条。这一方面有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张灵甫，抗战前因怀疑妻子与人通奸而枪杀之，轰动全国，但张灵甫释放出狱后在抗日战场上毕竟打了一些硬仗，而另一个被河南人民称之为“水、早、蝗、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就不是这样了。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归第五战区节制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装备齐全并配属十五磅的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但汤本人并不善战，因为害怕敌机，每次临阵，汤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以至他司令部内的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李宗仁评价道：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不过在李宗仁看来，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致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恩伯军事方面的无能在1944年的豫湘桂大败中暴露无遗。当时在全球所有的反法西斯战场，盟军都转入了反攻，唯独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了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而发起了豫湘桂战役，几十万“国军”一触即溃，重庆震动，倘若不是后来日军因为达到了战略目标主动撤退，蒋介石很可能就不得不再次“迁都”。

      让李宗仁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汤恩伯如此无能表现，蒋介石却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对汤恩伯一直宠眷不衰。后来李宗仁终于悟透了：越是声名狼藉的人，蒋介石越是要用，因为这样的人，一离开蒋介石就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只能死心塌地地忠于蒋介石个人，而不会为他人所拉走。

      为政之要在于“得人”，为政之重在于“用人”，蒋介石身边不是没有可用的人才、能打的将军，但蒋在用人的时候，坚持非亲不用的原则，不以能力和功绩为依据，对这些人不是弃而不用，就是用而不信。

      凡是有才能的人，大都有自己的个性，这往往为那些才能平庸的小人所嫉妒，他们只知道如何迎合上级，对才能出众的人则大加攻击。如果领导者长期信任这些小人，自然就与天下英雄失之交臂了，天下也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