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包工头葬礼引起的官场大地震与君臣斗气的老故事。——闲读《随园

【原书卷十·四四】

余己未座主，为泰安相国赵公仁圃。公以长垣令有政声，受知世宗，晋秩卿贰。平生爱时文，虽入纶扉，犹手校成、弘诸大家，孜孜不倦。《晚泊小米滩》一绝云：“回桡舣艇傍平沙，客路停舟便是家。坐久鸟惊山吐月，话长人喜烛生花。”作令时以勘灾故，足浸水中三日，故病跛。每入朝，许给扶以行。讳国麟，山东人。

己未，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

座主，有两种含义，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关系称谓；二是佛教词语。1、政治关系。早在汉代实行察举制的时候，被举荐者便对荐举他的郡国长官自称“门生”。对举荐者称“座师”。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及第者拜主考官为师称为“座主”，结为师徒，这也成为晚唐党争的温床。宋代，有鉴于唐代的党争，把进士的最终选拔权通过殿试确定于皇帝手中，意图是进士自称“天子门生”，把皇帝看成座主。然而宋代及明清在实际操作中都会选主考官员，举人、进士亦用以称其本科主考或总裁官为座主。是刚入仕途的进士（举人）们的重要关系之一。2、佛教语。谓大众一座之主，犹言上座﹑首座。

赵国麟，（1673年—1751年），字仁圃，号拙庵，山东泰安人。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康熙五十八年，授长垣知县，兼管内黄县。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三迁至福建布政使，调河南。雍正八年升任福建巡抚。后调安徽。乾隆三年，国麟升任刑部尚书，调礼部，兼领国子监。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乾隆六年请求引退，被乾隆帝挽留。不久被弹劾，降职为礼部侍郎。乾隆七年，又升尚书。国麟又欲引退，未被允许；数月后，再次申请，乾隆帝不悦，夺其官职，改在咸安宫效力。直到乾隆八年，方准许国麟返回故里。乾隆十五年，到京师为乾隆帝祝寿，赐礼部尚书头衔。次年卒。

晋秩，意思为进升官职或等级。明《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中权有资于后劲，擘画而榆镇立通。嘉此戎功，晋秩枢佐。”

卿贰，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明史·赵世卿传》：“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

纶扉，犹内阁。本义是宮殿的门。明清时称宰辅所在之处为“纶扉”。明·陆世廉·西台記·第一出：“纶扉身践，从来望实崇高。”明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弘、成以前，内阁尚参用外秩，如陈山以举人，杨士奇以荐辟……皆入纶扉。五十年以来，遂顓用词臣矣。”

成、弘，明代年号成化与弘治的并称。清·黄宗羲《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寿序》：“成弘之后，散而之於缙绅各操其权，而馆阁始为空名矣。”

【闲言碎语】

吸引我细读这条诗话的，是因为“座主”二字。因为不清楚其含义，误以为是“坐馆”之类的，也就是给人家当家庭教师。想想袁枚似乎没有干过这项工作，便仔细的查了查资料。这才弄清了“座主”的意思。

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现象十分严重。在宗族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在官场上则以弟子门生、座主恩公为桥梁。官场上还经常通过同年、同僚、同乡、同宗等，以各种理由构建起一个个小圈子，互相举荐提携，一致党同伐异，用密集的关系网来维护集团与个人的利益。这样的问题，皇上也很是头疼，但也无法彻底解决，因为皇族优先就是最大的人身依附利益集团。

赵国霖中进士后，于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授长垣（河南长垣县）县令，兼管内黄（河南内黄县）县事。时逢内黄发生大饥荒，发库粮数万石赈济灾民。这年秋天，黄河决口，水逼长垣县城，赵国麟率领官吏士绅日夜堵筑，并将城外受灾百姓用木筏运至城下，再用大绳系入城内，计口安排食宿，灾民免于水患。次年，黄河又决口，赵捐献俸禄筑堤护城，又修筑太行大堤百余里，开支河数道疏流，自此以后，长垣再无水患。雍正登基后，得到大力提拔，十年时间，由长垣县令升迁至福建巡抚。后调任安徽巡抚。乾隆三年（1738年），升任刑部尚书，不久调任礼部尚书，寻兼国子监事。乾隆四年（1739年），拜文渊阁大学士。这一年，袁枚考上进士。而科举考试归礼部负责组织实施，礼部尚书自然担任主考官，袁枚称其“座主”，理所应当。

看了赵国麟的履历变化，这一段引起了我的注意：“乾隆六年请求引退，被乾隆帝挽留。不久被弹劾，降职为礼部侍郎。乾隆七年，又升尚书。国麟又欲引退，未被允许；数月后，再次申请，乾隆帝不悦，夺其官职，改在咸安宫效力。直到乾隆八年，方准许国麟返回故里。”按说，雍正时期的红人，乾隆不重用了，应该是正常的。为何赵国麟要求引退不批，之后为啥又多次要求，以至惹恼了乾隆，罢去了赵的官职呢？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在乾隆五年，一个石匠的葬礼，引发了一场官场大地震。赵国麟也身陷其中。

乾隆五年（1740年）秋天，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名叫俞君弼的石匠。说是石匠，是因为他确实有一手凿、敲、刻、镂的绝技，但发展到后来，应该是个包工头，带着一班人挂靠在工部，承接皇室修建等大规模工程项目。如此多年，就积攒了许多财富。不过，钱再多，也挡不住人要死。人死了，就要办葬礼发丧。就是这场葬礼，震动了京城，也震惊了皇上，说一说操办与参加葬礼的官员，就足以让我们现代人也大吃一惊。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许王猷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九卿亲至灵前磕头祭奠；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帮忙，陪吊数天；连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送来帖子表示哀悼。朝廷中的尚书、侍郎等六部九卿高级官员中，只有户部尚书陈意华等寥寥数人找借口没有前来。按照现在的说法，除了皇上与满族公卿没有到场，其他副部级以上汉族官员，在部分政治局常委的带领下，基本上全部到场祭奠。

在等级制度和礼法森严的清代，丧事礼制规定得十分具体。“九卿会丧”的葬礼，只能在皇帝或者皇后驾崩的时候才能使用；王、公级别的亡逝，虽然可以会丧，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人数。致祭方案由礼部制定后，还须皇帝批准。公（不含）以下爵位，没有圣旨特许，一律不得会丧。至于像俞君弼这样的包工头，平头老百姓一个，根本就不敢奢望、也不允许有这样体面的丧仪。

为啥在一个平民的葬礼上出现了“九卿会丧”情形了呢？一句话，都是银子惹的祸。这俞老板虽然赚来了万贯家产，但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寂寞的俞老板就认了几个义子义女，聊解膝下空虚。俞老板前脚刚死，尸骨未寒，他的“义子“”义婿”就开始为了家产的继承权争夺不休。养子俞长庚、养女婿许秉义各自攀附权贵以为己助，试图压服对方。许秉义为给对方施加压力，通过同姓“联宗”的方式托请内阁学士许王猷，要其利用社交关系，邀集同侪前来参加岳父的葬礼，并以家主身份举办葬礼。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当然，这些大臣也不是白来的。凡参加会丧大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承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这在当时官员们工资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有了这场九卿会丧的大戏。

不料这葬礼搞得太隆重，招摇太甚，引发舆论非议，有人奏报给皇帝。乾隆知道后勃然大怒。一帮公卿大臣，去给一个包工头下跪磕头，体统何在？擅自动用帝后丧制，居心何在？但只是听说，未见实据，于是派时任九门提督、兵部尚书的心腹大臣鄂善查实奏报。不久，鄂善回奏：此为俞家养女婿许秉义为争夺遗产而起，主要操办者是内阁学士许王猷、礼部侍郎吴家骐、詹事府詹事陈浩。另，顺天府尹张鸣钧在办案过程中，私自发掘俞家埋藏白银2万两。乾隆下旨，将顺天府尹张鸣钧交刑部议处，内阁学士许王猷、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等革职。俞家养女婿许秉义斩首示众。此案似乎已告结束。

三个月后的乾隆六年初，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奏折，让事态骤然扩大。仲永檀在奏折中称，前去吊唁之人，在俞家遗产继承案中收受了贿赂。前往俞家吊唁的不止九卿，还包括军机大臣中仅有的两名汉人张廷玉、徐本。大学士赵国麟，兵部尚书鄂善等，都不干净。并直指鄂善在查办案件中受贿1万两。

此奏折，貌似为纠察官风，实则为朝中政斗。御史仲永檀是张廷玉政敌、军机大臣鄂尔泰的“得意门生”。此举目的在于打击张廷玉一派。由于仲永檀此折打击面太大，震动整个朝局，乾隆帝不得不有所顾忌。看到该折后，他以为仲永檀诬陷大臣，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于是，先调查有明确受贿线索的鄂善。乾隆打的算盘是，自己的亲信鄂善绝对不会有受贿问题。而在查无实据之时，便可以治仲永檀诬告之罪。

不料，几天之后，案件的调查出现巨变。鄂善的家人及知情者，都一一招认。乾隆闻奏大怒，又亲自提鄂善当面询问，鄂善拒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劝慰说：“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从其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却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忽！”本来汉九卿受贿会丧富商，乾隆早已气愤至极，现在自己亲信的满臣又受贿，更使他怒不可遏。受贿一千两银事虽小，乾隆气的是苦心培养的心腹，却对他有隐私，“鄂善之重罪在于欺罔大不敬！”

见乾隆翻脸，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再审讯时，他推翻前供：“我听谕旨云：如果有受贿实情，可在朕前据实奏出，朕另有办处，以全大臣之体。”“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我实无赃私入己。”然为时已晚。乾隆听说鄂善翻供，就更下了决心，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带至家中令其自尽。

对于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包工头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的丑闻，乾隆顾及面子，予以了遮掩，谕称：“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帖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

此案的结果，乾隆不仅处死了鄂善，还将仲永檀调任左佥都御史。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被仲永檀参劾的大学士赵国麟上书乞休，乾隆帝知其有怨气，命其照旧供职。但赵国麟所求并非留任抚慰，他心中有气，再次上折：

好利固真小人，好名亦伪君子。名之与利，相去几何……九卿中之吊奠者，非必尽无耻而贪利也，特过听怂恿之言，因循礼俗之陋，而偶一失足，重为天下非笑……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奠细人之丑号，此何如事,而可轻出口乎！

字面意思是：我们都是朝廷的高级官员，却被下级随意说成是跪奠小民的丑类。这有违“尊尊”之义，不利于朝纲啊。言下之意却是：皇上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老臣啊。

乾隆当然能够品出字里行间的味道，但一时也无话可说，只得在朱批中称该意见“老成持重”。但没过多久，赵国麟又被内府刑科给事中卢秉纯参劾（按，内府刑科是设置在内阁中的对应六部的谏言、监察官员，不归六部管辖。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务，对圣旨与奏章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与注销）。参劾赵国麟庇护解任官员、赵的亲家刘藩长（原任光禄寺卿），不仅“缔结姻亲”，泄露刘被参奏的内幕,而且试图保举刘藩长，使其复职。乾隆帝抓住这一点，命将赵国麟降二级调用，出了心中恶气。事后查明，卢秉纯参劾不实，并且在审案中对刘藩长大打出手，主审此案的鄂尔泰、张廷玉对此十分反感。乾隆帝得知后，称卢秉纯为“妄乱无赖”将其革职，但又明确宣谕,赵国麟之得罪，乃其“不知自处”,“并非因卢秉纯之参奏”。大概是乾隆觉得如此对待赵国麟不太合适，次年，即乾隆七年，恢复了赵国麟的尚书职务。但赵国麟已经伤透了心，便上疏请求引退，乾隆不允。过了几个月，赵国麟再次上疏乞休。惹恼了乾隆，命革职，留在咸安宫效力。第二年，才允许赵国麟返回故里。

一场葬礼引起的官场大地震，一段赵国麟与乾隆斗气的老故事，絮絮叨叨说完了。给我的感觉：

无官不贪，能赚钱的地方总少不了官员的身影。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流行的请官员给企业开业剪彩赠送金剪刀、红包与九卿给包工头吊丧，如出一辙。

无君可信，乾隆的所谓心生一计诱骗鄂善招供，完全没有政治操守。此类行为，耄耋之年的老者当有所经历。

无理可讲，明明是乾隆皇帝错误贬斥了朝臣，却容不得大臣有一丝怨言，想撂挑子都不行。皇权有开除你的权力，但你没有退出的自由。

“三无”产品盛行，是法制不健全的重要标志。随着民智启蒙，法制健全，“三无”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少。这一点，我真信！那个长得与外星人一样的马云不是说：“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由此，我也希望大家都信！