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之作家敢死队.09
第九章 初见拉萨
孩子要找妈妈，老人手指远方，那里是无边的青草香，是我心灵睡过的地方，睡过的地方。游子归来了，泪水湿了衣裳，涛儿河水洗尽红尘忧伤，抬头望一望，阳光万丈，我的童年，刹那回到胸膛。
——韩磊《心灵睡过的地方》
作者：张天福
在拉萨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天空很蓝，草原昏黄，可天气很冷，由于是旅游淡季，很多为游客开的商店和酒吧都关门了，街上也多是四川人和本地人，这种感觉有些萧条，却是我向往的那份宁静。
从海南带过来的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在这个尴尬的季节里，我都还没找到工作。但我向来是个乐天派，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和新认识的朋友们相处，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往返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之间。
不久，我和木木一起在市郊租了一个院子。院子是木木一个叫“张总”的朋友的，因为一时间没人住，索性就租给我们了。张总在拉萨也有些年月了，人也很好。所以，在那里遇到不懂的事情，我们都会请教他。
没有工作的那些天，我的生活很有规律：一大早起来，装上几本书，背上背包，出去吃个早餐，便坐公交车去市区了；下了车，和藏民们一起绕着布达拉宫转几圈，然后在公园的某个角落里坐下来安静地看书，看书看得累了，就漫步去大昭寺。
有时候，抬头看到那些藏民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虔诚地朝拜和祷告，心里会特别满足。由于经常要匍伏在地面上，这些朝圣者的衣服上往往布满了灰尘，身上也污垢丛生……但他们的眼神却十分平静、祥和，宛若西藏的天空、湖泊、雪山和白云。
连续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天快黑的时候，我便坐上公交车回到住的地方，然后在附近的餐馆里随便点个炒饭什么的，就回去睡觉了。
有好几天，在大昭寺的门口，我都会遇到一个汉族女孩子在朝拜。她身材娇小，衣服单薄却整齐干净，在那群朝拜者之中显得非常特别。后来，我添油加醋把这个女孩写进了短篇小说《异乡人》里头。
当我告诉苏颜那些天我都跑去布达拉宫广场和大昭寺看书的时候，她说：“你越来越像个行者了！”
听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很开心。如果单纯把生命当作是在尘世中的一场或漫长或短暂的旅行的话，我愿意只做一个虔诚的行者！只可惜生活远没这么简单。
某天晚上，大概是十一点多，一个陌生电话把我惊醒了，可惜响了一下就挂了。然后我打过去给他，才知道是小艾。
他说：“突然很想打电话给我，只是拨通电话后，又发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就挂了。”
拉萨的昼夜温差有点大，一到晚上就很冷，那些天我很早就睡了，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半睡半醒，只好跟他说：“你明天打给我吧。”
他知道我来了拉萨，可能这也是他一直想来的地方。
他说之前我在海南的时候，他写了封信给我，却最终没决定寄给我。我知道，那封信其实他是写给他自己的，只是无限困惑的他，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罢了。
很高兴能够成为他倾诉的对象，因为他觉得我没准能帮他解开某些心结，可惜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没能帮上他什么忙。
在思维活跃的时候，我有时也需要一些潜在的倾诉对象。我会把那些人想象成就在我面前的样子：母亲、潘云、易向阳、L、小艾、木木、苏颜......释迦摩尼、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罗素……起初，面对这些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我会寻求一些答案，但渐渐地，我便不会再奢望有什么回音了，只是倾诉而已。
思想的困境是所有挫折中最沉重的经历，我想，这时的小艾应该就在忍受着这种痛苦。我也曾经历过这种痛苦，或者更应该说，我也在反复经历着这种痛苦。
曾有一个很深的夜晚，我陷入很深的孤独与恐惧中，我问苏颜：“有一天，你会离开我吗？”
她说：“我从来不在你身边，又谈何离开？”
我在西藏大学附近的一个面包坊找到一份当学徒的工作，虽说是临时工，好歹包吃包住，算是收留了自己。于是我决定从原来租的地方搬出来。走之前，我跟木木还有张总一起吃了顿饭。
张总很喜欢喝酒，期间要了两瓶红星二锅头，但我和木木都不爱喝酒，他只好自斟自饮。也许是酒精的催化作用，张总吐了不少真言，和我们讲了很多他在深圳和新疆的辉煌经历。
走之前，我问张总：“我该给你多少房费啊？”
略带醉意的张总知道我现在有难处，跟我说：“没事，等你发工资了再给吧。安顿好之后，记得打个电话给我。”
我热泪盈眶：“好”。
重新安顿好住处后，我给张总打了个电话。他问我说：“一切都还习惯吧？”
我说：“还好，走这么多站，早就习惯了。”
他说：“好好照顾自己，有事打电话，反正都在拉萨，也好相互照应下。”
挂了电话，我感觉到一阵温暖。
在家里我是老大，同辈份的有好几个弟弟，从没有过被兄长照顾的体验。那一刻，只身在外的我，突然感觉张总没准就是我前世的哥哥，转世投胎到这一代，漂泊了那么久，才在拉萨相遇……
在面包坊里当学徒时，带我入门的那个面包师叫凌峰，贵州人。论年纪，他只比我大几天。但是在做面包和糕点的技术上，他却是相当成熟的了。
面包坊里，还有另一个师傅，大家都叫她董大姐，四川人，四十多岁，已经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了。得知他有个女儿的时候，我说：“董大姐，以后我要好好巴结你！”
她说：“巴结个串串！”
董大姐嗓门很高，一说话，整个面包坊都听得到。纯熟的四川口音，最爱用的口头禅便是“串串”和“算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她口中的“串串”到底是啥子意思。
面包坊里还有其他三个学徒——倪熊、西勒卓玛和丹珍，她们都是藏族人。她们干活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歌，手机里放出来的全是藏族音乐。兴致来的时候，她们还经常跳舞。
每每看到她们穿着白大褂跳舞，我总会想起电影《冈拉美朵》里，一群藏族农民在劳动时拿着工具边唱边跳边劳作的情景，简直美得一塌糊涂。
凌峰经常会跟我说：“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在工地上干活的，活儿又累，工资又低，于是我就跑了。我刚来拉萨那会儿，口袋里只有二十五块钱，是一个当地的藏族人给了我二十块钱，让我吃了一碗热面。吃完面后，我就找了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一年多。所以，现在我一直很感激那个人。”
他还说：“我来的时候，也是当学徒。师傅很严的，我经常挨他骂。一个礼拜内我必须学会晚班所有的东西。你现在运气好，晚班取消了。我还记得有个哥们，来了三天就被三哥炒了。”
渐渐熟络了，我们也会在闲聊的时候也会相互开玩笑。有一次，凌峰跟卓玛说：“卓玛，我喜欢你！”
我附和道：“我怎么办？我也喜欢卓玛！”
凌峰说：“那就尊重卓玛的意见，让卓玛从我们两个之间选一个。”
我笑着跟卓玛说：“卓玛，在我和凌峰之间选一个，你会选择谁啊？”
卓玛低着头，很害羞很小声地说：“能不能两个都选啊？”
后来才知道，有个传闻说：藏族自古以来就实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一个藏族男子，娶了一个藏族姑娘时，如果那个藏族姑娘有姐姐或者是妹妹，如果她的姐姐或妹妹同时也喜欢那个藏族男子，那么她们就可以陪嫁给那个男子。对于我们这些喜新厌旧的都市男子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却又“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啊！
同理，如果一个藏族女子，嫁给一个藏族男子时，而这个藏族男子又还有兄弟，那么，这个女子就等于是同时嫁给了他们几兄弟。在阿来的小说里，就描述了一个同时嫁给七兄弟的女子的故事。这对于一个满脑子充斥着浪漫色彩且又热情洋溢奔放的汉族女子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却又“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啊！
这当然是由西藏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那个时代，在那里，人就是核心生产力，是可以“当牛做马”的——好在现在已经废除那些陈腐的制度了。
下了班，我会一个人裹着皮大衣去上网。和往常一样，小艾依然在线：“我现在和同事们在桂林旅游，今晚的村庄真是太美了，真想走遍，但也想赶紧回广州，虽然不一定能见她，但很近。只是当年的浪荡和现代人的奔放相比，我的节奏还是慢了点。”
我说：“拉萨的冬天很冷，跟北京差不多。”
小艾：“阿福，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的小说是不是很难出版？”
“非常难！”
“哈哈，同病相怜，我也有好几天没见她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担心。我真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样，尽管我一直在努力，但还是白痴，格格不入，好像谁有句诗：‘有些东西将终生与我无缘’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管怎样，海明威被打败了，生活不是战争。这就是我这个阶段的座右铭，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想毁灭这一切。”
突然，他又把话题跳到了歌剧：“真是很奇怪，西方的美声歌剧与中国山里的民歌表现的文化是不同的。于坚说他的诗不是广场性的，而是适于室内沙龙式的。你知道的，我想到了李白、屈原、特朗斯特罗默，以及许许多多我爱的诗人，还有现代平凡中的我们。”
“那你可以学王维或者是陶渊明。”
“当然，我希望也有智性上的那种愉悦。”
“我最近跟你一样，总觉得自己太年轻，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想学的东西都学完。我说，“现在的你，真幸福！”
“是的！我感觉到只通过自己来说话太无力了！个人经历太有限了，突然觉得自己不得不分裂出去，陪伴着许多说话的主体，不满足于自身的受限。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很多策略，而且应该是经常不得不如此，这或许是诗歌发展的需要，通往自由，这包括技巧、人性等方面。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我处理不好自己对童年的那种回味、这些年的诗歌记忆以及现在该如何发声，造成我不间断感到的迷茫，过去的东西不断地要求我重新去获得诗意。我对孙悟空那种‘灵魂出窍’的本领太受触动了，好像不得不那样，我不得不暂时消失，成为别人眼中的木头人，然后自由的去解决问题。诗人被边缘化，诗歌却因此获得自由，但我还是很担心，因为那意味着更大的冒险，很有可能不能达到自己和别人的那种期待。”
我说：“你这里提及的‘灵魂出窍’很有意思，我想正是这样，思想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回到过去或者去到将来与那些永恒的思想发生交流。我这几天看王国维，他说提到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的区别……叶嘉莹教授在一场针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讲座中说，‘以无生的觉悟，要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要过乐观的生活。’这就是说，人要突破个体的局限，把自己的生命置身于时代中宇宙中去传承，去发展。这大概也是一种灵魂出窍吧。”
小艾：“确实应该这样。对，这是一种真正冒险的事业！以自我的体会，却超越于这种体会，完成人类的事业，同兰波的出走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但还是很怕。”
我问他：“有什么可怕的？”
小艾：“不知道……就像一种尝试，许多人失败了，你也可能葬身其中。”
“但你至少尝试了呀，就像我，大冬天地跑来拉萨！”
“可我永远是怀疑主义者，很谨慎。这种心态所要承受的东西未必就比那种尝试来的容易。除非是‘永恒’要我这么做，她可以给我冥冥中的东西，否则我很有可能不踏出一步。”
我问他：“你相不相信自己会成为新时代的尼采？”
“不相信！我何德何能？我在那样一个人的心中只是一个卑微的他者。”
“我觉得你有可能，关键是你要把你的思考用各种形式与人分享出来。”
“这很难，况且我也没什么可以分享，这是我与尼采的很大区别。当然，我不否认我们的命运可能会一样，因为我现在还处于坐井观天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想，你知道我的——坐拥无为，我也不屑于。在时代面前，我们还是太脆弱了！”
他又说：“你跟我说：以无生的觉悟，要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要过乐观的生活……我很是赞同，它点破了我，有生还是无生，悲观还是乐观，其实谁也不知道，说不清，我就喜欢这种一塌糊涂的感受，虽然我还是很理性的。说了这么多，我依然困惑，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我甚至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过去又如何，未来就更不用谈了，虽然你告诉了我一些，但还有更多连你也不知道的，比如，我和她的关系会怎样发展，是我有太多生的渴望了！但相对于我们的许多前人，这个宇宙，我们算得了什么呢，但依然活着，不靠什么。其实可以说的更确切一些，我们依靠的太多了，如你所说，那一切话没有好与坏，今天我真是感受到了。不和神发生关系不行？你也是我的神！”
“我才不是呢。”
“不要拒绝你自己，社工这里，也有这个讲法，你确实是我的神。佛那里也有，那不叫潜能，而是的的确确的事情，所以世界是可爱的，排除一切，到后来你还是有不得不依靠的东西。昨天我突然觉得得效仿苏东坡和于坚，但还需要李清照。”
我说：“如果真的需要追溯到古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唐宋，我觉得在中国，至少是先秦以前。”
“这我知道，不是追溯，而是突然间喜欢。因为她真可以说是一代词宗，兼具各家优点。汉语诗中正需要这种人，我们需要向这方面走。”
“但是我觉得，兼各家之所长，不如发挥自己的长处。”
“这不矛盾，诗歌需要成就了你的长处。我是说汉语诗，当然世界诗歌不可能这么说。当然这很困难，是从诗歌本身来说这种可能性，而不是说你硬要兼具别人的优点，毕竟历史中争论的事情还没有结论呢。”
我终于露了馅儿：“我对诗歌并不是太懂，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在猛补。”
“确实，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啊，如果真的要攀登上古之圣人的高度的话，最近在摸索，可能要有长时间的沉寂了。我又迷上了里尔克，现在脑子里虽然有了方向，但具体工作却很混乱，不知道怎么着手，就像以前的工作一样，想让自己沉静下来，却不知做什么，需要在许多地方下功夫，也不知道对不对，可不可以。算了，既然选择了，就先走着吧，就像做社工也是这样。我似乎有感觉得到，在现实面前，我又将两手空空。好比看着一个人，一切的欲望让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最深的哀叹留给了世界。”
“我在看佛教纪录片五台山，看到那里的佛像，觉得和我妈妈很像。然后我突然想到诗歌，里尔克，觉得那种关联是那么真实。但一般的诗人却写得很简单，不深入，没有里尔克那种趋于神秘的体验，同时也表现为广大。我觉得现代诗歌在挖掘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上，应该要有杜甫写诗的那种意志力，它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中磨练出来的。”
在拉萨极端的气候下，我很快就生病了，一连咳嗽了半个多月还是没见起色，而那时已经是十二月份了。我起初以为是感冒，去了好几次诊所，打了好几瓶点滴，吃了好几包药，还是不见成效，于是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一个一个医院地跑。
这一路上，我看到很多肉联店，店门口横七竖八地对着很多拔了毛的、被冻得僵硬的牦牛尸骨——它们被拦腰切成两段，腹内空空，只剩下一副带肉的躯壳。店里还有几台绞肉机，一大块牛肉扔进去之后出来的全是肉沫。
街边冻牛肉的气味、弥漫着在角落里的寒气、疲软无力的阳光和人们烧木头取暖之后留下的焦烟味，它们共同构成了我日后对拉萨冬天的回忆。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对于像我这样生活经验严重不足的人来说，进医院求医有时候就像走进了一个迷宫，在深深的庭院中，拨开无数的云雾和帘幕，推开了一扇又一扇大门，做了一个又一个检查，兴许还是查不出病因来。
人活着会遇到很多种无奈，看病求医便是一种，仿佛是在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上，然后坐在长廊上等一个提心吊胆的答案，而对方却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
如果可以，人还是少生病好，而且最好不要在异乡的高原上生病。
苏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吃完晚饭。话还没说到几句，我就不停地咳嗽，咳到胸口痛。
她说：“你咳得这么厉害，还是吃点药或者是看医生吧，打点滴也行。”
其实我有吃药的——消炎止咳片和川贝枇杷膏（糖浆），自己去药店买的。有时候咳得厉害，半夜也坐起来喝糖浆。
苏颜说她生病的时候情绪特低落，伤春悲秋的，颇有点林妹妹的感觉。
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大概也这样，头昏脑胀时最容易想到生和死，想到孤苦伶仃，想到没人疼没人爱，但这些年一个人天南海北地跑，也就懒得去想了。打小我就是在药罐子里泡大的，没少吃“皮鞋”，母亲总是不分昼夜、背着我一个诊所接一个诊所地跑。有时候在想，我或许就是这样把母亲给拖垮的吧。
高中以后，我就很少生病了，几年也难得一场感冒。但不太喜欢运动的我，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上大学那会儿，因为学的是中医专业，很想生一场小病，然后幻想着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实践一下，把自己给治好，可惜直到我退学也没这个机会。那时候还没有“张神医”，还没有“绿豆包治百病”，更没听说有什么“特制皮鞋”，于是就天真地以为只要是药都是货真价实的。后来才知道，货真价实的只有我们这条贱命——一碰就碎。
生病的时候多半是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这不仅仅是指生理方面的抵抗力下降，也是指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总希望有人陪，有人关心一下自己，嘘寒问暖什么的，哪怕只是象征性的。
那天晚上刚好是有月食，在走廊上跟她聊着聊着，抬头一看，好端端地一轮圆月无端地被啃了一半，接着干脆全没了。紧接着听到楼下不知道是藏族人还是回族人，在那里敲锣打鼓，兴许他们真以为是天狗食月呢！
苏颜说她在武汉，天上云很多，能见度不行，不知道月亮是被云挡住了，还是真的有月食。
我说：“是真的，拉萨这边的天空一朵云都没有，我保证是真的。”拉萨的天空经常都是这样子，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天上一朵云都看不到，很纯粹的蓝！我曾经一度很喜欢这种没有杂质的蓝，但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说实话，我是个比较自我的男人，对于日食、月食、流星雨、潮汐、、北极光、星座这一类的事情并不太感冒，很多时候都只是偶然经朋友点拨或者是生拉硬拽才去看的。可是，这些看似无聊的事情，在日后想起来的时候，因为有那些和我们一起无聊的人，我们总是会开心地笑出声来。
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和苏颜电话聊天，她都会不自觉地扯到她的前男友们。
她问我：“走了这么多的路，你还相信爱情吗？”
我说：“我相信。但是，我更相信就像生命也是一个过程一样，所有的情感在生命中，也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萌芽，有成长，最终也会有消亡。只是这个过程有些人的长久，有些人的短暂，有些人的平淡，有些人的曲折……但无论如何，爱情仍旧是值得人们去投入的一件事情——纵使它并不是唯一值得投入的。”
“那你呢？在路上这么久，有遇到让你心动的吗？”
“在路上的人是很难有爱情的，纵使有，也是短暂得如惊鸿一瞥，无疾而终。”或许这也是上帝的安排，美景与美人不可兼得。
可人总是贪婪的，在不可兼得处便生出了“物化”的思想。于是我想起作家高行健说过的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在山水中看到了一个女人，有时候我们在女人身上看到了山水。”
审美便是这样，雾霭沉沉是另一种朦胧，而犹抱琵琶便留住了那份想象。眉如青黛，碧波荡漾，在轻盈的笑声中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清泉石上流”的宁静。
于是，在旅途中，在闲静时，看着这一方山水，停下来想想，身边何时曾缺过一位“美人”呢？
父亲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啊？你房间里的书架已经装好了，差不多的时候，一家人就可以搬进去住了。”跟他说了没几句话，他便知道我生病了，“你身体没事吧？”
其实那时我正在医院打点滴，但怕他担心，还是强忍着说：“没事。”
“在外面跑了这些年，如果真的没什么搞头了就算了。你看看现在，有几个专职写作的？最多也就把它当副业来做。你也老大不小了，不指望你为家里分担什么，反过来还要让我们担心你。”
如果是一般的朋友，当他听到你说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时，第一句话总是这样：“加油啊，我支持你。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总能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们只能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类似这种鼓励的话，我听得不少，渐渐地也就当作浮云从耳边飘了过去。
可父亲不是朋友，是亲人，是那个你没法选择又割舍不掉的人。生在一个传统务实的国度里，亲人更关注的不是你有什么理想，而是今后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充沛的物质，有没有成家立业的能力，能不能凭着这些物质让自己出人头地，凌驾于别人之上。我自然没有这方面的倾向，于是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还是让他们很担心。
如果是以前听到父亲这么说，我兴许会对他发脾气，抱怨他对我的生活态度不理不睬。可是现在，我温和了许多，只是说：“其实，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很多了，都还没到能把自己饿死的地步。”
我内心的追求，父亲肩上的责任，都是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不可能放弃文学之路（文学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又不想让他过分地担心我的处境（父亲是我生命的源头）。在这种拉锯的状态中，我隐约感觉到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仿佛思念中远方城市的每一座大楼都会在顷刻间倾轧下来，把我的灵魂压在这用野蛮和文明构建的尘土之中，永世不得翻身。
后来在电话里和唐越聊起这件事，没想到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阿福，你什么时候要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去写黄色小说吧。”
我有气无力地回他：“我说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啊？好歹兄弟一场。”
“这你倒想错了，我真不是对你没信心，我是觉得吧，写黄色小说也不错啊，大家都需要这些东西，只是没有拿到台面上说罢了。关键是你在这方面又有天分，不写的话太浪费才华了。”
“你才有天分，你们全家在这方面都有天分。”
“不是，不是……我说你装得这么正经干嘛？你听我说，其实所有的文学流派里头，就属黄色小说最有市场了，因为它在全世界人民之中完全没有文化障碍啊！你想想啊，我们活着每天都要摄取食物是吧，可是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吃的食物的成分也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吃大米，有人吃馒头，有人吃糌粑，还有人啃面包。可是呢，人活一辈子，不能说全部，但大部分是要做爱的嘛，而且性也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通过你的作品能教会他们怎么繁衍后代，也算是为世界人民做了贡献了。何乐而不为呢，你说是吧？”
“我不愿意整下里巴人。”
“关键是，阳春白雪你又唱不了哇！即使你唱得了，这个时代也没几个人愿意听啊。你放眼看看，这个社会，天天都在喊大师归来。可真正有几个人需要大师？有几个人打心眼里尊重大师？而且，你这人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认为你年纪轻轻的就能当大师？往西藏跑一回就能当大师？那帮小姑娘能叫你几句大叔就算抬举你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真跑去舔他们的脚趾头吗？”
“阿福，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自上而下的文学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你干嘛还要抱残守缺呢？只有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文学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和关注，学着研究研究怎么当婊子吧，或许对你有帮助。”
“我就是不愿当婊子！”
“都说了好多遍了，牌坊你又立不起来。”
我一急，差点把手机给砸了。
在医院花了我近一半的积蓄，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我只得回家。倒霉的是，火车票已经售罄，我又花了将近一千块钱买了张从拉萨到成都的长途汽车票，准备再从成都坐火车回广州。买完票，我银行卡所剩的钱已经不多了。
汽车绕了很远，从拉萨进入藏北，经过可可西里和青海，在格尔木作短暂停留……第二天天亮时，发现已经到了四川阿坝。枯黄的草原上积雪成群，羌藏人骑着摩托车在放牧。
父亲打电话问我到哪里了，我说：“我刚到阿坝，这里有一片大草原，它和我在香格里拉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电话那头的父亲不知道阿坝和香格里拉在哪里：“草原嘛，肯定和南方的城市不太一样啦。”
近五十岁的父亲其实没去过多远的地方，最多也只在江西和广东两个省之间往返……那一刻，我突然体会到，面对这样的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儿子，他实在是太难了。
汽车在阿坝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停下来，让旅客在路边解决大小便。天很蓝，车外的空气依旧很冷，我多走了几步路，用手掌的温度把冰雪融化，洗了把脸。抬头看到草原上这条笔直的公路，天地广阔，突然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来到了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有人说：“极端地孤独的人，就像悬崖上开的花。花圃里的花只能供人观赏，雪莲却可以治病救人。”苏颜，我是那供人观赏的，还是治病救人的？也许都不是呢，也许我的作品恰恰是引人跌入深渊的呢……那我的这份坚持还有意义吗？如果我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伐木工，或者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商人，我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吗？
过了草原，便是曲折的山路，汽车翻山越岭，经过汶川，经过青城山，来到成都。
春运期间，很多人坐火车从广东回到四川与家人团聚，而我却逆着人流而动——成都到广州的列车上人很少，有些凄凉。
我半夜才到广州，背着沉重的迷彩色旅行背包。父亲到楼下来接我，我已经有近两年没见他了，他又胖了些，有了小肚腩，没了年轻时的帅气，脸上的肌肉也渐渐松弛。他身上的一切都呈现出中年人的姿态，甚至被生活折磨得有些疲惫，总让我觉得自己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