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简史》之孔子
孔子不厌其烦地说,孔子变着法子在说,孔子持续不断地被说。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孔子,不,应该是撩一撩孔子。
开篇的“孔子”实际上已经是两位不同的孔子了,前半截是活着的孔子,他在不厌其烦地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在变着法子向世人解释这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做人的道理。
后半截的“孔子”是身后的孔子,这已经是一种精神符号了,它一直持续不断地被说,被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目的,为了不同的需求而持续地说,包括本文。
了解中国哲学,孔子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且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们就分生前的孔子与身后的孔子来分别讲讲孔子。
孔子出生时家道已经破落,生活上落魄的孔子心中却无比崇高,因为他知道他是商朝贵族后裔。
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宋国贵族可以一路追溯到商朝的王室。周朝建立之后,商朝的贵族被安置到了宋国,其中一支跑路了,跑去建立了朝鲜(怪不得后来要一直征战高丽)。
前朝的遗老遗少往往是被后朝新贵们所蔑视的,所以宋国人就不断地被寓言故事所戏谑,比如《守株待兔》与《揠(yà)苗助长》里的宋国农民就是“傻白甜”的典型。
孔子的家庭却连宋国的贵族地位也没能保住,因为政治纠纷,他们被迫迁到了鲁国。孔子就出生在鲁国,出生在公元前551年(距今2500年了)。登记户口的话,孔子的出生地是鲁国,籍贯是宋国。
孔子那个年代,即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那是一个大牛们在各地冒泡的年代。除了本土的老子,还有印度的释迦摩尼,希腊的苏格拉底,等等。这当然是今人回望孔子的年代,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属于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选择穿越的话,估计是很少人会选择穿越去那个年代的。
处在那个年代的人,觉得当时的社会简直糟透了,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何谓礼崩乐坏?就是说简直乱套了,没有了规矩。礼,就是规矩,不同场合、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规矩。有点像春晚,主持人得换好几套衣服。还有,不同级别,不同场合,可以演奏的音乐也是不同的。既定的、传统的规矩没了,也就是说“礼崩乐坏”了。
按照现代词汇来表达就是,孔子的年代是一个屌丝不断逆袭的时代,站在贵族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礼崩乐坏(暴发户横行)的时代。
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礼,回到以前的样子,所以孔子的故事是一个落魄贵族,恢复家族荣光的励志故事。
那么,孔子之前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呢?实际上,即使是孔子那个年代的人也不太搞得清楚了,看来礼崩乐坏有段时间了。因此,孔子花了毕生时间去整理和解读古籍,企图恢复原来社会的模样。抢救性保护古籍,是孔子的一大贡献。
孔子那时的古籍是《六经》,分别是《易》、《诗》、《书》、《礼》、《乐》(后失传)、《春秋》。孔子时代的人读《六经》和我们现代人读《论语》也差不多,大家都觉得很难懂。所以,孔子开了培训班,凭借自己渊博知识及极大的耐心,讲解给他的弟子们听。
从职业上看,孔子是第一位私人教师,因为孔子之前是没有私人教师的。之前,官和师是不分的,有文化的就是当官的,当官的是世袭的,所以文化也是世袭的。
所以在客观上,孔子不但抢救了古籍,还将文明的火种散向了民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在主观上,孔子是有很强的等级观念的,他的学说与毕生努力都是在努力地维持这种等级差异。当然,我们是不能用现代的观念来苛责古人,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孔子老说“君子”与“小人”,这是从血统上定义的,君子就是君主之子(泛指贵族,即股东),剩下的就是小人或庶民(临时工)。只是后来,屌丝逆袭得多了,血统也就不纯正了,所以君子与小人才被逐渐演化为道德上的评判。
孔子所处的阶层叫做“儒”,儒生原本是依附于贵族的,后来破产的贵族越来越多,所以儒生们大量地流落到民间。他们不会种地,也不会农活,所以只好靠教授典籍为生,还有的靠在婚丧祭祀及其它典礼中“相礼”为生(司仪)。
孔子的头脑不错,看到市场需求很大,开起了培训机构,自己做了校长。他的日常工作是整理与教授典籍,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
孔子号称“述而不作”,只教授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书相当于嚼甘蔗,教的人在台上嚼,学的人在台下看或模仿着嚼,然后老师告诉学生们刚才那种味道叫做么味道。中间有了老师嚼,学生听,然后体会与理解的多道转化,要保证原汁原味肯定不可能了。所以,孔子号称弟子几千,贤者仅七十二人。
在教授过程中,孔子会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去重新推导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并给予了新的解释,然后教授给学生,所以孔子实际上是在“以述为作”。
孔子的愿景是为社会正名,以维持良好的秩序,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行其道。各行其道,就是说两条平行线,它们是不相交的,不相交也就不会吵架了,这样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用现代词汇说,孔子追求的是阶层固化,这与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是相反的。
那个年代(实际上是每个年代),贵族们(既得利益者)在主观上是要维系阶层固化的,但是总是架不住历史的潮流,在客观上社会正在由贵族社会逐步过渡到平民社会。当然,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直到宋朝,中国才真正演变为平民社会。
孔子在搭好了各行其道的框架之后,接着给人的德性提出了两点要求,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这两点要求,分别是“仁”和“义”。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决定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是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按照现在的词汇,可以说“义”就是“义务”。
“仁”的观念比较具体,它的本质是“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打个比喻,两条并行的铁轨上的火车父子司机,他们互相爱着对方。孔子认为,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仁人就是全德之人。
孔子前面的观点是铺轨道(各行其道)和确定原则(仁义),接下来就要定义具体的实施细则(方法)了。如何实行仁呢?分两个方面来实施,分别是“忠”与“恕”,合称为“忠恕之道”。
“忠”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即“推己及人”或“尽己为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之道”也叫做“絜(xie)矩之道”,即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社会就和谐了。
最后,孔子以自己的一生经历及努力,实践并升华了前面所说的责任与义务,提炼为“无所为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一个字,“倔”。
针对孔子的这一点“倔脾气”,有隐士曾嘲笑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也就是说孔子是堂吉诃德。
但是,堂吉诃德是真的“傻子”,而孔子不是,他只是倔,非常地倔。不过,他自己很清楚,他的一切努力也许都是枉费,可是他毫不气馁。这叫做“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
所以,“知命”就是“坚持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用现代鸡汤文的表述是这样的:“竭尽全力,但是依然失败。至少,我不会说,我怕得连试都不敢试!”
以上是孔子的主要观点,读起来是不是很鸡汤?检验是否是鸡汤,很简单,就看说这些话的人是否亲身去实践过?无疑,孔子的一生就是实践的一生,这是让人无比敬佩的地方。所以,即使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依然有许多追随者。
孔子对其一生的自我评价是:“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们的一生自我评价呢?这是每个人读了孔子之后该扪心自问的地方。
结合前面的介绍,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不是说“五十岁了,认命吧,等着退休吧!”孔子所谓的“知天命”是指接收到了上天的使命,说得哲学一点就是孔子认识到了超道德价值,说得功利点就是“五十岁了,我该去追逐诗与远方了”。
这句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孔子埋头做乡村教师,一直做到五十岁。五十岁那年,突然有了个机会进入鲁国高层从政,孔子心想这下可好了,终于可以实践一生的理想了。
结果很不好,不久被排挤被迫下野。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了。可是孔子却不,他反而更来劲了,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他接受到了神的指示了,好像牛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类似的经历,然后人生来了一个大转折。
下野之后的十三年里,孔子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到处找机会“下岗再就业”,结果当然是失败的,如丧家之犬(孔子自我评价),因为他所推销的产品是一个“古代的产品”。七十岁那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漂泊累了,又回到了鲁国,三年之后亡故。
总结一下,五十岁之前的孔子虽然很牛但很普通(世俗中人),就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知天命之后的孔子,逐渐由“肉身孔子”向“精神孔子”转化(超脱之人)。
孔子死后,在弟子们的努力下,逐步被认定为“至圣先师”,低位高于其它一切教师;公元前2世纪,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接受了天命,继周为王;再到公元前1世纪,孔子的地位高于王,成了神。原因是汉朝是“文化沙漠”(秦朝人把书烧掉了),汉朝人靠《春秋》治国,游刃有余,所以汉朝人简直太崇拜孔子了。
公元1世纪初(东汉),理性主义儒家占上风,孔子又回归到“至圣先师”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纪末(晚清),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又短暂复活,接着民国建立,孔子名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
其实,想撩一撩孔子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是迟迟未动手,勾引我动笔的动机是我之前零碎的一些看法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得到了证实。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的倔脾气的;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既是理想派又是实践派;孔子的光辉之处,在于是他不肯在命运面前低头,他真正地做到了为了理想而奋斗终生!
撩文嚼字,只负责撩但不负责后果,各位看官,请各自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